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在柳林三川河流域展开的西部考古工作中，在三川河北岸的山梁顶部（当地人称柿枣垣）发现了二十余处夯土基址，并对夹在夯层中的灰土和打破夯土的几处灰坑小面积选点试掘。当年又完整揭露了位于夯土群中部最大的7号夯土基址、部分揭露了其北部的8号夯土墙，在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早于或晚于7、8号夯土的小型夯土基址。出土器物主要有花边鬲、空三足瓮、小口广肩罐、簋、小口罐等，肩部饰弦断绳纹的小口罐残片亦见于夹在夯层中的灰土中。纹饰以绳纹居多，亦有云雷纹、三角划纹、内填绳纹的三角纹、饰于鬲腹部的楔形点纹、素面或素面磨光等。器物特征和1983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同一座山梁的半山腰上发现的H1所出器物一致。高红遗址中打破夯土的两个遗迹单位中（亦即7、8号夯土基址废弃后）所出木炭经碳十四测年，树轮校正后的年代分别是1220BC（53.7％）1120BC、1300BC（68﹒2％）1120BC，相当于殷墟二、三期，7、8号夯土建筑年代距其不远，当在殷墟二期偏早。同类遗址还发现于黄河西岸的神木石峁、绥德薛家渠、清涧李家崖。
长期以来，在黄河东岸吕梁山区的石楼、柳林、保德、永和等地和黄河西岸的绥德、清涧等地屡屡发现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以上各遗址也分布在这个地域范围之内。有学者把这类分布于黄河两岸，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有着诸多共同文化特征的遗存命名为“李家崖文化”。
在山西的吕梁山区，商代晚期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和黄河对岸的同类遗址有相近的文化特征，但青铜器出土地点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遗址。2004年高红商代晚期夯土基址的集中发现无疑为吕梁山区的一些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这支考古学文化。下面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谈谈对高红商商代晚期夯土基址的性质、族属、夯土的构筑与商王朝关系等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 高红商代夯土基址的族属、性质
高红遗址从山梁顶部到低处近河岸面阳的缓坡上，都有李家崖文化陶片分布，遗址总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山梁顶部（当地人称柿枣垣）面积约40000平方米，地势平缓。二十余处夯土基址均发现于此，总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由于水土流失和冲沟的破坏，已经难以看出夯土建筑的整体布局，当时垣顶面积和夯土的实际建筑面积比现存面积要大。从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看，南、东、北部坡度较缓，三面环水，西临陡崖，易守难攻，防御性极强。高红遗址没有发现城墙，这应该和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夯土建筑中最大的7号夯土基址大致位于建筑群的中心，现存台基面高出当时活动面约1米，长近50米，宽约11米；8号夯土墙南距7号夯土基址18米，东西长42.5米，现存墙体高出当时活动面约1.5米。7号夯土和8号夯土墙之间有广泛的活动面相连接。目前发现的有着商代大型夯土建筑的遗址都是商王朝或方国的都城，如河南的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宫殿遗址、湖北的盘龙城商代中期宫殿建筑群遗址等。高红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发现的唯一一处殷商时期有着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迥异的方国遗存。由于晚期破坏严重，目前所能见的仅仅是高出地面的巨大的夯土台，无法准确地明了其功能。但如此规模的建筑，自不可等闲视之。盘龙城一号宫殿基址中的1号基址房基面宽39．8、进深12．3米；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基址是一座东西长约108、南北宽约100米的夯土台，殿堂基座位于台基中部偏北，东西长约36、南北宽约25米。虽然高红遗址的整体规模不能与之相比，但也显见这里绝不是一处普通的聚落居址。规模宏大的殿堂是权利的象征，是夯土建筑的最高形式，构筑如此大型的夯土建筑，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这里应是一处-集团的活动中心。
