今日本报头版刊发了东胡林遗址新发现的报道。１０月２５日，在东胡林遗址举行了现场座谈会，以下是部分专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后未经本人审阅。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个遗址的确比较早，是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发现了墓葬和保存状况很好的人骨，十分重要。一定要把人骨保存好，最好不要用化学材料处理，尤其是面部和牙齿，每一小块骨头都应该收集起来，将来可以做很多研究，可以做ＤＮＡ分析。中国第四纪马兰黄土的命名地马兰台也在这里，和遗址结合起来，我提议建立一个遗址博物馆，可以丰富这里的人文科学资源。
周昆叔（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在东胡林这个遗址不但找到了北京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且找到了创造这个文化的人，这是其他同时期地点中所没有的。东胡林人是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代的革命者，是以陶器和农业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因此，这个发现是北京地区古老文化中的一件大事。东胡林遗址早期文化层上部那层红色的古土壤就是我们环境考古学者通常所称的周原黄土，下边的砾石层是更、全新世之间的侵蚀层，这一点和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甚至和西北欧洲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两层之间全新世早期那段地层在这里的堆积特别厚，超过一米。更、全新世之间这一段时间正是一个气候、环境、文化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么厚的地层堆积是难得的研究条件，应该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
关于遗址保护，我赞成建立遗址博物馆，把它作为北京西部文化走廊的一部分。这里有百花山、灵山、爨底下村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结合起来，是一个好的旅游资源。
黄慰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考古学家喜欢新的的发现年代越早越好，但是那些文化演进的关键阶段更应该引起重视，东胡林遗址这段年代正是这样一个关键的阶段：年代跨度处于距今１３０００—８０００年之间，是地质时代的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气候与环境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考古学上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国际上十分重视这一阶段，他们特别希望了解这种转折、变化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表现。东胡林遗址有这么好的资料条件，北京又具有非常好的科研条件，其他的地方没法比。北京大学自己就可以组织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应该将东胡林遗址的研究搞成国际先进水平，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提供线索。比如这里发现了目前中国最早的墓葬和人骨，就不光只是传统研究的男女性别和年龄这样的问题，应该问一问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同一时期南方地区、北方地区都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他们是江西仙人洞的人北上了，还是蒙古高原地区过来的？可以做些ＮＤＡ分析。
如果要建立遗址博物馆，我建议不要太大，但内容要丰富、有特色，从自然到人文能够把这一地区讲透彻，值得参观。
莫多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东胡林人和东胡林遗址所处的时间段非常重要。人类生活了已经有几百万年，但是东胡林这个阶段出现了农业，为什么这样，还不是很清楚，北方和南方都有几个同时期的遗址，但是材料还是太少，而东胡林遗址各方面的资料都比较丰富。北京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比如山顶洞、王府井的东方广场，比东胡林稍晚的有上宅和昌平雪山等遗存，都是新石器时代，东胡林正好把它们关联起来了。东胡林遗存所跨的这段时间，环境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都很快，农业就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个遗址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之上的几个文化层的活动面也很清楚，怎么来研究它们，揭开这个变化的过程？我建议各个学科通力合作。
关于保护，我同意几位专家的意见，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发掘和宣传它的内涵，尽快发表有关的资料，引起更多的人包括管理部门的重视。
郁金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东胡林遗址发掘副领队）
听诸位专家的意见，东胡林遗址是一个从更新世向全新世、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典型剖面，这里又多了教育科普基地。我们将尽快商量一个遗址的保护计划。在这个计划被确定以前，现在可以采取发掘探方回填，周围培土设置排水沟等办法，几年内应该没有问题。为了进一步的研究和保护需要，对墓葬人骨和相关的遗迹暂时不作化学保护处理。
背景——
东胡林人与农业、陶器起源及新旧石器时代文化过渡问题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进化的一个全新阶段。按照传统的定义，新石器时代始于人类开始使用磨制石器，世界各地较早的年代普遍在距今万年左右。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国人柴尔德提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考古学家倾向于将这个阶段看作是人类生活与文化的一场全面的革命。其中陶器与农业的发明、定居的农村的出现都是这场重要革命的内容之一。东胡林遗址发现了这个阶段的陶片、墓葬以及多个灶坑及其他遗迹和各种文化遗存，是中国诸相关遗址中遗存比较丰富的一个。
