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1503-1583)，华亭人。他在明朝所有相当于宰相职务的首辅中间，不是最出名的，也不是最出色的。但他却是将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奸臣严嵩扳倒的主力，如果不是他，严氏父子还将继续作恶下去。《明史》以少有的口气，高度推崇这位徐文贞：“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论者翕然推阶为名相。”
当年，邓拓先生在《燕山夜话》的一篇短文中，讲了一则有关他坦陈错谬，不怕丢丑的佳话。
徐阶二十岁那年，嘉靖二年，为这年录取的进士第三名，“读书为古文辞，从王守仁门人游，有声士大夫间。”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浙江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俱视学政。一年，他担任浙江省主考官，那年他不足三十岁，少年气盛，可想而知。三场考毕，阅卷中间，发现一名士子在八股文中用了“颜苦孔之卓”这个典，他眉头一皱，顿觉眼生，百思不得其出处。遂拿起笔，画了个黑杠，批上两个字：“杜撰”。然后，“置四等”，等于是不及格。“发落”之后，就该卷铺盖回家了。不过，凡卷子上有主考的不佳评语，考生照例要到堂上“领责”，也就是去受训斥。这位士子捧着卷子上去，一看这位年轻的主考大人，满面愠色，吓得不知该如何应对？但又不得不为自己申辩：“大宗师见教诚当，但此语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见清人周吉士《寄园所寄》)
在人们的心目中，领导是不会出错的，而主考官尤其不会出错，嘉靖把他派来主考，他出错，岂不是说明皇帝也有了错吗？不光要维护自己的威严，即使为了皇上的英明正确，也不能认错。但这位年纪轻轻的主考大人，也就是后来成为嘉靖和隆庆两朝首辅的徐阶，却颇具开明作风，肯于道歉，敢于认错，连忙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然后，“改置一等”。邓拓引文，来自明人陈继儒的《见闻录》：“徐文贞督学浙中，有秀才结题用‘颜苦孔之卓’语，徐公批云：‘杜撰’。后散卷时，秀才前对曰：‘此在出《扬子法言》上。’公即于堂上应声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读得书’。遂揖秀才云：‘承教了！’众情大服。”邓拓接下来说：“果然，打开《扬子法言》第一篇，即《学行篇》，读到末了，就有‘颜苦孔之卓也’的这一句。这位督学当场认错，并没有丢了自己的面子，反而使众情大服。这不是后人很好的榜样吗？”
做人，能做到这种坦陈自己的不足；做官，能做到这种不耻下问的求教，真是太少见太少见了。这是徐阶的了不起处，不讳疾忌医，不掩饰错误，开诚布公，当众认错，是需要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才能为之。中国人，面子最要紧。栽了面子，而且栽在晚辈，后辈，下辈，小字辈手里，那简直就是无地自容的奇耻大辱。假如设身处地，将我放在那位置上，当场承认自己学问浅，承认自己读书少，我能做到吗？所以，我特别钦佩这位名相的气度和雅量。
据明人焦竤的《玉堂丛话》，还说到这位徐阶的另一则佳话，那就更让我们对他宅心之仁厚，胸怀之涵广，有更深的理解。
隆庆年间，告老回乡，回到华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曾经遍邀村社绅耆，乡亲父老，宗族姻旧，邻里故友，大规模地请过一次客。功成身退，安度晚年，举行这样一次见面活动，说明徐阶官做得很大，不忘根本，不摆架子，不搞特殊，有与大家打成一片的意思。“徐文贞归里，遍召亲故，一人取席间金杯藏之帽，公适见之。席将罢，主者检器，亡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觅也。’此人醉酣潦倒，杯帽俱堕，公亟转背，命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见前辈之厚。”金杯自然价值不菲，但应邀而入席的亲故，倘非穷到揭不开锅，谅不至出此下策。从徐阶命人将这个金杯，仍给这个乡亲放回帽子里去，还背过脸去装看不见，可以体会到这位长者的心态，是多么善良了。第一，不因其人潦倒而拒邀，第二，不因其人窃物而排斥，第三，不因其人犯了这样的错，而不顾全他最后的一点面子。
坦言自己的错，讳言他人的过，言与不言之间，徐阶庶几乎具有一点老子所说“上善若水”的精神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