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张作霖生前所说：如果与日本关东军开战，先扒掉南满铁路，再调集30万东北大军猛攻旅顺大连，关东军只有1.3万，中国是有很大胜算的。张学良选择退出山海关，是因为有蒋介石存在而保存实力嘛？当时蒋介石态度如何？主要有一下几点你自己考虑下：
1.1930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跟阎锡山李宗仁等组成的“反蒋集团”势均力敌，张学良提兵18万入关支援蒋介石，这些人都基本上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九一八事变”时候张学良本人在北平，军队都在平津附近休整。
2.最根本的原因，从中国国民政府决策层看，贯彻1928年“济南事变”以来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对日政策。首先，蒋介石要巩固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及其合法性离不开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另外，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对于中国军队实力上远不敌日本军队是有着清楚的认识的。如果贸然开战，中国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至少比起1937年是要悲观得多，因为1931年全民族的保家卫国抗日的氛围没有形成，绝大多数人不明白抗日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民族还没有觉醒，还远无法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蒋介石是全国军事力量的统帅，张学良是副统帅。两个人行动不能保持一致会有再次爆发军阀混战的可能性，这从理论上更增加了日本从中国攫取更大利益的可能性。
4.退一步讲，日本驻旅顺的关东军只有2.1万人，的确不多，而且是关东军的中级军官（板垣和石原）冒充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动的事变。事变进行的同时，板垣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名义要求驻朝鲜日军（朝鲜于1910年沦为日本殖民地，有大量日本陆军驻扎）进军中国东北。驻朝鲜日军司令林铣一郎遂派兵支援关东军，先头部队第39混成旅团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就算打起来了，怕是还有20万的东北军不好办啊，有被包饺子的危险，如果东北军倾其全力强攻旅顺...蒋介石的政策是“先攘内，后安外”。张学良如果不听话，孤军抗日就死定了。蒋介石若是能拿出5次围剿总计兵力超过150万去打抗日，东北还会沦陷么？只要搞清张学良退出关外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就不难判断张学良退出关外是保存实力还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自己的恐日心理加上中央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还是没有自信心，没有必死的信念。其他在东北留下抗战的志士就说明了一切，不要给自己的退却寻找遮羞布。据讲其手中（在美国保险箱）掌握有蒋的密电，令其从东北退入关内，可见不过一泛泛耳。张作霖生前设想的前题是：东北军主力在关外。但问题是，老张s后，小张易帜投蒋，之后中原大战爆发，东北军主力30万人入关参战帮蒋并留驻华北，此时东北仅留守备部队，十分空虚，日本关东军也正是瞄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才敢悍然发动九一八事迹的！
但即使东北军主力早已入关参加内战，其留守部队也有16万人之多，实力依然远远超过日本关东军。虽然仓促应战，不可能实施张作霖“集30万大军猛攻旅顺大连”的设想，但击退日军进攻仍然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东北的沦陷，主要原因还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的坚决执行。蒋在事变发生前几天就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小张对此言听计从，不仅将蒋的命令直接传达东北各部队，下令武器入库，而且添油加醋地命令东北军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的动机当然是要中原大战的胜利，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否则东北军返回关内必将造成中原大战的失利。而小张固然有保存实力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既然蒋已明确命令不抵抗，他单独抵抗必要直接面对关东军背后的日本帝国，这是东北军在没有中央支持情况下无法完成的任务。
蒋张一致的不抵抗政策直接造成东北不可思议的沦陷。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的首战是围攻北大营，兵力只有区区500人，而守备这一要塞的东北军有一万多人，居然失陷，许多东北军士兵是整齐坐在宿舍里等着日军冲进来用刺刀捅死的。进攻其它东北大中城市的日军也大多只有一个团甚至一个营的规模，竟然如入无人之境。其实东北军的装备和作战能力当时在中国尚属一流，甚至拥有空军和坦克部队，如此不堪一击的结局，实在是蒋张不抵抗政策的结果。
今天总结起来，不抵抗政策并非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
首先，蒋张事先不应调动过多的东北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明知关东军长期觊觎东北，至少留下20万包括部分主力在内的东北军留守是必需的，而且战事结束后原应立即回关。这暴露出蒋某人将其国内地位置于保土之上的个人野心，也表现出张学良乘机长期占据华北的个人野心（这是奉军参战中原大战的回报）。
