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网讯（记者彭穗九报道）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日，笔者接到所在企业新疆第一农业机械厂（简称农机厂）组织科通知，命笔者参加第二批修建“红卫兵水库”（今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水库）的义务劳动，为期一个月。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运动方兴未艾，自治区决定在三甬碑修建一座大型的“红卫兵水库”，参加修建水库劳动的人员全是自治区各大系统的广大干部。
８月１日，笔者到水库工地报到。只见水库四周，人头攒动，红旗招展。高音喇叭不断播放革命歌曲和“文革”的最新消息。整个工地风雷激荡、热火朝天。工地设指挥部，下按各大系统、各大单位编成大队、中队、分队。笔者所在大队是工交大队，大队长是农机厂生产科科长、建国前毕业于湖南大学的雷精钢同志。我们中队由自治区机械系统和地质局的同志组成，中队长是农机厂农机车间主任、自治区劳动模范刘凤洲同志。我们厂来的２０名同志编为一个分队，分队长是农机厂机动科科长姜炳炎同志。
从大队到分队，还设一名*宣传员。宣传员既要跟班劳动，还要组织撰写广播稿件、负责每天出一期板报、领取发放当天的报纸、制作宣传鼓动标语等。笔者当时为中队宣传员。
工交大队号称“主力部队”。指挥部把我们部署在大坝上，修大坝关键是需要大量的戈壁土，我们中队的任务是从新疆电影制片厂附近的山包上取土，用人力车拉运到大坝。从取土地点到大坝，约一公里，其间要翻越一个长约４００米的山坡，山坡坡度约３０度，山坡上临时开辟了一条土路。上坡路两边靠山，比较开阔，下坡路仅五六米宽，右边靠山，左边是一个深数十米的陡峭山谷。人力车大小不一，大车满载四五百公斤；小车能拉二三百公斤。拉车上坡，后面有人“加油”推车，虽然步履维艰，倒比较安全。下坡刚好相反，载重车在重力驱动下，自行加速下冲，异常惊险。开始，大家小心翼翼，下坡时，先将车把抬起，身体后仰，车尾压路，擦地而行。就这样还是刹不住车，仍不免心惊胆战，生怕稍有不慎坠下山谷。
那是一个“革命加拼命”的年代，人们的献身精神反映到劳动工地，形成热烈的劳动竞赛，大家想方设法提高劳动效率。于是有些同志不满足这种四平八稳的下坡速度，当他们把车拉到坡顶时，将车把一压，双脚向后一蹬，人随之悬在空中，车轮飞速滚动，车手像跳远运动员一样，两脚在空中蹬几下，连人带车迅速“飞”下山脚，这就叫“飞车”。
一天，在班会上，分队长提出：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光是提高行车速度还不够，还要提高装车速度。从明天起，拉车的人要参加装车，因为拉车是腿脚使劲，而装车是手臂用力，拉车兼装车，才能发挥全身的作用。
劳动纪录不断刷新，由开始的每天１５车，提高到１８车至２０车，最后达到２４车。但是伴随而来的是事故频发，有几个同志翻下山脚，造成严重骨折。自治区机械厅一位工程师不幸坠落深谷，酿成车毁人亡，这引起了工地领导的高度关切和忧虑。中队长刘凤洲在每天班会上，一再大声疾呼安全第一，严禁飞车。
修建如此宏大的工程，当时没有一台机械设备，只有铁锨、十字镐、人力车三大件。大坝上打夯也靠人力，几个人用绳子扬起一个大木墩往下砸。
我们分队分工时，让两名刚从部队转业的壮小伙用十字镐劈山挖土，他们三五天就消灭一个小山包，让两名女同志往车上装土，其余１６人全部拉车。以每人每天１８车计算，一个女同志要日装１５０车土，而这算是照顾了。
每人每天运土１８车，这是劳动定额。分队长照顾我做宣传工作，要求我每天拉１５车。
巾帼不让须眉。不几天，新疆地质局一位女青年技术员、全国青联代表也加入到了拉车的行列，大受赞扬。我们厂的女护士长吴织成同志尾随其后，每天也拉１８车。
乌鲁木齐的８月，骄阳似火。拉车上坡，汗流如注，口干舌燥。工地在坡顶和坡下设有三个开水站，上坡之前，先喝一碗凉开水；攀上坡顶，又喝下第二碗；到了大坝，仍需补充水分，再喝第三碗。一天喝几十碗水，竟没有小便。农机厂人事科长、“老八路”陈广仁、总务科长黄茂盛患有严重痔疮，一天下来，裤子上都是血，仍然咬着牙关完成定额。
厂里为我们办了一个小食堂，伙食不错，虽说是义务劳动，吃饭却不花钱。在超常的体力劳动之后，饭是最香的。有的同志一口气能吃下几大碗羊肉抓饭或１０多个大羊肉包子。糟糕的是我却吃不下饭，只想喝水。
８月２９日下午，下了一场小雨，这是难得的甘霖，可是我未因此受益。由于消耗体力过度，又淋了一点雨，收工后我突然浑身哆嗦，顿发高烧。厂职工医院院长周信章一见面，就果断下令：“马上住院。”尽管我一再要求在工地坚持最后两天，医院还是强行把我隔离起来，宣布我患了急性传染性肝炎。
今天回首这段往事，胸中仍然充满自豪，但个人提前两天“下课”，又留下了抹不掉的遗憾。
每当游览如诗如画的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漫步在宏伟壮观的水库大坝时，４０年前修建三甬碑水库的情景便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稿源：《新疆经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