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隐 - 王朝网络

陶渊明的隐孰仕孰隐，也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人阶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其严峻的思考价值。然而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以后历代承传，对文人影响巨大。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这可见诸他的诸多诗作，如20岁时写《咏菊花》、咏三良》、《咏二疏》，借壮怀激烈的历史先贤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佐君当贤臣的从仕抱负。而《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之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道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因此陶渊明仕隐观形成基础之一也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小有强烈的入仕意识。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正言于此。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也是很容易接受的。由《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经曲亚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可见陶渊明天性就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专注于琴书六经又让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远离感，不期然间就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由此可见青壮年时期陶渊明身上就有归隐的潜在和促成因素。同时，自小就生长在幽静宁馨的大自然中，他这种对大自然对归隐的热爱情结也不断从潜在走向清晰明确。与前面说到的陶渊明自幼有强烈的入仕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一个特点：入仕与归隐意识共生并长。自古少年志远者不少，但于猛志之外又怀揣素志，陶公渊明是第一人！入仕与归隐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世态度，当它们集合于一身时，各自独立成长时期固然有一段相安的时间，但相反面带来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公元285年，指挥淝水之战胜利的总统帅、宰相谢安因遭司马道子排挤而染病辞世，刚升起希望曙光的东晋瞬间又陷入黑暗，北伐中断、政治混乱、灾难频生，面对这样的时势，满怀建功立业壮志的陶渊明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产生了质疑，《闲情赋》正是他想追求又怕失望，不绝望再次追求又怕进一步失望心迹的曲折表达。另外，虽然知晓“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然而“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也让他生发困惑的无奈。入仕意识的被质疑也让潜在的归隐意识被激活起来。他开始有就此居田一生永不入仕的设想，并有意识地研究历代隐士，希冀从他们身上找出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在《扇上画赞》一诗中他通过对古代八位有名隐士的赞扬认识到了归隐者在“淳风日尽”的社会里选择归隐却依然能为社会为世人践行一种积极而又合乎主体心志的风范，这亦不失为可效仿的面世态度。最终，陶渊明在“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的矛盾与彷徨中悟出“时有语默，运用隆窊”，以天下有道则佐，天下无道则隐的达观让撞击着的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再次得以相安。由此可见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道”作为称量入仕与归隐的砝码。在这里“道”一指天道人道的守正和谐，一指诗人内心的用于衡量天道人道的一套准则。在陶渊明这套准则同样是儒家、道家赋予他的。儒家认为文人需“进德修业”，但也提倡“立善”、“修身”；而道家则提倡崇尚自然天性、返璞归真。这两者实质上都是要求人对自身的完善，而所谓完善，其前提当然就是率由天性，不扭曲。因此在陶渊明看来，假使“道”不合乎心，纵有多大抱负，一旦违乎自己的“道”（即天性）乃至屈身辱志失却“善”，则都是了无意义的。矛盾的暂时相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平静，人很多时候是心猿两极的。如果把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共生并长时期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幼稚期，把相互撞击后暂时相安称为仕隐观青春期的话，那么我认为亦可把从29岁初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的这12年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磨合实践期、成熟期，这段时期他是时仕时隐的。潜意识里他是想实践自己的抱负的，几次出仕并不意味着其时“天下有道”。陶渊明的初仕就是出于最实际的人生考虑，亲老家贫，碰巧有作官的机会可获俸禄又可实践抱负，他自然而然踏足官场。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时局亦变化无常，抱负才能难以施展；一方面29年久居田园，以抱朴守静为素志的陶渊明在从仕时无时不在怀念着他的田园生活，仕途之于他很多时候不啻于“羁役”、“驱役”。“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正是他该时期的写照。另外，“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徂年既流，业不增旧。”陶渊明渐感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因此虽时隐时仕，勉力“学仕”，结果却是既难展“猛志”又难以忍受“缠绵人事”。可以说，时隐时仕的实践让入仕和归隐在磨合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碰撞：“巍巍青山，商商流水，诗文里，山水的魂魄时隐时现，而人生的天平，一边是官印和米粮，一边是人格和尊严……”彷徨和矛盾是很深地作难过陶渊明的，但最终“失重的当然不是率真的性情”。