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小说叙事的时代背景是宋代，社会文明都已相当发达，但小说叙事中却时见恐怖的吃人情节，仅“人肉包子店”就出现了至少四家。
最著名的是我们熟知的十字坡那一家“旗舰店”：武松大闹十字坡，结果化干戈为玉帛，张青便引武松到“厨房重地”人肉作坊里看，“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见那两个公人，一颠一倒，挺着在剥人凳上。”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然而奇特的是张青的自白：“实是只等客商过住，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第27回)
这样的人肉酒店绝非十字坡一家。戴宗上梁山报信时，赶了几天几夜，不慎也误入一家“分店”，情况万分危急：“火家正把戴宗扛起来，背入杀人作房里去开剥。”(第39回)。林冲雪夜上梁山，在山南酒店见到朱贵，朱贵对自己的“业务”作了一番解释：“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耙子，肥肉煎油点灯。”(第11回)还有一家“分店”在揭阳岭，是催命判官李立的酒店，这回差一点被剥的是未来的梁山好汉之首宋江：“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崖边人肉作房里，放在剥人凳上。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第36回)
宋江在清风山，差一点被矮脚虎王英剥出心肝做了“醒酒酸辣汤”：“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第32回)而宋江也以同样的方式吃别人：“宋江把黄文炳剥了湿衣服，绑在柳树上……便问道：‘那个兄弟替我下手?’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做醒酒汤。”(第41回)
李逵的野蛮残忍在梁山上可排“第一把交椅”：第43回杀了李鬼后：“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前面，却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吃得饱了……”在文明已经相当进步的宋代社会，这样原始野蛮的食人行为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水浒传》食人情节是古代社会历史某些侧面的深刻反映。中国古代文明的生长，伴随着无数血腥的历史惨剧，食人行为看似匪夷所思，其实在古代社会屡见不鲜。这在史志文献、野史笔记中有很多记载和反映。
在极度贫穷，为生存而挣扎的社会和时代，人性规范的维系力量是脆弱的。人性链条在饥饿与死亡重压之下断裂，就发生了食人行为。《水浒传》中的食人情节并非不可写。但是，观其叙事，《水浒传》作者对于这些残酷、野蛮的食人行为，不仅少有谴责，而且颇多欣赏。
首先，食人行为大都出于梁山好汉所为，联系小说中种种血腥场面的描写，我们会感到，在作者笔下，食人行为是表现其人物“英雄豪杰”、与常人气概不同的一种手法，是英雄形象的组成部分。面对使人心惊肉跳的杀人作坊、剜食心肝以及炙食活人，梁山好汉泰然自若，毫无作恶的罪感。相比之下，潘金莲害武大时，“那妇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来。……那妇人揭起被来，见了武大咬牙切齿，七窍流血，怕将起来，只得跳下床来，敲那壁子。”(第25回)既是作恶，便有作恶的罪感，虽然短暂，但这种慌忙和害怕却正是人性的表现。但作者是以此表现常人的胆怯、平庸，从而反衬梁山好汉杀人、食人时的不同凡响、敢作敢为，凸现其超越世俗的“形象”。越是血腥、残忍，则越是英雄、越是好汉─这是《水浒传》英雄叙事的重要逻辑之一。
《水浒传》在描写梁山好汉食人情节时，都为之设立了“正当理由”：一是为了谋生，如张青夫妇“以此度日”；二是为了梁山事业，如朱贵酒店；三是为复仇，如宋江割炙黄文炳。但细加推究，仅仅为实现自己生存或复仇的需求，就残无人道地食人，以剥夺他人的生命为手段，来追求自己的“自由和需要”，这种追求就失去了人性的必要规范。对这种人性失范，作者表现出的倾向性并没有超越梁山好汉“草莽强人”对于人性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水浒传》人性观念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