其次，事变后，东北军主力回援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原大战并非国共间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之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原大战早已结束了，东北军主力自平津返回关外作战，并没有太大难度，包括冯玉祥、阎西山和李宗仁在内的中原大战对立面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违而重新起兵对蒋发动内战的。当然，这需要蒋在政治上对地方军阀们作些妥协，只是蒋不甘心，宁可对外示弱也不肯对内示弱。
第三，东北军留守部队完全有可能组织起像样的抵抗甚至反击。东北军留守的正规部队就有14万，如果迅速动员，扩充到20万人以上没有问题，对关东军占压倒优势。是张的命令使东北军失去统一指挥，即使坚持抵抗的少数部队也处于孤立无援各自为战的地步，这个改进余地是很大的。
第四，即使蒋严令不抵抗，张学良其实也有许多“阳奉阴为”的余地，即使不能保全东北，也不至于让自己的东北留守部队全军覆灭。其实蒋在几个月后就下野了，国民政府严令张抵抗，他没有因抵抗而违命的风险，只不过是他自己不相信国民政府会真心支持他抵抗罢了。张夸张地执行不抵抗政策，客观上造成了部队的悲惨结局，这是他将个人利益置于手下弟兄们生命之上的表现。九一八事变中张及东北留守部队进退失据乱作一团，说明事先对如此重大威胁根本没有做像样的应急预案，技术上失误太严重。如果不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立下大功，张学良将因失陷东北成为历史罪人！
今天看，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真正做好侵占东北的战略打算，否则不可能以区区一万多兵力全面进攻东北，九一八事变主要是关东军一意孤行的“擅自行动”，这里面冒的风险极大，并无取胜把握，最终轻取东北，实属“喜出望外”，偶然性因素很大。这个偶然性因素里最关键的就是蒋张不抵抗政策的“配合”。
蒋张的失误，一是只看到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全面入侵东北的战略准备，二是寄过高希望于国际调停。但其实当时的国际联盟根本不可能阻止侵略战争，这在后来的二战中暴露更充分。蒋不切实际的幻想，属于自欺欺人，更多的动机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个人政治野心，而且当时他攘的还不是共党红军，而是地方军阀。个人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没能从民族大义出发，率东北军拼死抵抗日军的侵略，这是不能原谅的。纵然有上级的命令，不予抵抗，但面对国土沦丧的惨痛、百姓子弟家破人亡的惨境，作为封疆大吏怎能袖手旁观，坐以待毙？若是与日军作拼死相战，东北军全军覆没，东三省沦陷，那么，东北军是“玉碎”，张学良也能留的万世美名。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一撤再撤，没有和日军血拼，为保存东北集团利益而错失坐享美名的机会，东北军是“瓦全”了，张学良却留下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实际上，对日不抵抗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识，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待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挑衅。
据说：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藏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警察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时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张有最直接责任，身为东北最高长官，不积极抵抗，难辞其咎对于不抵抗，张学良自己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后来成为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要不是西安事变，张学良就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汉奸。当日本人企图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守北京的傅作义时，人家立马和日本人干起来了。使得日本人退缩回去。
从国家讲他出卖了东三省，从自己讲他出卖了自己的百姓。东北军是中国第二强的军事集团，甚至有可能是并列第一强的军事集团。但从离开东北这个自己的土地开始，他已经无法叫板蒋介石了。看看李宗仁、白崇禧把小小的桂系变成国民党第一大系，阎锡山死守山西不放。
张学良只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抽大烟、嫖明星的花花公子，能指望他有多大能耐呢？`老蒋的战略决策失误（没看清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老蒋的如意算盘基本是这样东北军退出东北以免战争扩大先把日本人稳住整合国内的武装达到一统中国之后再整合军力防备日本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日本交还东北（历史上的三国干涉日本还辽是先例）不过老蒋没想到的是日本的野心不止于一个东北和华北而且速度很快完全打乱了老蒋的战略部署屋漏兼逢连夜雨二战的爆发把老蒋的一丝辛存给毁灭少帅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爱国军人不过是尊循老蒋的战略部署何罪之有5楼的说得好如果按照张作霖生前所说：如果与日本关东军开战，先扒掉南满铁路，再调集30万东北大军猛攻旅顺大连，关东军只有1.3万，中国是有很大胜算的。张学良选择退出山海关，是因为有蒋介石存在而保存实力嘛？当时蒋介石态度如何？主要有一下几点你自己考虑下：
