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杜宇，1979年4月出生，河南南阳人，1997年12月入伍，现任武警海南总队一支队工化中队中队长，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 1999年国庆阅兵式中，头戴3斤多重钢盔、手握7斤重半自动步枪的武警特警方队。
今年10月1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又一次迎来属于它的盛典———国庆大阅兵。
追溯新中国历次国庆大阅兵，1999年国庆大阅兵，规模最宏大，场面最壮观，是我军历史上空前的一次盛大阅兵。时隔10年，海南日报记者分别采访曾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的武警海南总队一支队工化中队中队长杜宇，海军功勋飞行员、现任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参谋长助理王学公，与战友一起吹响大阅兵第一声号角的海南省军区演出队队长李文辉，共同感怀1999年世纪大阅兵的风采。
有幸参与1999年世纪大阅兵，是三位海南部队老兵一生的光荣记忆
“虽然已经经过多次预演，但当时我还是十分紧张”李文辉回忆说。
“当指挥员宣布‘升国旗、奏国歌’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都要激动得晕了，当时手都有点抖了。”李文辉和海南日报记者聊起当时的情景，仍难掩眼中的激动。后来，当指挥手举起来的那一刹那，李文辉吹响了大阅兵开始的第一声号角。“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来挺紧张的，看见指挥的手举起来，我本能地举起小号，那时我的心就平静了。”
李文辉回忆说：“那天长达2个小时的演奏，自己的嘴都吹麻了、胳膊也酸了，幸亏平时训练要求比较严格，否则自己真怕撑不下来。”
当时怕到场后憋尿，头一天晚上，李文辉就不敢喝水了，10月1日凌晨他们就进天安门广场，早上吃完鸡蛋和面包，李文辉只漱了漱口。若在平时三个小时不喝水就会感到口渴，何况是不停地演奏，但那天他一口水没喝，却丝毫没感到口渴。
回想当时，李文辉说：“当时太激动了，训练五个月，只为这一刻，当一个个铁流般的方队踏着我们演奏的铿锵旋律从我们身边走过时，那种神圣、自豪和感动，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什么苦，什么累，为了这一刻，都值了。现场那特殊的氛围让我和战友们忘了一切，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冒泡’，圆满完成了任务。”
最遗憾的事：
阅兵方阵没能看上一眼
10月1日，李文辉凌晨3点便到达了天安门，从阅兵开始到结束在天安门广场上站立了几个小时，但现场的一切，他却没能看上一眼，他的目光只属于乐队指挥。
李文辉说，阅兵前，虽然他们已经将进程安排、乐曲演奏顺序背得滚瓜烂熟。但当时，随时可能有突发情况，一首曲子随时可能停止，也随时可能开始，都取决于指挥的手势，不能出一点差错。他站立的位置前便有一个麦克风，他知道，哪怕是一个音符出错，就会迅速传遍天安门，传遍全世界。因此，他的眼睛就一直锁定在指挥的手上，别的地方一眼都没来得及看。
李文辉遗憾地告诉记者：“那么庞大的阅兵方阵雄赳赳地从天安门前走过，我还是后来在录像上看到的。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长安街对面的天安门城楼上，我也没机会看。”
李文辉所在的军乐团二大队的位置，正好对着天安门。从天安门下来，过金水桥，再过长安街，路边就是联合军乐团。
李文辉站在靠前的第4排，只要他稍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尊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一名来自基层部队的干部，能和国家领导人如此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一生也许就这一次。“当时，我心里很矛盾，总是想抬头看一眼，可又怕抬头时看不见指挥的手势，如果冒个‘大泡’，动作和其他人不一致，那江主席就会看到我了，也许全世界的人都会注意到我了。”李文辉自嘲地笑了起来，笑声里有遗憾却没有后悔。
踏在世纪阅兵的方阵里
武警卫士杜宇9月12日，杜宇(右)在训练士兵踢正步。陈千学 摄
亲历
1999国庆大阅兵
