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讲：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古代关于是非问题的讨论很多。关于是非问题的讨论，相当于现在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是非问题中的“是”包括事实、真理以及符合道德、价值观、情感等多方面内容。简单事实不算真理。真理也未必符合道德。道德与情感也不完全吻合。中国古人把正确的都归入“是”，把与此相反的、错误的，都归入“非”。
而庄子则认为，是非是由自己的内心认定的。而汉代人对此进行了发展和继承，认为是非在不同人、不同地方和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辩论能定胜负却不能定是非
战国时代，天下大乱，百家自由争鸣，思想家发现，各派学者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同意自己观点的说法是错误的。讨论没有结果，分不出胜负。辩论的时候，谁都想说最后一句话(后息)，好像谁坚持到最后，谁说了最后一句话，谁就是胜利者。这是胡搅蛮缠，不利于辩论的正常开展。大家都感到需要一种判断是非的标准。
墨子提出“三表法”作为讨论是非问题的标准。他在《非命上》中说“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根据古代圣王的事实)；“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根据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从实行的效果来考查，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就是正确的)。古代圣王是人民的榜样，学习榜样，就是“是”，与榜样相反的，就是“非”。大家都学习榜样，因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榜样是有限的，没有榜样可以参考时，就根据百姓的耳闻目睹，群众的实际经验。这里讲百姓，就是为了避免根据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特殊感觉所产生的片面性。废，同“发”，意思是实行。中，是符合的意思。百姓是贵族，人民是平民。议论是非，实行以后，看它对国家人民是否有利，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就是“是”；对国家人民不利的，就是“非”。这个是非，就是价值问题。
墨子立三表来衡量天下的各种言论，“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他还认为，辩论有胜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经说下》)谁的议论符合这三表的，就是正确的，就是“是”，也就是辩论的胜利者。墨子认为言论有客观的标准，辩论可以分胜负。
庄子认为，辩论虽然有胜负，却不能定是非。庄子认为有是非，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是非。这就是他说的“齐是非”。庄子认为从道的宏观角度来审视，没有一个绝对的是非。这就是很多人说庄子思想有相对论倾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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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能辩论赢的是非大抵分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大是大非”，不能违法啊、不能卖国求荣啊等等；另一种便是从不同角度判断是非结果不同，比如，一个人为了孝顺母亲，偷了人家的东西。他自己从为人子当尽孝的角度看，当然认为自己是对的，是情有可原的，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好像可以网开一面。但是，从社会安定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危的角度看，这人便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法律的严肃性怎么保证？如果都效仿负面的影响会不会更大？两方因此辩论起来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支持者。当场辩论的成功率则决定于两方是非观点的支持率。而哪一方当场辩论成功了，似乎都难确定其是非观点的绝对准确。
是非是由自己内心认定的
庄子讲：“举世而喻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庄子·逍遥游》)这就是说，是非是由自己内心认定的，不是多数人甚至全天下的人所能改变的，所能左右的。选举可以表达多数人的意愿，但不能确定是非。而真理往往在少数人的手里。真理的发现，不可能是千百万人同时进行的，一定是少数人首先发现的。一旦发现了真理，即使有千百万人反对，也要坚持下去。这是一种自信心。
墨子提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符合古代圣王的做法，就是正确的，不符合古代圣王的做法，就是错误的。这是将圣王的言行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庄子认为圣王和普通人一样，都是在床上睡觉，但不能认为泥鳅在烂泥睡觉就不对，也不能认为猿猴挂在树枝上睡觉也不对。人自以为高贵，比万物都灵，但是人的习性也不能作为万物判断是非的标准。汉代人继承庄子的思想，提出更多的材料论证这种观点。《淮南鸿烈·齐俗篇》提出“天下是非无所定”的命题，认为是非在不同人、不同地方和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是非不是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主术篇》)即使是高贵的圣王，其言行也不都是正确的，也未必都可以作为是非的标准。同样是圣王，他们的言行，有时也会有相抵触的地方。不是官越大说的话也就越正确。
个人意见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齐俗篇》)我认为不对的，别人未必也这么看。我认为对的，世俗未必赞同。就是圣王，他的意见也不能作为天下判断是非的标准。以自己思想为是非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
职业、立场不同对是非看法也不同
“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汜论篇》)
志趣、学问、思想观念不同，则是非观不同甚至相反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孔子提倡礼乐教化，墨子反对；墨子提倡兼爱、尚贤、右鬼、非命，杨朱反对；杨朱提倡保持自己的本性，不受外物的拖累，孟子反对。他们都是圣贤，对是非没有一致的看法。
殷朝末年，纣为暴君，比干强谏，被纣王剖心而死。箕子知道进谏无用，装作发疯保存性命。比干不是不知道箕子装疯可以保存性命，但是他选择了直行尽忠，宁可牺牲，也不愿意装疯来保存性命。现在如果从箕子的角度看比干，认为比干愚蠢；从比干的角度看，箕子就是卑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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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鸿烈·齐俗篇》说，世俗的人以成功者为贤人，以解决难题为智慧，以遭遇灾难为愚蠢，以牺牲为戆厚。实际上就是说各人价值取向不同，各有自己的是非判断和选择。
是非观念也要与时俱进
志趣不同，观念不同，各有自己的选择，从圣人来看，“未有可是非者也”。正如《汜论篇》所说：“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处，是时间、地点、条件的总和，是指特定的环境。特定环境下有具体的是非。适合这个特定的“处”，就是“是”，不适合的就是“非”。这一“处”的是非，不是另一“处”的是非。
儒家讲仁义礼智信是五种经常实行的道德，即五常。在特殊情况下，这个“常”也会发生变化。儒家讲礼让，孔融让梨传为美谈。但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让的。古代有一人叫苍吾绕，娶到的妻子很美丽，睡了一夜，感觉很好，第二天就要将妻子让给哥哥。礼让是好品德，却有许多东西不能让。对于老师也“当仁不让”。在《淮南鸿烈》作者看来，尾生凝信和苍吾绕让妻，都是反面的例子。《淮南鸿烈》认为没有固定的是非、普遍的是非，是非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则有一定的是非，摆脱局限的环境来考察，这些都是“无所定”的。“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齐俗篇》)只有圣人才知道这种绝对是、绝对非的“真是非”。什么是“真是非”？《淮南鸿烈》没有说明，大概只是虚悬一格，让后人去猜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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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普通人又何必一定要死守所谓的“真是非”呢？《淮南鸿烈》认为是非都是具体的、相对的。我们想想，一个人需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负责、对公司忠诚、对客户诚信，但是如果这个公司本身是违法的，这个客户本身就设了一个大圈套等着你钻，那么，你还能忠心耿耿地帮着公司做违法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往客户的圈套里钻吗？固守一个是非观念，拘泥于其本身的表面意思，而不懂得变通、因地制宜、与时俱进，那不是一个蠢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