1.1930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跟阎锡山李宗仁等组成的“反蒋集团”势均力敌，张学良提兵18万入关支援蒋介石，这些人都基本上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九一八事变”时候张学良本人在北平，军队都在平津附近休整。
2.最根本的原因，从中国国民政府决策层看，贯彻1928年“济南事变”以来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对日政策。首先，蒋介石要巩固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及其合法性离不开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另外，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对于中国军队实力上远不敌日本军队是有着清楚的认识的。如果贸然开战，中国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至少比起1937年是要悲观得多，因为1931年全民族的保家卫国抗日的氛围没有形成，绝大多数人不明白抗日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民族还没有觉醒，还远无法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蒋介石是全国军事力量的统帅，张学良是副统帅。两个人行动不能保持一致会有再次爆发军阀混战的可能性，这从理论上更增加了日本从中国攫取更大利益的可能性。
4.退一步讲，日本驻旅顺的关东军只有2.1万人，的确不多，而且是关东军的中级军官（板垣和石原）冒充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动的事变。事变进行的同时，板垣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名义要求驻朝鲜日军（朝鲜于1910年沦为日本殖民地，有大量日本陆军驻扎）进军中国东北。驻朝鲜日军司令林铣一郎遂派兵支援关东军，先头部队第39混成旅团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就算打起来了，怕是还有20万的东北军不好办啊，有被包饺子的危险，如果东北军倾其全力强攻旅顺...蒋介石的政策是“先攘内，后安外”。张学良如果不听话，孤军抗日就死定了。蒋介石若是能拿出5次围剿总计兵力超过150万去打抗日，东北还会沦陷么？只要搞清张学良退出关外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就不难判断张学良退出关外是保存实力还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自己的恐日心理加上中央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还是没有自信心，没有必死的信念。其他在东北留下抗战的志士就说明了一切，不要给自己的退却寻找遮羞布。据讲其手中（在美国保险箱）掌握有蒋的密电，令其从东北退入关内，可见不过一泛泛耳。张作霖生前设想的前题是：东北军主力在关外。但问题是，老张s后，小张易帜投蒋，之后中原大战爆发，东北军主力30万人入关参战帮蒋并留驻华北，此时东北仅留守备部队，十分空虚，日本关东军也正是瞄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才敢悍然发动九一八事迹的！
但即使东北军主力早已入关参加内战，其留守部队也有16万人之多，实力依然远远超过日本关东军。虽然仓促应战，不可能实施张作霖“集30万大军猛攻旅顺大连”的设想，但击退日军进攻仍然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东北的沦陷，主要原因还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的坚决执行。蒋在事变发生前几天就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小张对此言听计从，不仅将蒋的命令直接传达东北各部队，下令武器入库，而且添油加醋地命令东北军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的动机当然是要中原大战的胜利，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否则东北军返回关内必将造成中原大战的失利。而小张固然有保存实力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既然蒋已明确命令不抵抗，他单独抵抗必要直接面对关东军背后的日本帝国，这是东北军在没有中央支持情况下无法完成的任务。
蒋张一致的不抵抗政策直接造成东北不可思议的沦陷。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的首战是围攻北大营，兵力只有区区500人，而守备这一要塞的东北军有一万多人，居然失陷，许多东北军士兵是整齐坐在宿舍里等着日军冲进来用刺刀捅死的。进攻其它东北大中城市的日军也大多只有一个团甚至一个营的规模，竟然如入无人之境。其实东北军的装备和作战能力当时在中国尚属一流，甚至拥有空军和坦克部队，如此不堪一击的结局，实在是蒋张不抵抗政策的结果。
今天总结起来，不抵抗政策并非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
首先，蒋张事先不应调动过多的东北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明知关东军长期觊觎东北，至少留下20万包括部分主力在内的东北军留守是必需的，而且战事结束后原应立即回关。这暴露出蒋某人将其国内地位置于保土之上的个人野心，也表现出张学良乘机长期占据华北的个人野心（这是奉军参战中原大战的回报）。