文海南日报记者魏如松通讯员陈千学施颖
199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对杜宇而言，这一天令他永生难忘。
这一天，在天安门前，杜宇所在的武警方队成功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群众的检阅。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天，他的生命之花开得最绚丽！
倍感责任重大
每天都在册子里写“我要坚持住！”
杜宇1米88的个儿，身板壮实，面庞黝黑。
1997年12月，18岁的他应征入伍，成为武警部队某部警卫排战士。
1998年4月，杜宇入伍的第4个月，阅兵人员选拔工作正式开始，因为身姿较好，加上队列动作协调，杜宇被挑中，与其余40名战友一道，进驻设立在武警北京二总队教导队的阅兵训练营，接受阅兵训练。
“当队领导宣布我将参加国庆阅兵任务时，感到整个人都悬了起来，战友们都为我们几个庆贺，整个部队像炸开了锅，除了兴奋还是兴奋！”对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杜宇记忆犹新，“兴奋之情仅持续了几天，随着阅兵训练的开始，大家都感受到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从进驻阅兵训练营第一天开始，队领导就明确要求：此次阅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阅兵，每个队员都不容有丝毫失误，必须圆满完成任务！
阅兵式上，受阅部队方队每个横排面25人，共有14个排面，方队人数达到352人。
要使排面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必须是零失误，而这样的要求无疑是苛刻的。
与其他战友相比，杜宇年龄偏小，兵龄也短，高标准的动作要求和严格训练，与他略显单薄的身体相比，显得近乎残酷。
那时候，杜宇学会了自我减压。他给自己买了一本“阅兵记事本”，每天，他都在册子里写上“我要坚持住！我能顶得住！我是最棒的！”
这些自我激励的话，告诉杜宇要顶住压力，战胜困难。
更多时候，战友之间的互相鼓励，也让杜宇感觉自己并不孤单。
1分06秒的背后
一年半踢坏9双专门配发的特质皮鞋
阅兵场上有两条线，一条是“敬礼线”，另一条是“礼毕线”，这两条线之间距离是96米。受阅部队走过96米，共计128步，历时1分06秒，是受阅官兵们最华丽的表演。
然而，这看上去的华丽表演背后，却凝聚着受阅官兵们的汗水、泪水和血水。
“阅兵训练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其中的紧张、艰辛，没有参加过阅兵训练的局外人是很难体会到的。”采访过程中，杜宇不时重复这句话，“训练强度之大难以想象，参训者如果没有强壮的体格和坚强的意志，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从1998年4月到1999年9月，长达1年半的时间里，杜宇与战友们换了3个训练地点。从武警北京二总队十七支队阅兵训练营进行单个军人队列动作基础训练，到武警北京总队教导队阅兵训练营进行方队排面训练，最后到北京昌平沙河阅兵村进行方队大合练。
杜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阅兵仪式上，武警部队有两个方队，一个是特警方队，一个是警卫方队，杜宇所在的是特警方队。
受阅时，与警卫方队操枪不同，特警方队是持枪。
训练时，相对操枪方队而言，他们少了劈枪和摆臂两项内容。
“别以为少了两项内容我们的训练强度就轻了，其实都是一样的！”杜宇向记者介绍，练正步时，任何一个分解动作都要到位，有人专门用尺子测量，摆臂前是30厘米，摆臂后还是30厘米。腿抬多高、脚落下多远，不得出现任何差错。为了高度一致，踢腿要用尺子量。为了速度匀称，行进快慢要用秒表卡。
方队每一排都有1名干部或教员包干负责训练，一丝不苟，不放过每一个细微的错误动作。
每天头戴3斤多重的钢盔，手握7斤重的半自动步枪，进行军姿训练，一练就是50分钟，纹丝不动。
“队形要求3个一致：手臂一致，帽子一致，刀尖一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要保持一条直线。”杜宇说。
杜宇的回忆中，训练艰苦而单调，每天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列动作一次次地重复着。