41岁时以“程氏妹丧，情在俊奔”为由辞去担任81天的彭泽令后，陶渊明终于急切而又坚决地返归田园了。陶渊明的隐孰仕孰隐，也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人阶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其严峻的思考价值。然而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以后历代承传，对文人影响巨大。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这可见诸他的诸多诗作，如20岁时写《咏菊花》、咏三良》、《咏二疏》，借壮怀激烈的历史先贤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佐君当贤臣的从仕抱负。而《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之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道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因此陶渊明仕隐观形成基础之一也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小有强烈的入仕意识。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正言于此。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也是很容易接受的。由《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经曲亚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可见陶渊明天性就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专注于琴书六经又让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远离感，不期然间就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由此可见青壮年时期陶渊明身上就有归隐的潜在和促成因素。同时，自小就生长在幽静宁馨的大自然中，他这种对大自然对归隐的热爱情结也不断从潜在走向清晰明确。与前面说到的陶渊明自幼有强烈的入仕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一个特点：入仕与归隐意识共生并长。自古少年志远者不少，但于猛志之外又怀揣素志，陶公渊明是第一人！入仕与归隐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世态度，当它们集合于一身时，各自独立成长时期固然有一段相安的时间，但相反面带来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公元285年，指挥淝水之战胜利的总统帅、宰相谢安因遭司马道子排挤而染病辞世，刚升起希望曙光的东晋瞬间又陷入黑暗，北伐中断、政治混乱、灾难频生，面对这样的时势，满怀建功立业壮志的陶渊明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产生了质疑，《闲情赋》正是他想追求又怕失望，不绝望再次追求又怕进一步失望心迹的曲折表达。另外，虽然知晓“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然而“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也让他生发困惑的无奈。入仕意识的被质疑也让潜在的归隐意识被激活起来。他开始有就此居田一生永不入仕的设想，并有意识地研究历代隐士，希冀从他们身上找出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在《扇上画赞》一诗中他通过对古代八位有名隐士的赞扬认识到了归隐者在“淳风日尽”的社会里选择归隐却依然能为社会为世人践行一种积极而又合乎主体心志的风范，这亦不失为可效仿的面世态度。最终，陶渊明在“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的矛盾与彷徨中悟出“时有语默，运用隆窊”，以天下有道则佐，天下无道则隐的达观让撞击着的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再次得以相安。由此可见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道”作为称量入仕与归隐的砝码。在这里“道”一指天道人道的守正和谐，一指诗人内心的用于衡量天道人道的一套准则。在陶渊明这套准则同样是儒家、道家赋予他的。儒家认为文人需“进德修业”，但也提倡“立善”、“修身”；而道家则提倡崇尚自然天性、返璞归真。这两者实质上都是要求人对自身的完善，而所谓完善，其前提当然就是率由天性，不扭曲。因此在陶渊明看来，假使“道”不合乎心，纵有多大抱负，一旦违乎自己的“道”（即天性）乃至屈身辱志失却“善”，则都是了无意义的。矛盾的暂时相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平静，人很多时候是心猿两极的。如果把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共生并长时期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幼稚期，把相互撞击后暂时相安称为仕隐观青春期的话，那么我认为亦可把从29岁初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的这12年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磨合实践期、成熟期，这段时期他是时仕时隐的。潜意识里他是想实践自己的抱负的，几次出仕并不意味着其时“天下有道”。陶渊明的初仕就是出于最实际的人生考虑，亲老家贫，碰巧有作官的机会可获俸禄又可实践抱负，他自然而然踏足官场。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时局亦变化无常，抱负才能难以施展；一方面29年久居田园，以抱朴守静为素志的陶渊明在从仕时无时不在怀念着他的田园生活，仕途之于他很多时候不啻于“羁役”、“驱役”。“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正是他该时期的写照。另外，“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徂年既流，业不增旧。”陶渊明渐感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因此虽时隐时仕，勉力“学仕”，结果却是既难展“猛志”又难以忍受“缠绵人事”。可以说，时隐时仕的实践让入仕和归隐在磨合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碰撞：“巍巍青山，商商流水，诗文里，山水的魂魄时隐时现，而人生的天平，一边是官印和米粮，一边是人格和尊严……”彷徨和矛盾是很深地作难过陶渊明的，但最终“失重的当然不是率真的性情”。41岁时以“程氏妹丧，情在俊奔”为由辞去担任81天的彭泽令后，陶渊明终于急切而又坚决地返归田园了。