其次，事变后，东北军主力回援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原大战并非国共间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之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原大战早已结束了，东北军主力自平津返回关外作战，并没有太大难度，包括冯玉祥、阎西山和李宗仁在内的中原大战对立面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违而重新起兵对蒋发动内战的。当然，这需要蒋在政治上对地方军阀们作些妥协，只是蒋不甘心，宁可对外示弱也不肯对内示弱。
第三，东北军留守部队完全有可能组织起像样的抵抗甚至反击。东北军留守的正规部队就有14万，如果迅速动员，扩充到20万人以上没有问题，对关东军占压倒优势。是张的命令使东北军失去统一指挥，即使坚持抵抗的少数部队也处于孤立无援各自为战的地步，这个改进余地是很大的。
第四，即使蒋严令不抵抗，张学良其实也有许多“阳奉阴为”的余地，即使不能保全东北，也不至于让自己的东北留守部队全军覆灭。其实蒋在几个月后就下野了，国民政府严令张抵抗，他没有因抵抗而违命的风险，只不过是他自己不相信国民政府会真心支持他抵抗罢了。张夸张地执行不抵抗政策，客观上造成了部队的悲惨结局，这是他将个人利益置于手下弟兄们生命之上的表现。九一八事变中张及东北留守部队进退失据乱作一团，说明事先对如此重大威胁根本没有做像样的应急预案，技术上失误太严重。如果不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立下大功，张学良将因失陷东北成为历史罪人！
今天看，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真正做好侵占东北的战略打算，否则不可能以区区一万多兵力全面进攻东北，九一八事变主要是关东军一意孤行的“擅自行动”，这里面冒的风险极大，并无取胜把握，最终轻取东北，实属“喜出望外”，偶然性因素很大。这个偶然性因素里最关键的就是蒋张不抵抗政策的“配合”。
蒋张的失误，一是只看到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全面入侵东北的战略准备，二是寄过高希望于国际调停。但其实当时的国际联盟根本不可能阻止侵略战争，这在后来的二战中暴露更充分。蒋不切实际的幻想，属于自欺欺人，更多的动机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个人政治野心，而且当时他攘的还不是共党红军，而是地方军阀。个人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没能从民族大义出发，率东北军拼死抵抗日军的侵略，这是不能原谅的。纵然有上级的命令，不予抵抗，但面对国土沦丧的惨痛、百姓子弟家破人亡的惨境，作为封疆大吏怎能袖手旁观，坐以待毙？若是与日军作拼死相战，东北军全军覆没，东三省沦陷，那么，东北军是“玉碎”，张学良也能留的万世美名。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一撤再撤，没有和日军血拼，为保存东北集团利益而错失坐享美名的机会，东北军是“瓦全”了，张学良却留下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实际上，对日不抵抗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识，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待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挑衅。
据说：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藏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警察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时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张有最直接责任，身为东北最高长官，不积极抵抗，难辞其咎对于不抵抗，张学良自己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后来成为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要不是西安事变，张学良就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汉奸。当日本人企图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守北京的傅作义时，人家立马和日本人干起来了。使得日本人退缩回去。
从国家讲他出卖了东三省，从自己讲他出卖了自己的百姓。东北军是中国第二强的军事集团，甚至有可能是并列第一强的军事集团。但从离开东北这个自己的土地开始，他已经无法叫板蒋介石了。看看李宗仁、白崇禧把小小的桂系变成国民党第一大系，阎锡山死守山西不放。
张学良只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抽大烟、嫖明星的花花公子，能指望他有多大能耐呢？`老蒋的战略决策失误（没看清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老蒋的如意算盘基本是这样东北军退出东北以免战争扩大先把日本人稳住整合国内的武装达到一统中国之后再整合军力防备日本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日本交还东北（历史上的三国干涉日本还辽是先例）不过老蒋没想到的是日本的野心不止于一个东北和华北而且速度很快完全打乱了老蒋的战略部署屋漏兼逢连夜雨二战的爆发把老蒋的一丝辛存给毁灭少帅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爱国军人不过是尊循老蒋的战略部署何罪之有5楼的说得好如果按照张作霖生前所说：如果与日本关东军开战，先扒掉南满铁路，再调集30万东北大军猛攻旅顺大连，关东军只有1.3万，中国是有很大胜算的。张学良选择退出山海关，是因为有蒋介石存在而保存实力嘛？当时蒋介石态度如何？主要有一下几点你自己考虑下：