背上背着“十字架”站军姿、用别针别在领口练摆臂、用沙袋增加脚力踢正步、用摄像机拍摄训练场景以便“挑刺”……阅兵训练中常见的“装备”悉数用上，目的明确，就是要求做到整齐划一。
“瞧，这脚拇指就是阅兵时踢正步踢的！”杜宇指着他那稍有变形的左脚拇指说。踢正步时，脚上磨破的血泡与汗水搅和在一块。战友们休息时，从皮鞋里倒出来的汗水都是红色的。
“摆臂，练习1个月。踢腿，又是1个月。就是光站军姿，每次也都要站上4个小时。”一年半时间，他踢坏了9双专门配发的特质皮鞋。
无论是细雨漫天的春分，还是烈日炎炎的夏日，参阅官兵始终如一坚持训练。不时有战友晕倒，被抬出队列后，他们坐一会儿，又咬牙归队，杜宇自己也曾晕倒过。
长时间训练，参阅官兵们的身体开始出现许多疲劳症状。1999年6月，进入阅兵村第一个月，杜宇左膝软组织损伤，膝盖积水，肿得比大腿还粗，无法再坚持训练。
因为不能训练，杜宇只好作为机动兵力被下放到后勤班搞保障，任务是每天给战友们送水。
当时已到方队大合练阶段，如果不能及时融入方队训练，只有落下被淘汰的份。杜宇哪里甘心就这样被淘汰，于是利用空闲时间，给自己加小操。
两个月后，杜宇膝伤痊愈，他立即要求融入方队训练。领队考虑到他长时间没有训练，担心不能与方队融合在一起，便拒绝了。然而，在杜宇再三请求下，领队才勉强答应让他试试。
回归方队后，一切都很顺利，杜宇很快就融入到了方队当中，他和战友们期待着那一神圣时刻的到来。
为祖国强大自豪
10年来始终用阅兵精神激励自己
199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可容纳50万人的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展如画。
上午10点整，国庆典礼开始。雄壮豪迈、铿锵有力的国歌响起，当首长问候“同志们好！”时，大家齐声回答：“首长好！”，声如洪钟，响彻四方。
此刻，站在方队显著位置的杜宇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10时18分，受阅部队所有方阵从长安街北侧平移至长安街中央，并向右转，面朝西，准备即将到来的分列式。
杜宇绷紧了弦，满脑子一片空白，除了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出丝毫差错外，就是聚精会神听领队“口令”。
10时23分，分列式正式开始。武警方阵第6个出场，齐步行至东华表位置时，领队高喊“向右———看！”，杜宇和其他351名战友齐声高呼“一、二”的瞬间，踢腿生风，352双脚碰撞地面的声音振聋发聩，尽显雄壮军威。
受阅方阵气势磅礴地通过天安门，按照每分钟112步、每步75厘米的标准步幅，在天安门正前方的96米，共踢出128个标准正步，分秒不差地落在了礼毕线上。1分06秒时间，书写出武警战士的华丽篇章。
方队纵、横、斜三线分明，踢腿带风，足音如鼓———杜宇所在的武警特警方队在大阅兵中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通过了共和国的检阅，也通过了历史的检阅。我们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风采，完成了光荣、神圣的使命！”回想起10年前激动人心的那一幕，杜宇显得兴奋不已。
“参加阅兵，虽然吃了不少苦，却拥有了终身受益的财富。在12年的军旅岁月中，我始终在用阅兵精神激励自己。像参加阅兵一样，在人生道路上走出扎实的脚步！”杜宇自豪地说。
海军飞行员王学公
米秒不差飞越天安门
海南日报记者魏如松通讯员高宏伟
人物档案：王学公，1960年生于山东，海军大校军衔，现任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参谋长助理。1977年9月入伍，荣立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九次，被授予功勋飞行员荣誉称号和海军飞行人员金质奖章。先后二十多次参加重大演习，次次获得成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单位主官、优秀党员。王学公受阅归来。
199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伴随着雄壮的军乐声和轰鸣的马达声，一架架战机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掠过，将盛大的阅兵式推向高潮。
