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似乎都知道1898年在中国所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和稍后的戊戌政变。传统叙事框架大致是：在列强瓜分中国日趋严重的历史关头，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推动和协助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然而由于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受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来自满洲贵族政治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戊戌新政进行刚刚一百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就出手囚禁了光绪帝，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彻底失败，除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戊戌新政期间的所有举措均被全案推翻，中国重新回到旧有的政治轨道。
在过去很多年，传统叙事框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认知，只是这个叙事框架显得太过简单，而且有许多问题并不能给出合乎情理、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解释。比如，所谓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洲贵族政治守旧势力既然对戊戌新政如此仇视，那么怎么解释太后在最初阶段对光绪帝将要进行政治改革采取默许乃至支持态度，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政治改革的必然后果，那么她为什么不是防患于未然，事前制止，反而鼓励光绪帝大胆改革呢？又比如，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既然忠心报国、热心改革，为戊戌新政发动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那么为什么清政府会在一夜之间翻脸，不经司法审判就将他们迅速处死？再比如，康有为流亡海外时，一直宣称他拥有光绪皇帝给他的衣带诏，命令他设法拯救皇上，可是我们看到不仅皇上在紫禁城执政如故，而且皇上一再发布斥责康有为的御旨，多次重申康有为等人犯上作乱的事实。难道一个堂堂的政府不如一个人有信誉，还是别有原因在？凡此，一直引起学术界的关切和重视，20年来新资料的大量发现和旧资料的重新解读使这种种谜团慢慢露出其冰山一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最近出版的《1898年中国故事》在学术界20年研究累积的基础上重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戊戌叙事”。
根据《1898年中国故事》表述，慈禧太后对新政改革的态度固然很复杂，但作为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始终如一地期待自己的国家能够在社会转型期顺利渡过，能够重建过去的辉煌，因为在“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朕即国家”是最高的政治信念，没有任何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庭兴旺发达，否则就很难合乎情理和常识。著者不仅就此提供了新的评价视角，而且根据新旧史料的排比、重读，在事实层面重建了戊戌前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以及慈禧太后在这一过程中的真实作用。著者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漫长时期，慈禧太后实际掌控政权的近半个世纪里，可能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变化最大最彻底的一段时间，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新政不仅为大清王朝重建辉煌提供了物质基础，更重要是伴随着经济成长，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管控的相对宽松所导致的国民心理变化，民主意识萌生，在为1895年后“维新时代”的形成，为1898年的政治变革准备了足够的条件。如果说这些变化完全出于慈禧太后的预料，恐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正如费正清曾经分析的那样，作为精明的政治家，慈禧太后和她的统治集团清楚知道对外打开一个缺口之后的后果，那就是社会转型与变动绝非只是经济层面的，经济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层面的变动，大清王朝虽然不愿像日本明治政权那样进行急剧性的政治变革是事实，但慈禧太后心目中并没有完全拒绝伴随经济成长而发生的政治变动，只是她期望政治变动最好是渐进的，最好不要给社会带来剧烈震动。所以，她不反对陈宝箴1895年在湖南开始的新政尝试，不反对张之洞、严修、袁世凯等地方督抚疆臣官绅等一切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变革，所以当1897年底民族危机再次高涨时，慈禧太后同意并支持光绪帝政治改革的尝试也就在情理预料之中。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著者的分析与评判，但不能不承认著者的论述是建立在可信史料的基础上。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似乎都知道1898年在中国所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和稍后的戊戌政变。传统叙事框架大致是：在列强瓜分中国日趋严重的历史关头，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推动和协助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然而由于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特权，因而受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来自满洲贵族政治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戊戌新政进行刚刚一百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就出手囚禁了光绪帝，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彻底失败，除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戊戌新政期间的所有举措均被全案推翻，中国重新回到旧有的政治轨道。
在过去很多年，传统叙事框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认知，只是这个叙事框架显得太过简单，而且有许多问题并不能给出合乎情理、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解释。比如，所谓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洲贵族政治守旧势力既然对戊戌新政如此仇视，那么怎么解释太后在最初阶段对光绪帝将要进行政治改革采取默许乃至支持态度，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政治改革的必然后果，那么她为什么不是防患于未然，事前制止，反而鼓励光绪帝大胆改革呢？又比如，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既然忠心报国、热心改革，为戊戌新政发动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那么为什么清政府会在一夜之间翻脸，不经司法审判就将他们迅速处死？再比如，康有为流亡海外时，一直宣称他拥有光绪皇帝给他的衣带诏，命令他设法拯救皇上，可是我们看到不仅皇上在紫禁城执政如故，而且皇上一再发布斥责康有为的御旨，多次重申康有为等人犯上作乱的事实。难道一个堂堂的政府不如一个人有信誉，还是别有原因在？凡此，一直引起学术界的关切和重视，20年来新资料的大量发现和旧资料的重新解读使这种种谜团慢慢露出其冰山一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最近出版的《1898年中国故事》在学术界20年研究累积的基础上重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戊戌叙事”。
根据《1898年中国故事》表述，慈禧太后对新政改革的态度固然很复杂，但作为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始终如一地期待自己的国家能够在社会转型期顺利渡过，能够重建过去的辉煌，因为在“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朕即国家”是最高的政治信念，没有任何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庭兴旺发达，否则就很难合乎情理和常识。著者不仅就此提供了新的评价视角，而且根据新旧史料的排比、重读，在事实层面重建了戊戌前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以及慈禧太后在这一过程中的真实作用。著者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漫长时期，慈禧太后实际掌控政权的近半个世纪里，可能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变化最大最彻底的一段时间，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新政不仅为大清王朝重建辉煌提供了物质基础，更重要是伴随着经济成长，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管控的相对宽松所导致的国民心理变化，民主意识萌生，在为1895年后“维新时代”的形成，为1898年的政治变革准备了足够的条件。如果说这些变化完全出于慈禧太后的预料，恐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正如费正清曾经分析的那样，作为精明的政治家，慈禧太后和她的统治集团清楚知道对外打开一个缺口之后的后果，那就是社会转型与变动绝非只是经济层面的，经济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乃至整个社会层面的变动，大清王朝虽然不愿像日本明治政权那样进行急剧性的政治变革是事实，但慈禧太后心目中并没有完全拒绝伴随经济成长而发生的政治变动，只是她期望政治变动最好是渐进的，最好不要给社会带来剧烈震动。所以，她不反对陈宝箴1895年在湖南开始的新政尝试，不反对张之洞、严修、袁世凯等地方督抚疆臣官绅等一切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变革，所以当1897年底民族危机再次高涨时，慈禧太后同意并支持光绪帝政治改革的尝试也就在情理预料之中。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著者的分析与评判，但不能不承认著者的论述是建立在可信史料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