1.1930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跟阎锡山李宗仁等组成的“反蒋集团”势均力敌，张学良提兵18万入关支援蒋介石，这些人都基本上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九一八事变”时候张学良本人在北平，军队都在平津附近休整。
2.最根本的原因，从中国国民政府决策层看，贯彻1928年“济南事变”以来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对日政策。首先，蒋介石要巩固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及其合法性离不开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另外，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对于中国军队实力上远不敌日本军队是有着清楚的认识的。如果贸然开战，中国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至少比起1937年是要悲观得多，因为1931年全民族的保家卫国抗日的氛围没有形成，绝大多数人不明白抗日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民族还没有觉醒，还远无法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蒋介石是全国军事力量的统帅，张学良是副统帅。两个人行动不能保持一致会有再次爆发军阀混战的可能性，这从理论上更增加了日本从中国攫取更大利益的可能性。
4.退一步讲，日本驻旅顺的关东军只有2.1万人，的确不多，而且是关东军的中级军官（板垣和石原）冒充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动的事变。事变进行的同时，板垣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名义要求驻朝鲜日军（朝鲜于1910年沦为日本殖民地，有大量日本陆军驻扎）进军中国东北。驻朝鲜日军司令林铣一郎遂派兵支援关东军，先头部队第39混成旅团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就算打起来了，怕是还有20万的东北军不好办啊，有被包饺子的危险，如果东北军倾其全力强攻旅顺...蒋介石的政策是“先攘内，后安外”。张学良如果不听话，孤军抗日就死定了。蒋介石若是能拿出5次围剿总计兵力超过150万去打抗日，东北还会沦陷么？只要搞清张学良退出关外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就不难判断张学良退出关外是保存实力还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自己的恐日心理加上中央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还是没有自信心，没有必死的信念。其他在东北留下抗战的志士就说明了一切，不要给自己的退却寻找遮羞布。据讲其手中（在美国保险箱）掌握有蒋的密电，令其从东北退入关内，可见不过一泛泛耳。张作霖生前设想的前题是：东北军主力在关外。但问题是，老张s后，小张易帜投蒋，之后中原大战爆发，东北军主力30万人入关参战帮蒋并留驻华北，此时东北仅留守备部队，十分空虚，日本关东军也正是瞄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才敢悍然发动九一八事迹的！
但即使东北军主力早已入关参加内战，其留守部队也有16万人之多，实力依然远远超过日本关东军。虽然仓促应战，不可能实施张作霖“集30万大军猛攻旅顺大连”的设想，但击退日军进攻仍然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东北的沦陷，主要原因还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的坚决执行。蒋在事变发生前几天就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小张对此言听计从，不仅将蒋的命令直接传达东北各部队，下令武器入库，而且添油加醋地命令东北军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的动机当然是要中原大战的胜利，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否则东北军返回关内必将造成中原大战的失利。而小张固然有保存实力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既然蒋已明确命令不抵抗，他单独抵抗必要直接面对关东军背后的日本帝国，这是东北军在没有中央支持情况下无法完成的任务。
蒋张一致的不抵抗政策直接造成东北不可思议的沦陷。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的首战是围攻北大营，兵力只有区区500人，而守备这一要塞的东北军有一万多人，居然失陷，许多东北军士兵是整齐坐在宿舍里等着日军冲进来用刺刀捅死的。进攻其它东北大中城市的日军也大多只有一个团甚至一个营的规模，竟然如入无人之境。其实东北军的装备和作战能力当时在中国尚属一流，甚至拥有空军和坦克部队，如此不堪一击的结局，实在是蒋张不抵抗政策的结果。
今天总结起来，不抵抗政策并非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
首先，蒋张事先不应调动过多的东北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明知关东军长期觊觎东北，至少留下20万包括部分主力在内的东北军留守是必需的，而且战事结束后原应立即回关。这暴露出蒋某人将其国内地位置于保土之上的个人野心，也表现出张学良乘机长期占据华北的个人野心（这是奉军参战中原大战的回报）。