在众多的参阅飞行编队中，唯有一个呈三角鼎立的特别梯队，该梯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海军航空兵远程战略轰炸机梯队。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到了曾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的海军功勋飞行员、现任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参谋长助理王学公。听他讲述当年以“米秒不差”的成绩，准时到达人民英雄纪念碑正上方，接受全国人民检阅的难忘经历。
海军航空兵首次受领阅兵任务
王学公当年所在的轰炸机团，隶属于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部队，装备着我国最先进的远程轰炸机。
该团自组建以来，多次填补了我国航空史上的空白，圆满完成了南沙巡逻、远航太平洋、空中加受油训练等多项重大任务，多次受到军委首长、总部、海军和海军航空兵的表彰。
当年团里装备的轰炸机，是我国自行研制，在军队服役的装备中翼展最宽、起飞重量最大、航程最远的新型中远程导弹轰炸机，被人们誉为“海天大鹏”。
1999年年初，按照国家阅兵总指挥部的部署和要求，作为海军唯一一支轰炸机空中飞行编队，王学公和他的团队光荣地接到了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的任务。
首次代表海军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展示我海军航空兵的雄姿，王学公和他的战友们感到无上光荣。
1999年6月1日，已3次荣立二等功、9次荣立三等功、安全飞行2500小时的海军特级飞行员王学公，作为带队长机，率编队千里转场，进驻京郊某机场，实施受阅前的针对性训练。
空中精飞，地面苦练
在北京训练的日子里，王学公和他的团队进驻阅兵村后，把各种复杂情况想了个遍，可转场训练中的第一次飞行，老天还是给他们出了个难题：能见度底，云高低，顺风着陆，再加上受禁飞区、空中走廊限制，训练空域十分狭窄，一时让王学公犯了难。
王学公回忆，当时就连战鹰也好像一下子适应不了南北气候的差异。副参谋长胡树清第一次驾机起飞不久，便出现了发动机悬挂的险情。但战友们凭着过硬的技术，克服困难，完成了训练任务。
“国庆阅兵，标准高、要求严，我们克服种种困难，打破常规，超强度训练。在训练中，为了达到米秒不差的阅兵任务，我们一秒一秒的卡，一米一米的量。在编队中，练就了用肉眼可发现3米误差的编队本领。并摸索出低空小能见度起飞、编队的招式，攻克了10余项制约飞行训练的难关，完成了既定目标。”王学公说。
空中精飞，地面苦练！为向祖国献礼，向人民上交合格答卷，就要拿出“1米不差，1秒不差”的优异成绩。海军远程战略轰炸机梯队的所有飞行员们，谁也不敢懈怠，王学公对他的队员提出要求，人人要做到“三个熟悉”：出动方案条件熟悉、实施方法熟悉、航线诸元熟悉。
空中密集队形是阅兵训练中的一个重要科目，是保证复杂气象条件下阅兵安全的重要环节。
王学公所在的团队由于长年担负海上作训任务，一些训练科目与空军部队侧重点不同。在本场训练时，很少组织大机群起降科目训练。
一开始，王学公心里没底，经过几次向空军某团参谋长请教，掌握了云中飞行利用雷达测速，飞密集队形的经验，使中队很快克服了训练中的“拦路虎”，迎头赶上空中梯队的整体训练水平。
当时，塔台的指挥员赵勋刚开始指挥时也感到眼花缭乱，他虚心向同一塔台指挥的空军某师高副师长学习，领会大机群起飞着陆的指挥要领，几个场次下来，便能熟练自如地实施飞行训练的指挥保障了。空中飞行，编在后面的中队往往受制于前面的中队。越靠后，中队越难保持队形，操纵就越复杂。王学公带的中队作为最后一个中队，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针对性训练中，为做到在最困难、最复杂条件下起得来、合得上，确保圆满安全完成任务，他们苦练硬功，善于在人与飞机的最佳组合中寻求空中优势。实现了双驾驶，双机长能见度最低气象条件下的飞行。
王学公还积极抓住每个可飞天气，认真探索编队“战法”，寻求保持最佳队形的训练方法。他总是第一个上复杂天气的云层中，探寻编队结合执行任务的途径，把每一个动作都练得干脆利落，优美至极。
左僚机胡庆光、右僚机吴晓东，备份机胡树清与机组人员一起研究由简到繁的训练程序，飞行动作一个一个地抠，领航计算一秒一秒地卡。
为了尽快发现飞行上的误差，他们还一次次地总结摸索编队飞行，根据前飞机的状态，利用“投影”、“标线”和高度差，及时修正飞行数据。
空中编队利用目视与机载雷达相结合保持队形，地面判读利用录相一步一动地过，量位置，量误差。
在阅兵村飞行训练中，受气候影响经常出现险情故障。
