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秋桂子，十里飘香。正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季节，全国近百名专家学者下榻于西子湖畔研讨《水浒传》，重点是“杭州与水浒”。笔者只是听听、问问，随意写下一些有关论述。
为什么说，《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杭州人？
明代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宋江》，就是描写以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故事，当是《水浒传》的雏形。郎瑛是杭州人，家住望江门板儿巷，是一位著作家兼藏书家，他的说法自有权威性。与郎瑛大体同时及稍后的高儒、田汝成、胡应麟、王道昆等人，也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钱塘人。这些人的观点被历史尘封已久，今天被专家们拨出，让人耳目一新。
许多专家还从《水浒传》内部找出大量“内证”。
先从地理态势的描写来看，凡是长江以北部分，大量是南北不分，东西莫辨，舛错至极。如史进自华阴去延安，该是北行，却错向西去千余里的渭州；鲁智深自五台山文殊院到开封大相国寺，该是南行，却错向东南千余里的青州；宋江征方腊到了淮安，当地官员却说“前面便是扬子大江”，“隔江却是润州(镇江)”，把淮安错移东南数百里，等等。专家们认为，这些舛错，说明作者对江北地理态势的无知，作者根本不像是生长在江北的人。
至于长江以南呢，舛错甚少，尤其杭州一带，描写得非常具体真实而准确，不仅是临平山、皋亭山、古荡、桃源岭、灵隐寺、吴山，以及杭州城的城门等较显著的地方是如此，就是鲜为人知的小村如五云山麓的范村，小桥如花港南侧的定香桥，小山如钱塘江中的半墦山等，也是如此。显然，作者对杭州无比熟悉。
再从气候物象的描写来看。凡是江北的，常常是时序颠倒，季节混淆。而写到杭州地区呢，西湖春日的“水色拖兰”、“山光叠翠”，还有对西湖传统的四季“当家”花卉桃花、荷花、菊花、梅花的描写，真可谓传神写照，曲尽其妙。更有西湖周边的十几个景点，如“苏公堤红桃绿柳，林逋宅竹馆梅轩”，“三天竺晓霞低垂，二高峰浓抹云烟”等等，都真切地点染出各自的特点。无疑，这位作者对杭州的气候物象了如指掌。
再从方言土语的运用来看。专家们指出，《水浒传》中运用的语言属吴语，通行于浙江省大部与江苏省东南部，同时也融进一些杭州地区及小范围中的方言土语。最为突出的是“儿尾词”，即名词之后加一个“儿”字，如“帽儿”、“筷儿”、“黄瓜儿”等等，构成特有的“杭州腔”。这个“儿尾词”，《水浒传》中运用的频率极高，如王进挑了“担儿”，史进戴了“帽儿”，李忠插把“纸标儿”，金翠莲插支“玉簪儿”，鲁达丢了“碟儿”、“盏儿”，打破郑屠脑袋时如“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潘巧云的“黑鬒鬒鬓儿、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一直用到全书将结束。方言专家指出，这个“儿尾词”，基本上只通行于杭州城区和城郊接合地带，东至乔司，南至钱塘江，西至转塘，北至三墩。而《水浒传》中，不仅运用得多，而且运用得极为熟练，充分可见，这位作者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老杭州”。
还有，从人文典故、风俗人情的描写来看，《水浒传》中许多内容，都是从杭州地区汲取素材而“化入”的。如山东阳谷县潘金莲“养野男人”被称为“养鹅鸭”；梁山泊上的枇杷与苦竹等等，分明是从杭州移去；又如张顺的“金华将军”头衔及其享祭的“金华将军庙”，是从杭州曹杲处移去；乌龙庙与大慧禅师，分别从杭州的乌龙山与径山寺移入。这些都说明《水浒传》作者对杭州的熟悉，若非久住杭州，实在难以做到。
专家们得出的“《水浒传》作者就是杭州人”的结论看来还真有点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