其次，事变后，东北军主力回援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原大战并非国共间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之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原大战早已结束了，东北军主力自平津返回关外作战，并没有太大难度，包括冯玉祥、阎西山和李宗仁在内的中原大战对立面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违而重新起兵对蒋发动内战的。当然，这需要蒋在政治上对地方军阀们作些妥协，只是蒋不甘心，宁可对外示弱也不肯对内示弱。
第三，东北军留守部队完全有可能组织起像样的抵抗甚至反击。东北军留守的正规部队就有14万，如果迅速动员，扩充到20万人以上没有问题，对关东军占压倒优势。是张的命令使东北军失去统一指挥，即使坚持抵抗的少数部队也处于孤立无援各自为战的地步，这个改进余地是很大的。
第四，即使蒋严令不抵抗，张学良其实也有许多“阳奉阴为”的余地，即使不能保全东北，也不至于让自己的东北留守部队全军覆灭。其实蒋在几个月后就下野了，国民政府严令张抵抗，他没有因抵抗而违命的风险，只不过是他自己不相信国民政府会真心支持他抵抗罢了。张夸张地执行不抵抗政策，客观上造成了部队的悲惨结局，这是他将个人利益置于手下弟兄们生命之上的表现。九一八事变中张及东北留守部队进退失据乱作一团，说明事先对如此重大威胁根本没有做像样的应急预案，技术上失误太严重。如果不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立下大功，张学良将因失陷东北成为历史罪人！
今天看，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真正做好侵占东北的战略打算，否则不可能以区区一万多兵力全面进攻东北，九一八事变主要是关东军一意孤行的“擅自行动”，这里面冒的风险极大，并无取胜把握，最终轻取东北，实属“喜出望外”，偶然性因素很大。这个偶然性因素里最关键的就是蒋张不抵抗政策的“配合”。
蒋张的失误，一是只看到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全面入侵东北的战略准备，二是寄过高希望于国际调停。但其实当时的国际联盟根本不可能阻止侵略战争，这在后来的二战中暴露更充分。蒋不切实际的幻想，属于自欺欺人，更多的动机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个人政治野心，而且当时他攘的还不是共党红军，而是地方军阀。个人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没能从民族大义出发，率东北军拼死抵抗日军的侵略，这是不能原谅的。纵然有上级的命令，不予抵抗，但面对国土沦丧的惨痛、百姓子弟家破人亡的惨境，作为封疆大吏怎能袖手旁观，坐以待毙？若是与日军作拼死相战，东北军全军覆没，东三省沦陷，那么，东北军是“玉碎”，张学良也能留的万世美名。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一撤再撤，没有和日军血拼，为保存东北集团利益而错失坐享美名的机会，东北军是“瓦全”了，张学良却留下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实际上，对日不抵抗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识，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待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挑衅。
据说：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藏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警察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时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张有最直接责任，身为东北最高长官，不积极抵抗，难辞其咎对于不抵抗，张学良自己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后来成为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要不是西安事变，张学良就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汉奸。当日本人企图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守北京的傅作义时，人家立马和日本人干起来了。使得日本人退缩回去。
从国家讲他出卖了东三省，从自己讲他出卖了自己的百姓。东北军是中国第二强的军事集团，甚至有可能是并列第一强的军事集团。但从离开东北这个自己的土地开始，他已经无法叫板蒋介石了。看看李宗仁、白崇禧把小小的桂系变成国民党第一大系，阎锡山死守山西不放。
张学良只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抽大烟、嫖明星的花花公子，能指望他有多大能耐呢？`老蒋的战略决策失误（没看清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老蒋的如意算盘基本是这样东北军退出东北以免战争扩大先把日本人稳住整合国内的武装达到一统中国之后再整合军力防备日本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日本交还东北（历史上的三国干涉日本还辽是先例）不过老蒋没想到的是日本的野心不止于一个东北和华北而且速度很快完全打乱了老蒋的战略部署屋漏兼逢连夜雨二战的爆发把老蒋的一丝辛存给毁灭少帅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爱国军人不过是尊循老蒋的战略部署何罪之有5楼的说得好如果按照张作霖生前所说：如果与日本关东军开战，先扒掉南满铁路，再调集30万东北大军猛攻旅顺大连，关东军只有1.3万，中国是有很大胜算的。张学良选择退出山海关，是因为有蒋介石存在而保存实力嘛？当时蒋介石态度如何？主要有一下几点你自己考虑下：