王学公讲，7月份的一次训练中，一架飞机进行起飞准备时，机械员发现发动机部位有油渍。当时的中队长与机械师闻讯赶来，他们从漏油情况断定是飞机小发动机燃油泵漏油。为不影响下午的飞行训练，他们二人顾不得阵阵烫人的热浪，挽起衣袖钻进空间狭小进气道，在蒸茏般又热又闷的进气道里，他们硬撑着更换了垫片，坚固了锣钉。故障排除了，一位战友也虚脱般地被从进气道里拖了出来。
“米秒不差”到达天安门
1999年10月1日，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全世界华人为之自豪！
王学公期盼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了！
一声令下，数十架战鹰一起启动，按预定计划依次滑出，编队集合，通场出航，向着天安门广场飞去。
“来了，来了！”11时03分27秒，王学公所在空中编队，以“米秒不差”的优异成绩顺利地通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正上方，飞机的呼啸声和人群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响彻神州大地。
王学公所在空中编队受阅误差实现“零米零秒”。
“所谓‘零米’，就是受阅梯队通过天安门时，带队长机的机身垂直超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塔尖，误差为零米。”王学公自豪地说，“所谓‘零秒’，就是按预定时刻到达，并且按预定时间通过天安门广场，误差为零秒。”
驾驶战鹰从国庆50周年的阅兵式上飞过，无疑是光荣的。王学公和他的战友们，从南中国海的海疆来到北京阅兵村，100%地完成了受阅任务。
军威高于一切，国威重于生命！
王学公和他的战友们驾驶的战鹰，成功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海天大鹏”的雄姿，再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向世人展现了我人民海军的时代雄姿。
小号手李文辉
吹响大阅兵第一声号角
文海南日报记者魏如松通讯员肖双剑李洋
人物档案：李文辉，1975年出生，河南郑州人，1999年参加国庆大阅兵联合军乐团，现任海南省军区演出队队长，入伍以来，先后五次荣立三等功。本版图片由李洋提供亲历1999国庆大阅兵训练时与海军徒步方队合影。 1999年大阅兵军乐团合练。
历史的时针指向公元1999年10月1日。
修葺一新的天安门广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旋律的响起，举世瞩目的世纪大阅兵徐徐拉开了帷幕。
10年前的情景，李文辉一生难忘。大阅兵的第一项是升国旗、奏国歌，国歌的引子是由小号来完成的。当年，李文辉作为联合军乐团30名首席小号手的一员，与战友一起吹响了大阅兵的第一声号角。
幸福的回忆：
层层选拔走进阅兵联合军乐团
李文辉出生在黄河之滨郑州，12岁便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小号，后来师从北京一位乐器老师，每年寒暑假便到北京学习，直至入伍。入伍后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小号一直伴随着他，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1998年10月，总政军乐团的专家到广州军区走访考察，挑选大阅兵军乐团演奏人员。已有11年小号吹奏经历的李文辉经过海南、广州层层政审、考核选拔，进入了军乐团专家们的视野。
“当时全广州军区只有80多个名额，而海南军区只有10个名额，考核太严格了。”提起考核，至今李文辉仍然唏嘘不已。
那次考核，苛刻的要求导致了超高的淘汰率。可最终，李文辉以精彩的小号独奏将经典乐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无可挑剔地征服了所有在场聆听者，赢得了军乐团考官们一致认同，一位专家说：“想不到海南还有这样的人才，明年的国庆庆典，天安门一定要有你的身影。”
1999年5月，李文辉顺利入选联合军乐团，先后在广州军区和北京的阅兵村接受集中训练，凭借自己的高超技艺和刻苦努力成为小号声部的声部长，任首席小号手，在阅兵当天吹奏国歌引子。“当时听说招人参加大阅兵，我想都没想就去了，根本没考虑那么多，当时就一个念头，一定要选上！”回忆起刚刚报名时的事，10年后的李文辉还是幸福满满，“能被选入联合军乐团，带领小号声部接受检阅，这是一辈子才有一次的幸运啊！”