陶渊明的隐孰仕孰隐，也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人阶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其严峻的思考价值。然而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以后历代承传，对文人影响巨大。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这可见诸他的诸多诗作，如20岁时写《咏菊花》、咏三良》、《咏二疏》，借壮怀激烈的历史先贤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佐君当贤臣的从仕抱负。而《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之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道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因此陶渊明仕隐观形成基础之一也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小有强烈的入仕意识。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正言于此。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也是很容易接受的。由《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经曲亚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可见陶渊明天性就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专注于琴书六经又让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远离感，不期然间就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由此可见青壮年时期陶渊明身上就有归隐的潜在和促成因素。同时，自小就生长在幽静宁馨的大自然中，他这种对大自然对归隐的热爱情结也不断从潜在走向清晰明确。与前面说到的陶渊明自幼有强烈的入仕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一个特点：入仕与归隐意识共生并长。自古少年志远者不少，但于猛志之外又怀揣素志，陶公渊明是第一人！入仕与归隐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世态度，当它们集合于一身时，各自独立成长时期固然有一段相安的时间，但相反面带来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公元285年，指挥淝水之战胜利的总统帅、宰相谢安因遭司马道子排挤而染病辞世，刚升起希望曙光的东晋瞬间又陷入黑暗，北伐中断、政治混乱、灾难频生，面对这样的时势，满怀建功立业壮志的陶渊明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产生了质疑，《闲情赋》正是他想追求又怕失望，不绝望再次追求又怕进一步失望心迹的曲折表达。另外，虽然知晓“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然而“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也让他生发困惑的无奈。入仕意识的被质疑也让潜在的归隐意识被激活起来。他开始有就此居田一生永不入仕的设想，并有意识地研究历代隐士，希冀从他们身上找出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在《扇上画赞》一诗中他通过对古代八位有名隐士的赞扬认识到了归隐者在“淳风日尽”的社会里选择归隐却依然能为社会为世人践行一种积极而又合乎主体心志的风范，这亦不失为可效仿的面世态度。最终，陶渊明在“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的矛盾与彷徨中悟出“时有语默，运用隆窊”，以天下有道则佐，天下无道则隐的达观让撞击着的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再次得以相安。由此可见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道”作为称量入仕与归隐的砝码。在这里“道”一指天道人道的守正和谐，一指诗人内心的用于衡量天道人道的一套准则。在陶渊明这套准则同样是儒家、道家赋予他的。儒家认为文人需“进德修业”，但也提倡“立善”、“修身”；而道家则提倡崇尚自然天性、返璞归真。这两者实质上都是要求人对自身的完善，而所谓完善，其前提当然就是率由天性，不扭曲。因此在陶渊明看来，假使“道”不合乎心，纵有多大抱负，一旦违乎自己的“道”（即天性）乃至屈身辱志失却“善”，则都是了无意义的。矛盾的暂时相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平静，人很多时候是心猿两极的。如果把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共生并长时期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幼稚期，把相互撞击后暂时相安称为仕隐观青春期的话，那么我认为亦可把从29岁初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的这12年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磨合实践期、成熟期，这段时期他是时仕时隐的。潜意识里他是想实践自己的抱负的，几次出仕并不意味着其时“天下有道”。陶渊明的初仕就是出于最实际的人生考虑，亲老家贫，碰巧有作官的机会可获俸禄又可实践抱负，他自然而然踏足官场。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时局亦变化无常，抱负才能难以施展；一方面29年久居田园，以抱朴守静为素志的陶渊明在从仕时无时不在怀念着他的田园生活，仕途之于他很多时候不啻于“羁役”、“驱役”。“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正是他该时期的写照。另外，“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徂年既流，业不增旧。”陶渊明渐感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因此虽时隐时仕，勉力“学仕”，结果却是既难展“猛志”又难以忍受“缠绵人事”。可以说，时隐时仕的实践让入仕和归隐在磨合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碰撞：“巍巍青山，商商流水，诗文里，山水的魂魄时隐时现，而人生的天平，一边是官印和米粮，一边是人格和尊严……”彷徨和矛盾是很深地作难过陶渊明的，但最终“失重的当然不是率真的性情”。41岁时以“程氏妹丧，情在俊奔”为由辞去担任81天的彭泽令后，陶渊明终于急切而又坚决地返归田园了。