1.1930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跟阎锡山李宗仁等组成的“反蒋集团”势均力敌，张学良提兵18万入关支援蒋介石，这些人都基本上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九一八事变”时候张学良本人在北平，军队都在平津附近休整。
2.最根本的原因，从中国国民政府决策层看，贯彻1928年“济南事变”以来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对日政策。首先，蒋介石要巩固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及其合法性离不开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另外，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对于中国军队实力上远不敌日本军队是有着清楚的认识的。如果贸然开战，中国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至少比起1937年是要悲观得多，因为1931年全民族的保家卫国抗日的氛围没有形成，绝大多数人不明白抗日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民族还没有觉醒，还远无法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蒋介石是全国军事力量的统帅，张学良是副统帅。两个人行动不能保持一致会有再次爆发军阀混战的可能性，这从理论上更增加了日本从中国攫取更大利益的可能性。
4.退一步讲，日本驻旅顺的关东军只有2.1万人，的确不多，而且是关东军的中级军官（板垣和石原）冒充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动的事变。事变进行的同时，板垣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名义要求驻朝鲜日军（朝鲜于1910年沦为日本殖民地，有大量日本陆军驻扎）进军中国东北。驻朝鲜日军司令林铣一郎遂派兵支援关东军，先头部队第39混成旅团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就算打起来了，怕是还有20万的东北军不好办啊，有被包饺子的危险，如果东北军倾其全力强攻旅顺...蒋介石的政策是“先攘内，后安外”。张学良如果不听话，孤军抗日就死定了。蒋介石若是能拿出5次围剿总计兵力超过150万去打抗日，东北还会沦陷么？只要搞清张学良退出关外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就不难判断张学良退出关外是保存实力还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自己的恐日心理加上中央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还是没有自信心，没有必死的信念。其他在东北留下抗战的志士就说明了一切，不要给自己的退却寻找遮羞布。据讲其手中（在美国保险箱）掌握有蒋的密电，令其从东北退入关内，可见不过一泛泛耳。张作霖生前设想的前题是：东北军主力在关外。但问题是，老张s后，小张易帜投蒋，之后中原大战爆发，东北军主力30万人入关参战帮蒋并留驻华北，此时东北仅留守备部队，十分空虚，日本关东军也正是瞄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才敢悍然发动九一八事迹的！
但即使东北军主力早已入关参加内战，其留守部队也有16万人之多，实力依然远远超过日本关东军。虽然仓促应战，不可能实施张作霖“集30万大军猛攻旅顺大连”的设想，但击退日军进攻仍然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东北的沦陷，主要原因还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的坚决执行。蒋在事变发生前几天就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小张对此言听计从，不仅将蒋的命令直接传达东北各部队，下令武器入库，而且添油加醋地命令东北军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的动机当然是要中原大战的胜利，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否则东北军返回关内必将造成中原大战的失利。而小张固然有保存实力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既然蒋已明确命令不抵抗，他单独抵抗必要直接面对关东军背后的日本帝国，这是东北军在没有中央支持情况下无法完成的任务。
蒋张一致的不抵抗政策直接造成东北不可思议的沦陷。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的首战是围攻北大营，兵力只有区区500人，而守备这一要塞的东北军有一万多人，居然失陷，许多东北军士兵是整齐坐在宿舍里等着日军冲进来用刺刀捅死的。进攻其它东北大中城市的日军也大多只有一个团甚至一个营的规模，竟然如入无人之境。其实东北军的装备和作战能力当时在中国尚属一流，甚至拥有空军和坦克部队，如此不堪一击的结局，实在是蒋张不抵抗政策的结果。
今天总结起来，不抵抗政策并非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
首先，蒋张事先不应调动过多的东北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明知关东军长期觊觎东北，至少留下20万包括部分主力在内的东北军留守是必需的，而且战事结束后原应立即回关。这暴露出蒋某人将其国内地位置于保土之上的个人野心，也表现出张学良乘机长期占据华北的个人野心（这是奉军参战中原大战的回报）。
