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从来都是功德无量的事，古代翻译佛经如此，现代翻译考古著作也复如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织翻译考古学译丛，就是这样一件造福学界的好事。这套书选题精当，翻译质量相对也比较好。如其中获得2005年度中国文物报最佳译著奖的《考古学理论导论》（马修·约翰逊著，魏峻译），内容虽然讲的是纯粹的理论问题，却被作者以英国式笔法写得十分生动有力，而且不失深刻全面，译文本身读起来也很流畅通达。
西方考古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有两个小小的高潮。其一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以《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三秦出版社，1991年7月1版）和《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1版）为代表，这些论著的翻译编纂与八、九十年代西方考古学思潮在中国影响逐渐扩大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而自90年代后期开始，考古学界对于西方考古学思想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实际作用有所反思，中国考古学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受到更多的强调。作为对这一时代思潮的反映，这个时期除了个别学者孤军奋战之外，西方考古学思想的译介工作整体上陷入低谷。若干年沉寂之后，近两年则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代表性译著一是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巨著《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年10月1版），二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考古学译丛，包括《考古学理论导论》、《理论考古学》（肯·达柯著，刘文琐、卓文静译）和《阅读过去》（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著，徐坚译）（以上三书皆为岳麓书社2005年12月出版），另外译丛预告还将出版《考古学思想史》（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和《民族考古学实践》（尼可拉斯·戴维德、卡洛尔·克拉梅尔著，郭立新、姚崇新译）。第二个高潮既是上一波高潮的延续，也增添添了新的力量，特别是来自考古学界之外的力量。
在20世纪初叶以来学术近代化的背景之下，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和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从表到里已经完全“西方化”了，而同样起源于西方的考古学，现在却似乎走着另外一条相当接近于传统学术的道路，其中有些学者，对西方模式表现出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排斥。这种现象到底幸与不幸，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难道中国国情就是如此特殊，西方考古学理论到了中国就失去了用武之地？难道考古学只是徒具科学的外衣，而本质上完全就是一种为民族利益服务的-工具？学科目的的不同当然就造就了学术定位的不同，然而强调考古学的历史学属性，是否就意味着一定要否定考古学在纯粹历史学领域之外的探索？应当怎样看待中西考古学之间的关系——二者是分庭抗礼，还是说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高度评价中国考古学成就的同时，另一方面对考古学的国际潮流是否有足够充分的了解？
五十多年前，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经给当时的青年学子张光直写过一封私人信件，信中他痛心疾首地说，“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李济先生的这段实话，实在发人深省。也许我们可以聊以自慰，今天的局面，已不再是那时的情形，但要说这段话已经完全失却了它的意义，恐怕也并非如此。就此而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的出版，实在是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考古学界做了一件好事。仔细阅读一下这类书，对于李济先生所说那种夜郎自大的毛病，孰几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最后一个特别的期望是，希望余下的两部书，特别是崔格尔的《考古学思想史》，作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考古学史著作，能够尽快出版，不要徒令读者望梅止渴。张居中在《中原文物》2006年第6期发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动态思考》一文中说：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着四个以名山为中心的文化圈，即以关中、豫西、晋南为核心地区，以瓶、罐为文化主体的华山文化圈；以鼎、壶（瓶）为主体文化的嵩山文化圈；以复合炊具为特色的太行山文化圈；以桶形釜、支脚为代表的泰山文化圈。华山文化圈在上述四大文化圈中起到了整合作用，在仰韶时代中期已经形成华族文化，并和嵩山文化圈一道奠定了华夏集团的基础；嵩山文化圈最早整合了太行山文化圈，在华山、泰山两大文化圈和淮汉文化带的冲击下，终于在龙山时代形成了华夏集团；融合华山、嵩山和太行山三大文化圈的华夏集团，在与以泰山文化圈和淮系文化带为代表的东夷集团斗争中，建立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并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为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总之，这四个文化圈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相对独立又渐趋融合，在华夏集团的形成和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2007.2.2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