陶渊明的隐孰仕孰隐，也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人阶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其严峻的思考价值。然而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以后历代承传，对文人影响巨大。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这可见诸他的诸多诗作，如20岁时写《咏菊花》、咏三良》、《咏二疏》，借壮怀激烈的历史先贤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佐君当贤臣的从仕抱负。而《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之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道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因此陶渊明仕隐观形成基础之一也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小有强烈的入仕意识。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正言于此。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也是很容易接受的。由《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经曲亚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可见陶渊明天性就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专注于琴书六经又让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远离感，不期然间就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由此可见青壮年时期陶渊明身上就有归隐的潜在和促成因素。同时，自小就生长在幽静宁馨的大自然中，他这种对大自然对归隐的热爱情结也不断从潜在走向清晰明确。与前面说到的陶渊明自幼有强烈的入仕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一个特点：入仕与归隐意识共生并长。自古少年志远者不少，但于猛志之外又怀揣素志，陶公渊明是第一人！入仕与归隐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世态度，当它们集合于一身时，各自独立成长时期固然有一段相安的时间，但相反面带来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公元285年，指挥淝水之战胜利的总统帅、宰相谢安因遭司马道子排挤而染病辞世，刚升起希望曙光的东晋瞬间又陷入黑暗，北伐中断、政治混乱、灾难频生，面对这样的时势，满怀建功立业壮志的陶渊明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产生了质疑，《闲情赋》正是他想追求又怕失望，不绝望再次追求又怕进一步失望心迹的曲折表达。另外，虽然知晓“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然而“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也让他生发困惑的无奈。入仕意识的被质疑也让潜在的归隐意识被激活起来。他开始有就此居田一生永不入仕的设想，并有意识地研究历代隐士，希冀从他们身上找出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在《扇上画赞》一诗中他通过对古代八位有名隐士的赞扬认识到了归隐者在“淳风日尽”的社会里选择归隐却依然能为社会为世人践行一种积极而又合乎主体心志的风范，这亦不失为可效仿的面世态度。最终，陶渊明在“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的矛盾与彷徨中悟出“时有语默，运用隆窊”，以天下有道则佐，天下无道则隐的达观让撞击着的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再次得以相安。由此可见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道”作为称量入仕与归隐的砝码。在这里“道”一指天道人道的守正和谐，一指诗人内心的用于衡量天道人道的一套准则。在陶渊明这套准则同样是儒家、道家赋予他的。儒家认为文人需“进德修业”，但也提倡“立善”、“修身”；而道家则提倡崇尚自然天性、返璞归真。这两者实质上都是要求人对自身的完善，而所谓完善，其前提当然就是率由天性，不扭曲。因此在陶渊明看来，假使“道”不合乎心，纵有多大抱负，一旦违乎自己的“道”（即天性）乃至屈身辱志失却“善”，则都是了无意义的。矛盾的暂时相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平静，人很多时候是心猿两极的。如果把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共生并长时期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幼稚期，把相互撞击后暂时相安称为仕隐观青春期的话，那么我认为亦可把从29岁初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的这12年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磨合实践期、成熟期，这段时期他是时仕时隐的。潜意识里他是想实践自己的抱负的，几次出仕并不意味着其时“天下有道”。陶渊明的初仕就是出于最实际的人生考虑，亲老家贫，碰巧有作官的机会可获俸禄又可实践抱负，他自然而然踏足官场。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时局亦变化无常，抱负才能难以施展；一方面29年久居田园，以抱朴守静为素志的陶渊明在从仕时无时不在怀念着他的田园生活，仕途之于他很多时候不啻于“羁役”、“驱役”。“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正是他该时期的写照。另外，“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徂年既流，业不增旧。”陶渊明渐感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因此虽时隐时仕，勉力“学仕”，结果却是既难展“猛志”又难以忍受“缠绵人事”。可以说，时隐时仕的实践让入仕和归隐在磨合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碰撞：“巍巍青山，商商流水，诗文里，山水的魂魄时隐时现，而人生的天平，一边是官印和米粮，一边是人格和尊严……”彷徨和矛盾是很深地作难过陶渊明的，但最终“失重的当然不是率真的性情”。41岁时以“程氏妹丧，情在俊奔”为由辞去担任81天的彭泽令后，陶渊明终于急切而又坚决地返归田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