其次，事变后，东北军主力回援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原大战并非国共间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的权利之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原大战早已结束了，东北军主力自平津返回关外作战，并没有太大难度，包括冯玉祥、阎西山和李宗仁在内的中原大战对立面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违而重新起兵对蒋发动内战的。当然，这需要蒋在政治上对地方军阀们作些妥协，只是蒋不甘心，宁可对外示弱也不肯对内示弱。
第三，东北军留守部队完全有可能组织起像样的抵抗甚至反击。东北军留守的正规部队就有14万，如果迅速动员，扩充到20万人以上没有问题，对关东军占压倒优势。是张的命令使东北军失去统一指挥，即使坚持抵抗的少数部队也处于孤立无援各自为战的地步，这个改进余地是很大的。
第四，即使蒋严令不抵抗，张学良其实也有许多“阳奉阴为”的余地，即使不能保全东北，也不至于让自己的东北留守部队全军覆灭。其实蒋在几个月后就下野了，国民政府严令张抵抗，他没有因抵抗而违命的风险，只不过是他自己不相信国民政府会真心支持他抵抗罢了。张夸张地执行不抵抗政策，客观上造成了部队的悲惨结局，这是他将个人利益置于手下弟兄们生命之上的表现。九一八事变中张及东北留守部队进退失据乱作一团，说明事先对如此重大威胁根本没有做像样的应急预案，技术上失误太严重。如果不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立下大功，张学良将因失陷东北成为历史罪人！
今天看，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真正做好侵占东北的战略打算，否则不可能以区区一万多兵力全面进攻东北，九一八事变主要是关东军一意孤行的“擅自行动”，这里面冒的风险极大，并无取胜把握，最终轻取东北，实属“喜出望外”，偶然性因素很大。这个偶然性因素里最关键的就是蒋张不抵抗政策的“配合”。
蒋张的失误，一是只看到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全面入侵东北的战略准备，二是寄过高希望于国际调停。但其实当时的国际联盟根本不可能阻止侵略战争，这在后来的二战中暴露更充分。蒋不切实际的幻想，属于自欺欺人，更多的动机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个人政治野心，而且当时他攘的还不是共党红军，而是地方军阀。个人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没能从民族大义出发，率东北军拼死抵抗日军的侵略，这是不能原谅的。纵然有上级的命令，不予抵抗，但面对国土沦丧的惨痛、百姓子弟家破人亡的惨境，作为封疆大吏怎能袖手旁观，坐以待毙？若是与日军作拼死相战，东北军全军覆没，东三省沦陷，那么，东北军是“玉碎”，张学良也能留的万世美名。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一撤再撤，没有和日军血拼，为保存东北集团利益而错失坐享美名的机会，东北军是“瓦全”了，张学良却留下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实际上，对日不抵抗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识，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待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挑衅。
据说：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藏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警察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时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张有最直接责任，身为东北最高长官，不积极抵抗，难辞其咎对于不抵抗，张学良自己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后来成为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要不是西安事变，张学良就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汉奸。当日本人企图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守北京的傅作义时，人家立马和日本人干起来了。使得日本人退缩回去。
从国家讲他出卖了东三省，从自己讲他出卖了自己的百姓。东北军是中国第二强的军事集团，甚至有可能是并列第一强的军事集团。但从离开东北这个自己的土地开始，他已经无法叫板蒋介石了。看看李宗仁、白崇禧把小小的桂系变成国民党第一大系，阎锡山死守山西不放。
张学良只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抽大烟、嫖明星的花花公子，能指望他有多大能耐呢？`老蒋的战略决策失误（没看清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老蒋的如意算盘基本是这样东北军退出东北以免战争扩大先把日本人稳住整合国内的武装达到一统中国之后再整合军力防备日本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日本交还东北（历史上的三国干涉日本还辽是先例）不过老蒋没想到的是日本的野心不止于一个东北和华北而且速度很快完全打乱了老蒋的战略部署屋漏兼逢连夜雨二战的爆发把老蒋的一丝辛存给毁灭少帅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爱国军人不过是尊循老蒋的战略部署何罪之有5楼的说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