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的义和团团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小也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你将不再是“那个历史学家”》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引用了一个名为“钟九闹漕”的历史事件。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湖北崇阳县发生了一起农民起义。四十八堡的农民们在钟人杰(钟九)等人的带领下，暴力反抗衙役浮收漕粮。他们围城杀官，并且攻打了与崇阳接壤的通山、通城等地。后来，道光皇帝亲授方略，调集数省官军合围，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上述历史，曾被范文澜写入《中国近代史》。他写道：“湖北崇阳人钟人杰聚众数千人起义，自称钟勤王，并树都督大元帅红旗，次年战败被杀。”
为了调查“钟九闹漕”事件，张小也亲自跑到崇阳搞了一次田野调查。在调查中，她发现了一个现象。张小也说，当地老百姓口头讲的「钟九闹漕」的故事与历史记载非常不一致。《清实录》记载，“(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湖北崇阳县逆犯钟人杰、陈宝铭、汪敦族伏诛。”但是，在老百姓的嘴里，张小也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结果：所有接受张小也采访的当地人都说，钟九这个人是自首而非被捉走的。不仅如此，大家还说，钟九这个人死于地方官之手(也有人说死于押解他的差役之手)。他们认为，“钟人杰是有理的，他不是告皇帝，因此皇帝不一定会杀他。”“钟九反贪官不反皇帝。”
上述这件事情，官方记载与民间传说之间表现出的差异，至少暴露了两个问题：其一，官方立场与民间版本的迥异，说明民意与官方意见之间存在一种无法弥补的鸿沟。其二，在民间，“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天真想法是有很大的市场的。
后一个问题，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那就是：皇帝的经没有错，让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
我觉得很有趣。
民间对于“朝廷主持公正”的这种痴迷与期待，其实并非仅仅出自于“愚忠”这一个原因。面对种种不公和冤屈，民间的理解一般总是比较单纯：天下是皇帝的，他(们)总不至于自毁长城吧？！
此外，对于不少人而言，期盼有一个开明的统治者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比如说一个人，总不能每天都想着“天下乌鸦一般黑”吧？！如果一个人精神上老处于这种状态，估计很快就要崩溃了。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是希望现实当中真的有一个“有道明君”带领大家奔向所谓康庄大道的。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总是期望能够有一个清官或皇帝来为他们“做主”的。很显然，这里面，有一种叫做“开明专制”的动人说辞在起作用。
因为这种希望的存在，历史就表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悖论：越是黑暗的时代，名声清廉的官员影响就越大；越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大家对清官和皇帝的期望值就越高。这种期望，一直持续到土崩瓦解为止。
不过，很多人毕生都没有想到的是：之所以有种种地方上的黑暗存在，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家人”，在于专制和皇权。否则，钟九们也就没有必要起来造反了。那些相信“皇帝的经是好经”的人，绝大多数对政治缺乏一种客观的了解。他们认为，现实中的统治者也就是戏文里的统治者，不是白脸就是黑脸。不过，现实似乎绝非如此。
1898年10月，山东义和拳首领赵三多、阎书勤在冠县发动起义，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当年的《义和团告白》中说：“保护中原，驱逐洋寇”，而《马兰村坎字团告示》中则说：“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访”。当年的那些人，在面临外侮的情况下，期望最终能够与朝廷联起手来，一致对抗西方人的侵略。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太后看清了这些人的实力以后，转而就出卖了他们。
对“有道明君”或所谓“开明专制”的死心塌地，当然也是一种迷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