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这就是1982年4月在母校河南大学最后演讲中的八字概括语：“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一
尹达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深深受着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
上个世纪40年代，尹达明确表示：“三十年代，我读了郭沫若同志关于古代社会的著作后，就很自然地吸引着我。……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到了郭老的影响。”1945年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在重庆发表，身居延安的尹达发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周恩来往返重庆———延安，转达彼此的著作，尹达同郭沫若建立起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深厚友谊。对于受郭沫若的影响，尹达有这样的自白：“在治学的精神上，我已成为郭老的私淑弟子了。”
1954年4月梁思永在北京病逝，中国科学院举行纪念会，院长郭沫若出席，尹达以《悼念梁思永先生》为题在会上报告了梁思永生平学术活动和成就，这样评价梁思永的贡献：“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和秋天，思永先生主持河南安阳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在这里找到了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有了它，才把猜不破的谜底戳穿了。这是中国新石器时*古发展中的一个极其其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尹达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正是以梁思永参加、主持、领导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坚实基础，准确地运用关于“小屯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之具体的层位关系”这把“钥匙”，经过缜密论证得出确论的。他此后关于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点逐渐深入并理论化的。1955年8月《中国新石器时代·后记》有这样一段文字：“现在梁思永先生已去世一年多了，我谨以这册书的出版永志思永先生的热情。”《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永志”的实际是尹达与梁思永的学术渊源。
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决定尹达必然会走出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治学道路。二
尹达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
1．突破安特生的体系，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科学体系，是尹达致力于一生的重大学术贡献，《新石器时代》是其代表。
1939年冬在延安写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推测出龙山文化（两城期、龙山期、辛村期）与仰韶文化（后冈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绝对年代，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体系初步建立。1955年4月针对安特生新著的观点写成《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一文，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综合大量的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新资料，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来”。1962年10月发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和系统的总结，“为这一学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广阔的前景”。
上述文章结集，1979年增订为《新石器时代》出版，成为尹达致力于“探索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的代表作。
2．把新石器时代研究推进到系统的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是尹达的又一重要学术贡献，《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简称《中国原始社会》）是其代表。
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辟的“草径”上，1939~1941年尹达结合当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成为新史学阵营中从考古学出发系统研究原始社会的代表作。
1939~1940年9月完成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这两编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贡献给学术界，“希望从这里看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线索”。“补编”为三个单篇论文：为论证“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并不是由它处移植过来的”，批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东来”或“西来”说，1940年1月写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7月写成《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认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及附近的考古发掘，是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的一批最有价值的史料”，“离开它们，就不可能写出殷商社会的信史”。1941年1月写成《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强调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殷商史料“是最可靠最宝贵的”，但所出的报告太少，“不能代表全部的殷代遗址发掘的史料”。
前后三编，1943年由延安作者出版社出版，名为《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别于其他原始社会论著。这一论著，是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3．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尹达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中国史学发展史》是其代表。
在完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之后不久，尹达的“精力移到史学理论方面”。1977~1978年决定在历史研究所创建史学史学科研究阵地，着手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逐步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行探索。
1982年下半年，与研究室成员制定《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原则，成立编写组，分工编写。编写原则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予以探索和总结；确切地划分其发展阶段，阐明各阶段史学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1985年7月《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下限写至20世纪40年代末，对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成为科学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苏联学者勃·格·多罗宁认为《中国史学发展史》这项成果是“当前中国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史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新的趋势都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
分看三本书，分别代表尹达在三个方面的学术成就与贡献；纵观三本代表作，则清晰地展示出尹达“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治学道路。三
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他将考古与史学研究有机结合的根本原因所在。
《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的写作即已显示出这方面的特色，将最初17年间“发掘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作系统清理，“综合”各遗址中有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层位关系”的五处堆积情况，将“许多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较和分析”，最后作出结论。写作《中国新石器时代》，更进一步运用综合研究的科学方法批评安特生“在方法论上正犯着这样的毛病，所以免不了要演出‘瞎子摸象’的笑剧”。《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结集出版之际，《后记》强调：“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没有综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这种学科的理论逐步提高，也不可能从全面的综合研究中发见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在系统总结新中国考古收获之后写成《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更是把综合性的研究作为“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中的极为重要的经验”来强调。这一经验或方法，的确是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又包含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等问题。
尹达主张将多学科交叉研究纳入综合研究之中：“新石器时-古学，需要其他学科的辅持和协作，才能够全面而健康的发展起来。”他的这一期望，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