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写下了大量爱民忧民的诗篇，通过描写灾难深重的农民，刻画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形象，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了作者深厚的情感。可以说，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他成为“诗圣”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民本情结则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底蕴。作为社会的良知，杜甫最关心的是人，是一切人的生命、安全与幸福。
杜甫写出了大量的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诗歌，在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与民交往时从来没有士人的高态，也绝不掺杂轻视厌弃之情，有的只是关爱和尊重。杜甫对下层人民倾注了大量情感，饱含了深刻的爱怜，他曾在诗歌中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邻人未曾嗔”。(《暇日小园散病》)
杜甫对自然界和人文社会中那些被践踏的“弱者”表现出深厚的同情，寄托了无限的哀伤和悲悯。从《石壕吏》中的老妪一家让人心酸哀痛，到《新婚别》中的新婚夫妇的生死离别让人同情，再到《垂老别》中花甲老人告别老妻，毅然而上战场的悲壮。杜甫将这些劳动人民刻画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与悲悯。
杜甫始终将国与民、国与家统一起来，忧国忧民，爱家爱国，深切地同情人民，关怀劳苦大众，无比地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后，他的喜怒哀乐完全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融合，凸现了一份赤诚的爱国之情。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他这样写道：“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在杜甫眼中，山河已破碎，清浊不分；京都朦胧，政治昏暗，他为国为民着想，深忧远虑。安史之乱爆发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诗人面对三春美景发出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悲音。唐军跟安史叛军在陈陶作战，唐军几乎全军覆没，面对此，诗人在《悲陈陶》一诗中以“四万义军同日死”和“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刻画了战争的惨烈，以“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写出了人民的痛苦。
杜甫从不避讳权贵，他写了很多斥责统治者骄奢淫逸、同情百姓疾苦的诗篇，他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对统治者的种种罪恶行径作了无情揭露和鞭挞。在《兵车行》诗中，诗人描述了百姓哭送子弟戍边的场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把送别者的那种眷恋、悲痛与绝望刻画得细致入微，杜甫把老百姓的苦难归结为统治者没完没了的拓边政策，因此，他在诗里直接地控诉了统治者的拓边政策以及各级官吏的借机征敛。在《丽人行》中，杜甫用“黄门飞革空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写出了杨氏姐妹显赫的地位和繁华的宴饮，揭露了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他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平民百姓充满了同情，他用诗歌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反映出了贫富悬殊对立的社会现实。杜甫将统治者和劳动人民作对比，一方面写统治者荒淫无耻、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在《岁宴行》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以悲悯的情怀反映统治者横征暴敛下黎民百姓悲惨的生活。在这些诗歌中，诗人的笔触是沉重而尖锐的，表达了其真情实感和一种为民着想的民本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