毫无疑问，中国是早期陶器与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中心之一。大约在距今１５０００年左右首先在中国南方可能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９０００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的机会。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结束并向全新世转变、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与农业的发明和应用就是这个大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
在中国陶器与农业的起源阶段至少存在南北两个中心。南边以南岭一带为中心，从西往东主要有广西桂林附近地区的庙岩、大岩、甑皮岩，南宁附近的顶蛳山，广东的牛栏洞，湖南的玉蟾岩等，以及往东的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等。北边以北京附近为中心，除了东胡林之外，还有河北的于家沟、南庄头和北京的转年等遗址。两个中心的遗址在空间上相距不远，年代上紧密衔接，文化内涵和占据的生态位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磨制石器在两个地区的出现也大致与陶器等遗存同时。目前华北地区可以看出器形的早期陶器都以平底的罐形炊器为特色，在最晚的转年还发现了可用于进食的盂形器等，表现出不断发展的进步过程。华南地区可以看出器形的早期陶器基本上是釜形器。两个中心分居中国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从石器等工具组合、生态环境、遗址的生态位、开发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观察，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两地的陶器和农业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从年代上来说，南方地区又可能略早于北方。
在发现这些早期陶器的南方诸地点如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等发现了有人工驯化痕迹的稻米遗存。那些没有稻米遗存的遗址，从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种类和形态观察，人类经济已表现出广谱适应性特征，食物资源趋于小型化，其中植物采集在食物中所占比重也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南方的几个遗址中，陶器遗存的出现都和螺蚌等淡水带壳类动物遗存大量进入文化层堆积具有共生关系。北方地区前仰韶时期的粟作农业已很发达，虽然陶器发明时期迄无粟的考古学证据，但是从年代更早、无陶器遗存的山西下川到这次发现的东胡林以及南庄头和转年遗址与陶器共存的磨盘、磨棒这类几乎可以肯定是用来加工植物籽实的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与南方表现出的大致相同的情况看，作为炊煮器的陶器，都应该主要是针对谷物类和螺蚌类的食用加工而被加以采用的，有意思的是，在北方的南庄头和于家沟，螺蚌类同样是文化层中较为丰富的遗存之一。因为和从前的狩猎、采集类食物比较，过渡阶段人类广谱性的经济活动新近纳入的谷物类和螺蚌类食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炊煮器物和炊煮过程，几乎是无法被加以食用的。因此，中国南北方陶器的发明，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动力机制。
包括东胡林遗址的这些考古遗存基本上都属于末次冰期期间或者更、全新世的过渡阶段，考古学家认为在人口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人类对动植物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了空前的增加，这其中就包括在深度的采集经济下对谷物类植物特性的深入认识和对小型的水生动物资源的强度利用。因此，陶器和农业的发明也是这个文化史上大发明时期的继续和结果。代表人类文化上的广谱适应方式已经确立、食物种类空前扩大的细石器和小石器工具传统起于前，人类向日益变小的宜居环境的集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尝试和定居继于后，这一切使得在人类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探索和发明的制度机制，标准着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代的开始。
末次冰期最盛期过去后，人类迎来了一个比较适宜的发展期。环境较前趋暖，动植物资源更加丰富，特别是随着文化的积累和人类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锻炼出来的适应与发明创新能力以及制度机制，使其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下具有了更强的适应能力，不必再像以往那样频繁地迁徙，便可轻易地满足谋生的需要，群体的定居性由此增强了，在特定的区域内，人类也更倾向于能够供养更加庞大的社会人口，这无疑为社会的分工和更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驱动力量。因此，凡是那些独立地经历了早期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地区，最后都或迟或早地演进出比较发达的复杂社会和文明形态。末次冰期之后的人类文化与社会，在以陶器与农业为代表的技术基础和定居与庞大人口为前提的社会结构的支撑下，迅速步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东胡林遗址发现有墓葬和保存较好的人骨，为从ＮＤＡ等角度研究南北中国早期农业社会诞生时期人种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形成等提供了可能性。对人骨的其他研究也可能会揭开当时人类生活与适应环境的其他一些谜底。
（本报记者 曹兵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