难忘的艰辛：
腿打不了弯嘴吹破了皮
1999年10月1日上午10时，随着阅兵总指挥的一声令下，李文辉等30个首席小号手吹响了国歌的前奏，随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1300件乐器，同时奏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乐曲，雄壮的旋律，威武的军容，令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观礼者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肃然起敬，而在背后，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汗水和泪水。
大阅兵演奏的曲目多达35个，为了保证团队的整齐划一，现场演奏时不能看乐谱，队员都必须把每一个曲目背得滚瓜烂熟，才能确保演出时不出一丝差错。
为了熟练掌握乐谱，李文辉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背谱子；午饭后便到集训队后山练曲子；每天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背、读乐谱，就连吃饭、走路的时候也经常脑子里想着、嘴里哼着，手不知不觉地打着拍子，晚上说梦话背出一长串的乐谱是常有的事。
短短两个月，17首仪式乐曲、18首群众游行乐曲，李文辉便熟练掌握了。
7月初，广州军区集训队奔赴北京阅兵村参加进一步集训，表现出色的李文辉被选为小号声部长、区队长，成为大家公认的“老师”。
联合军乐团从入场到退场站立时间超过3个小时，连续吹奏时间达2个小时，这不仅要求队员有高超的演奏技巧，还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第一次军姿训练，李文辉站立了30分钟便开始打晃，一小时后，他差点就倒在了地上，“如果哨声再晚2秒钟响起，我就挺不住了。吹哨休息的时候，腿都弯不了了，十个手指头肿的粗了一倍，像被水泡过！”为了增加体能储备，他加强了自己的体能训练，俯卧撑、单腿深蹲、长跑；吹号时在上臂上绑砖头、沙袋练力量；背上绑十字支架练体形。
站军姿时要求纹丝不动，所以每次站军姿就成了蚊子的“大餐”时间。最多的一次，李文辉身上叮了12只蚊子，李文辉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当时，我前面的同志的后颈上就叮了一只，我看着它的肚子一点点的变大，感觉被蚊子咬的地方就更痒了。那时候，每个人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怕被淘汰！说不让动，就是没人动。”
在5个月的艰苦训练中，李文辉每天在烈日酷暑中一站就是8个小时。长时间的站立，腿打不了弯，长时间的演奏，嘴吹破了皮，皮肤被太阳晒裂得褪了一层又一层。功夫不负有心人，3个月后，他就能站4个小时不倒了，李文辉笑着说：“站多了，习惯了，就不觉得辛苦了。”
阅兵中的演奏节拍必须保持高度精确，徒步方队每分钟116步，而他们是踏着军乐的节拍行进的，军乐演奏中节拍的极小误差，都会给队列带来严重的后果。军乐团运用非常精确的“节拍器”来规范每个演奏员的动作。为了掌握好这个节奏，李文辉白天训练将节拍器固定在自己的领子下，晚上就放在枕头旁，保证自己每时每刻都能听到拍子的声音。10年过去了，海南日报记者为李文辉做了个测试，他现在仍然能精确地打出每分钟116次的节拍。
正是凭着这样的坚韧毅力和神圣的历史责任感，李文辉才圆满地完成了这个神圣光荣的任务，没有吹错一个音符。
激动的时刻：
举起小号吹响国歌引子
小号有铜管乐队中的王子之称，国歌的旋律，第一句就是由小号领衔的，由它吹出的朝气蓬勃的六小节的国歌引子，是整部乐曲的主题的发端，后面的乐句都是经由它而发展、渐进与高潮。
大阅兵的第一项便是升国旗、奏国歌，国歌是庆典开始的第一曲，李文辉是负责演奏国歌引子的小号手中的一员，所以，李文辉的位置显得十分重要。
李文辉深知自己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小号在他手里就等于战士手中的武器，尽管常吹常奏，他每天也要把国歌引子吹上五六十次才行。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靠着一身真功夫，从参选到大阅兵庆典演奏，李文辉从来没有冒过一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