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先秦之时称为“弱水流沙”，秦汉以后始称“居延”。据有关学者的考证，“居延”二字本为匈奴语，有“天池”或“幽隐”之意。《汉书·地理志》云：“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师古曰：‘阚駰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汉初居延曾为匈奴之地，武帝时在此设居延县，其所辖区域当为今日之额济纳河流域。由于居延重要的战略地位，汉代在这里的军事活动前后延续了二百多年，所以至今仍保存着大量的障塞亭隧。也正因为居延有两百多年的军事与屯戍活动，再加上这里极其干燥的气候，遗址中得以保存下来了大量的有关当时*、经济、军事等诸领域的简牍文书，为研究汉代历史的相关制度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 居延遗址三次出土汉简的发掘整理及命名情况
“居延汉简” 1930—1931年间，中国和瑞典两国专家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对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河（弱水）流域做一次考古调查时，于额济纳河两岸的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约250公里之间，另外在布肯尼与博罗松治约60公里之间，发现了汉代的塞墙和障塞亭隧，并在若干遗址中获得10200枚左右的汉简。其发掘地点可分为八个区域：殄北塞、居延区城、甲渠塞、卅井塞、广地塞、橐他塞、肩水塞、北大河塞。其中在甲渠塞的Ａ8（破城子）中获得4000多枚汉简，在肩水塞的Ａ33（地湾）、Ａ335（大湾）两地获3000多枚汉简。由于战乱，这批汉简先后辗转北京、上海、香港、美国等地，现存于台湾。1943年，由劳干先生在四川的南溪整理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石印本）释文部分。1957年，在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共收录了其中的10156枚汉简。其后又陆续有关于这批汉简的各种合编、合校本出现。
“居延新简” 1972—1976年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人民-驻地部队等单位组成了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当时其行政区划属于甘肃省）居延汉代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发掘的重点地域主要是：北部地区的甲渠候官（即破城子，发掘编号为ＥＰ）、甲渠塞第四隧（ＥＰＳ4）和南部的肩水金关（ＥＪ）。其中，甲渠候官遗址俗名破城子，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其编为Ａ8，位于额济纳旗南二十四公里，纳林、伊肯河之间的戈壁滩上，为居延都尉西部防线甲渠塞之长—甲渠候的官衙。第四燧位于甲渠候官以南五点三公里，伊肯河两岸蒙古名保都格的地方，与候官相隔三座烽台，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其编为Ｐ1。肩水金关遗址位于金塔县天仓北二十五公里，额济纳河上游谷地北口的东岸，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其编为Ａ32。考古队总共在此三地掘得19000多枚汉简。另外，1976年，居延考古队在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调查获简173枚；1982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于甲渠候官遗址发现22枚汉简。由于为了区别于30年代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掘并后来出版命名为“居延汉简”的那批汉简，这批汉简在发掘和整理中就被命名为“居延新简”。目前，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和后来的1976年、1982年所得汉简共8153枚，已经收录到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之中，于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仍有肩水金关遗址所获11000多枚汉简至今未整理出版。
“额济纳汉简” 1998—2002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拉善盟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前后六赴居延，对额济纳河流域（80年代已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的居延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先后在居延遗址的甲渠塞第十六燧、第十七燧、第十八燧、第七燧、第九燧和第十四燧的遗址中获得500多枚汉简。因均出土于额济纳河流域，故命名为“额济纳汉简”。经过有关专家学者的努力，这批汉简仅用两年时间就收入了由魏坚主编的《额济纳汉简》一书中，于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居延出土汉简命名存在的问题
上述三批居延遗址出土的汉简为我们研究汉代的相关制度及社会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居延遗址出土的汉简在中国的出土简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故应该有其一套比较完善的命名规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或以当地地名命名，或区别于前次出土汉简，或因行政区划等缘故，导致了同一居延遗址中出土的、内容基本相类似的三批汉简却被分别命名为“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和“额济纳汉简”，而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名，产生了诸多歧义，对学习和研究造成了很多的不便。
首先，从学术的发展、交流方面来看。同样居延遗址中出土的三批内容相类似的汉简没有一个系统的命名，这就会让人们对其产生歧义，而不易理解“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和“额济纳汉简”三者之间的真正关系。这些命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对于相关专业的学习和研究者，特别是一些初学者来说无疑会造成很大的混乱：错认为“居延汉简”和“居延新简”同出土于居延，而“额济纳汉简”则出土于额济纳，并非是同一遗址中所出汉简。另外，“居延新简”中的“新”字正好与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所建“新朝”之“新”同字，这就易让初学者误认为“居延新简”全部为王莽时期的简。这样就弄出笑话来了。随着简牍学日益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越来越多的国外专家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而这些有歧异的命名也必然会给汉简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带来诸多不便，而且也将不利于该学科的长远发展。其实，当前国内外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
其次，从未来居延遗址中出土汉简的命名方面来看。日·大庭脩在《汉简研究》一书中说道：“我以前曾主张，无论居延、敦煌还是江陵，希望出土简的名称能够统一，应当以1930—1931年出土居延汉简，1973—1974年出土居延汉简这种命名为宜。其理由是，如果又有埋藏地下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被新发掘出土，居延旧简、居延新简这种称呼，恐怕会带来麻烦。” 根据当前的考古调查及发掘情况，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居延还会有更多更重要的简牍发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到对未来居延遗址中出土汉简的命名问题。可以设想不久的将来，居延遗址中还会有大规模汉简的出土，那么这些汉简的命名又将如何进行呢？是将其命名为“额济纳汉简”，还是“额济纳新简”，或是别的什么呢？这应该是简牍学界所不愿看到的一种现象。
再次，从人类社会发展对标准化要求的趋势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事物的要求更趋向于一种标准化的方式。从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的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等活动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进行，充分表明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对标准化的要求。同样，居延遗址出土的汉简的整理与研究也应该是按照标准化的方式进行，从而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命名。如果反其道而行，势必是一种倒退历史的学术行为，甚至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学术割据”。这也是我们学术界所不愿意看到的。
三、居延出土汉简命名的建议
综上所述，居延遗址中三次出土汉简不合理的命名已经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对此，很多学者已经呼吁对居延遗址出土汉简进行统一的命名。关于这一点，马先醒先生在《〈居延新简〉商榷》一文中已有提及，“以《张掖汉新简牍》I、II取代既往之《居延汉简》及《居延新简》，以《张掖汉新简牍》III期下一批简牍之出土。”这种命名方式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居延”一词应用已久，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若将其更改为“张掖”或“额济纳”，只能是给学术界对居延汉简的认识带来更大的混乱。所以，在对居延遗址出土汉简的命名过程中不应将“居延”二字改掉。若以其出土年代来命名，即将“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和“额济纳汉简”分别命名为“1930—1931年出土居延汉简”、“1972—1976年出土居延汉简”和“1998—2002年出土居延汉简”，或者“20世纪30年代出土居延汉简”、“20世纪70年代出土居延汉简”和“20世纪90年代出土居延汉简”，或者也可以分别简称为“1930s居延汉简”、“1970s居延汉简”和“1990s居延汉简”（‘1930s’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英文简称，以此类推。）。这样既可以通过汉简的出土年代对其进行区分，又可以将各次出土的居延汉简纳入一个规范的学术命名系统，而且也极大的方便了外界对居延汉简的认识与了解，必将更有利于中国简牍学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承。
2007.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