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从不同渠道收集了两件在美国纽约新出现的镶嵌铜牌饰的资料照片,它们分别是2003年某古董商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文物展览的展品,以及2006年纽约某私人藏品。其中2003年那件注明其时代属夏代二里头文化,所以被置于显著位置受到格外重视。但笔者经仔细揣摩照片,并查阅相关资料,认为这两件牌饰存有不少疑点,很可能是两件赝品。现在愿借《中国文物报》一角把初步认识刊出,以与同道共同探讨。
据笔者的追踪统计,到目前为止,现存国内外的夏代前后的镶嵌铜牌饰真品共有16件左右。纽约这两件牌饰的整体形态和用绿松石镶嵌的立意与真品没什么明显差别,属于比较常见的特征。差别最大、也是疑点最大的是内部纹饰和铸造技法方面。
这两件牌饰的内部纹饰总体都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纹饰两件大同小异,都是一条两端向下或向上的弯折线,只是弯折的方向不一样,2003
年那件向下(图一左,图二之1),2006年那件向上(图一右);下部纹饰,两件都是一条略呈U形的弯折线,只是折线内的眼睛有所差别,2003年那件是一对略呈半圆形眼睛,2006年那件则是一对梭形眼。与铜牌饰真品相比,这两件的上部纹饰想要表现的最有可能是真品上部的T形冠,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见带T形冠的铜牌饰真品的演化趋势是时代愈晚T形冠的形态愈简化,这一点在属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二里头M4:5、约属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美国赛克勒博物馆所藏一件和属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二里头M11:7等铜牌饰上上都有明显反映(图二之4—6)。从这一演化趋势看,纽约这两件的冠部特征甚至比二里头四期那件还要简化,换言之,它要反映的时代特征最早也应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前后。但2003年那件的下部纹饰所显现的时代特征却与此相矛盾。根据对现存其他铜牌饰的分析,2003年这件的下部纹饰想要表现的应是带眼睛的兽面,其略呈半圆形的眼睛呈现出明显反向对称的特征。据笔者所知,目前考古发现具备这种眼睛特征的兽面纹作品主要有两件,即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所出残器盖(饰纹经笔者复原)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残陶片(图二之3、2),年代据发掘者意见,分别在龙山文化末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即距今4000年前后。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的相关作品上尚未见到这种眼睛的兽面纹。这意味着这种兽面纹很可能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个时代特征。换言之,2003年这件牌饰的眼睛特征也类似于这一时期。这就与其上部纹饰所反映的时代特征明显矛盾。另外,按照带T形冠铜牌饰真品的演化趋势,时代愈晚冠部所占面积愈小,而面部所占面积相应愈大。从这一点看,2003年这件的冠部所占面积不到整个牌饰的一半,类似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前后的时代特征(参见图二之6)。这也与其眼睛所反映的时代特征相矛盾。2006年那件的上部纹饰也是所占面积不到整个牌饰的一半,类似二里头文化四期前后的特征,而且其眼睛也是二里头文化四期前后真品牌饰常见的梭形。看起来似乎整体纹饰所表现的时代特征没多大矛盾,但这件牌饰在铸造技法上却存有很大疑点,这在2003年那件上也有明显表现。目前所知的铜牌饰真品中,凡主纹饰是铸出来的阳文,都比较圆滑流畅,即使在纹饰的转折处也是这样,而且即使纹饰已经比较简化的晚期作品也是如此。而这两件牌饰的主纹饰不具备这一特征,其纹饰在整体风格上比较呆板方正,与真品的圆滑流畅之风明显不同。仔细观察又能发现,其纹饰的转折处尤其呆板阻滞,这是因为采用了内方外弧和内弧外方的刻范技法造成的,而这种技法在目前所知的真品牌饰上还不曾见到,却能使人联想起现代篆刻作品在处理笔画转折时常用的刀法。因此,纽约这两件的刻范和铸造技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参见图二)。另外,2006年那件的镶嵌技法也不地道,与真品比较平整的表面相比镶得很粗糙拙劣,也显露出疑点。
综上所述,尽管笔者现在尚未见到纽约这两件牌饰的原物,对其纹饰特征、镶嵌技法和铸造技法的其他方面还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判断,但已经显现出的这些疑点已不容忽视。所以,笔者倾向认为,纽约这两件铜牌饰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很可能是出自现代作坊的同一批赝品。我们注意到,在目前已知的9件现存国外的镶嵌铜牌饰真品上,还未见到确凿的可疑之处,纽约这两件的出现显得很突兀。另据有关资料披露,海外某收藏家手中也有一件与纽约这两件纹饰雷同的镶嵌铜牌饰,只不过做工更低劣。这都说明,镶嵌铜牌饰作为夏代的珍贵遗宝,近年已经引起文物造假者的垂涎,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动向。
2007.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