史籍记载，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工方、鬼方、土方等方国。关于商代北部、西北部的方国，不少学者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吕智荣先生认为“李家崖文化是鬼方先民的遗存”。罗琨先生认为“在武丁卜辞中并没有伐鬼方的记载，只有对工方、土方、羌方、方等一个个具体方的征伐。这是因为《周易》爻辞中的‘鬼方’是对西北游牧族的通称。”一个分布地域明确、曾是商王朝心腹之患的敌对方国，在武丁时期被大力挞伐，却又不见于卜辞记载，那么这个方国的地理位置是否邻近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并和商王朝有如此频繁的征伐关系很值得怀疑。李伯谦先生通过研究与商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方国居地所在，以及这些方国经常受到来自西边的工方的侵扰，指出“汾河以西石楼、绥德为中心的黄河两岸高原山地应该就是邛方的居地。”甲骨卜辞中，武丁时期征伐工方的卜辞达四百余版，可见工方力量之强大，已成为足以对抗商王朝的劲敌。李家崖文化分布于陕北、晋西北，与李先生对工方地域分布的论述相吻合。高红遗址的全盛时期，亦即7号夯土基址使用时期的年代大约在殷墟二期，正值武丁征伐工方之时。李家崖文化是一支游离于商王朝势力范围之外的异族文化，一个没有一定规模，没有一定经济基础、没有凝聚力、没有严密组织、内部各自为政的部族或部族联盟，是构不成长期对商王朝威胁的。高红遗址就位于工方或以工方为主体的诸方国联盟和商王朝交锋的前沿阵地。
囿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在吕梁山区可能难以形成大规模的遗址。吕梁山区出土青铜器的地点已达二十余处，可见高红这类小规模、易守难攻、又极其重要的遗址绝不是孤立的存在，在群山连绵的吕梁山区内，可能散点式分布着类似高红遗址的遗存，形似分散，却又一呼百应，凝聚力极强，共同保疆守土，抗御外敌，曾一度成为商王朝的心腹之患。高红遗址极可能是工方或工方内某个-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
二、夯土的构筑及与商王朝的关系
高红遗址是李家崖文化发现的唯一一处有着大型夯土建筑的遗址。高红遗址中的夯土，土质纯净，夯层厚在５～６㎝左右。夯窝密集，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夯窝径在１～２㎝左右，似用五、六根木棍捆绑起来做夯土工具。夯土的建筑方法和商代的中原地区一致。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建筑理论和熟练的营建技术，才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左传·宣公三十一年》：记载“令尹蒍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餱粮，度有司。”可见筑城要考虑到时间、工作量、人员的多少、所需费用等，这些都需要严密的组织和制度，有专门的官员管理。高红遗址筑城年代距春秋宣公时虽间隔六七百年，但至高红遗存的晚商时代，夯土的建筑技术早已成熟，与夯土建筑相关的一整套的管理体系亦应完备。高红晚商遗存的夯土建筑也是在有熟练的技术、周密的计划，劳力、财用调配得当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吕梁山区以北的广大的北方地区内，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尚没有发现典型的夯土建筑。而夯土建筑在中原即使从已具有一定规模的郑州西山仰韶晚期古城址算起，至晚商时期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其间经过了经验、技术的积累，制度的逐步完善。高红晚商遗存与商王朝统治区域较为接近，其成熟的夯土建筑技术及完善的管理体系似当得益于有着深厚夯土建筑传统的中原地区的影响。
7号夯土基址和8号夯土墙之间有广泛的活动面连接，是同时期的建筑。7号夯土基址南部有层叠的活动面，而北部没有发现，显然是一处坐南向北的建筑；7号夯土和8号夯土墙西临现代冲沟，东部是晚期建筑26号夯土院落。现在已难以想见7号夯土基址和8号夯土墙之间东西两端的建筑布局。
盘龙城的一号宫殿基址被复原为“茅茨土阶”、“四阿重屋”的形式。高红遗址的夯土建筑在规模和等级上远不能与之相比，又是一支和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异族文化，其夯土建筑面貌及建筑群的组合形式、功用和商文化是否有相类者？先进的商文化对高红遗存的影响是否触及其内部社会组织结构、政权组成形式、社会经济状态等等诸多问题，使我们对这支青铜文化的认识始终似雾里看花，可喜的是随着我们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层迷雾在渐渐淡去。
高红遗址众多的夯土建筑基址印证了曾经的辉煌，这里曾经可能是工方或工方内某个-集团的权利中心所在，是殷商王朝西北方国和商王朝交锋的前沿阵地。高红遗址在殷墟二、三期时，已由-集团的中心沦落为一般居住区。或许正是因为殷商王朝的大力挞伐，才导致了高红遗存-集团的没落。
2007.01.12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