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古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早在秦汉时代，“上书”中便出现了许多奇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等，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古代好的“上书”，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几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姚崇上唐玄宗书等反复阅读，在浓圈密画中留下了不少评点文字，很值得我们回味一番。
对马周上唐太宗书，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马周(601～648)，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从小孤贫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他早年十分落泊，经常受到地方官的欺侮。一气之下，他西游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郁郁不得志的马周，想不到命运就此发生重大转机。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常何是个武夫，不通经史，但又任务在身，无奈之下，只好请马周代笔。马周条陈二十余事，样样皆合唐太宗的心意。唐太宗感到很奇怪，因为凭常何的才具是写不出这份“上书”的。常何倒也诚实，当唐太宗问起这件事时，他坦陈非其所能，全由门客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见马周，“及谒见，与语甚悦”，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决定其在门下省当值。马周从此平步青云，很快跻身于唐太宗的股肱之臣之列。马周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朝散大夫、中书令、谏议大夫、吏部尚书等职，另兼任太子老师，可谓荣宠备至。常何因为发现人才，唐太宗赐帛300匹以示奖励。
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他仔细阅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尤其对《新唐书》所载马周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的一封“上书”密加圈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贾生即西汉的贾谊，其《治安策》曾被毛泽东评价为“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马周的这封“奇文”，直陈己见，不事虚饰，表达了如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奉劝唐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纵论历史，认为夏、商及两汉分别存在数百年，皆因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而从魏晋到隋代，都不过几十年，“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穷奢极欲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便即位，则“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还连画了3个大圈，以示这8个字为其中要旨。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马周直陈时弊，指出当时“徭役相望，兄去弟还”，“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加了旁圈。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神交古人，在会心中感慨系之。
二是劝告唐太宗在人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这种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观点，毛泽东是很赞同的，所以他在此处天头上画了3个圈，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认为，一个国家，当然要有贮积，但这种贮积要与民力相称。在民困未苏的时候，横征暴敛只可能资寇。他举例道，隋朝建洛口仓，又在东都洛阳积布帛，结果大乱一来，前者为李密所有，后者为王世充所据。这种“积之无益”而且有害的事应该避免。马周还强调，民众劳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遇上天灾边患，则最容易出现狡狯强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是皇上晚食晏寝所能应付的了。毛泽东鉴于马周说得深刻，在其所言“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处逐字加了圈画。
三是提醒唐太宗吸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教训，不可对诸王“溺于私爱”，树置失所，而要预为节制。马周说，皇帝之子不愁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如果对之宠遇太厚，一方面会导致他们恃恩骄傲，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皇位继承者的忌恨。他以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曹丕继位后迫害曹植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句话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毛泽东在天头上连画3个圈以示重要。
四是建议唐太宗重视刺史、县令等临民之官的选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在“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圈画。马周笔锋直指时弊，认为朝廷独重内官，而对刺史、县令等直接临民之官的选拔颇为草率，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因为任京官不称职而外放做刺史、县令。至于边远地区，刺史、县令的任用更是随意，真正“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这种重视基层政权建设的观点，很符合毛泽东的政治思维。
马周的“上书”切中要害，唐太宗看后“称善久之”。尽管从文章学的角度看，马周的这封“上书”不及贾谊的《治安策》那样文采斐然、层次分明，但因为言之有物，在平实中见至理，于质朴中显真情，所以毛泽东对之赞赏不已，称之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发挥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苏轼为一代文学大家，其万言书被毛泽东说成是“纸上空谈”，可见毛泽东对政策建言的要求是切实可行，而非徒然好看而已。
唐太宗对马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礼遇。他评价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自己对马周“暂不见辄思之”。马周晚年患病，唐太宗“躬为调药”。君臣间的关系达到这种相见恨晚、亲密无间的程度，诚为千古佳话。《新唐书》的主修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附一赞语，感叹“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唐太宗“锐于立事”，而马周建言“皆切一时，以明佐圣”，君臣之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但又说马周之才毕竟不及辅佐商代武丁王的傅说以及帮助周武王灭纣的吕望(即姜子牙)，所以后世对马周的事迹叙述不多。毛泽东不同意此种说法，批道：“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马周的才德是否堪与傅说、吕望相比，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毛泽东的观点属于“一家之言”，但从中可看出他对马周这类人物的偏爱。毛泽东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即认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原因在于这些人“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较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马周以一介草民而平步卿相，为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又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所以他格外喜欢。马周早年嗜酒伤身，只活了48岁。毛泽东为此感到惋惜，在《新唐书·马周传》中还批了8个字：“饮酒过量，使不永年。”
对于马周的这封“上书”，毛泽东在极其赞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如“上书”中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毛泽东认为此种说法“不确，比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隋唐鼎革，人口锐减，但不至于减少到马周所说的十分之一，可见毛泽东读史是非常善于独立思考的。
在历史上，唐太宗以“从谏如流”而著称。对唐太宗，毛泽东一向深表佩服。他在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时，曾总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其中有两条便涉及虚心纳谏，即“每旦视朝，听受无倦”、“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没有李世民便不可能有马周，毛泽东对此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点评朱敬则上武则天书，毛泽东赞赏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朱敬则(635～709)，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出身名门望族，“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曾受到过唐高宗李治的召见和赏识，但因被人谗毁而未得到擢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朱敬则先后担任正谏大夫、冬官侍郎等职务，并监修国史。
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执政之初颇受朝野怨恨，加之帷幕不修，内心惧惶，为巩固政权，命人于朝堂安置铜匦，广开告密之门，同时任用来俊臣、索元礼、周兴等酷吏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宗室大臣，在朝野上下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有鉴于此，朱敬则上书武则天，提出“绝告密罗织之徒”，在政治上改弦易辙，“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开创礼乐教化的新气象。
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毛泽东于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对于朱敬则的“上书”，他浓圈密画，仔细体悟，处处体现出赞赏之情。从该“上书”来看，毛泽东说朱敬则是政治家，有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一是朱敬则援引秦、汉之得失，说明在政策上“因时权变”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秦国在李斯当政时期推行法家理论，致力于富国强兵，以至屠灭诸侯，统一宇内，在当时是必要而有效的。但是，这毕竟属于“救弊之术”，不可行之于久远。秦国却不改故辙，“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与之比较，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便听从叔孙通、陆贾等儒生的建议，“开王道，谋帝图”，从而奠定了西汉200多年的基业，此为“知变之善也”。因此，他建议武则天“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对上述引文，毛泽东均加了圈画，并由此联想到西汉贾谊所写的《过秦论》，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他看来，朱敬则的论述是对贾谊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二是朱敬则的“上书”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与策略，充分考虑到了武则天的接受心理，体现了“顾全大局”、巧妙进谏的艺术，是个聪明人。朱敬则未必完全赞同武则天掌权初期的那些做法，但他在“上书”中却说当时置铜匦、开告端使“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武则天“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算，入天人之秘术”。在这番铺垫后，朱敬则方才强调：“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刍狗”乃无用之物，现今应该弃旧更新，转而实行宽恤之政。朱敬则以古论今，巧妙进谏，无怪乎武则天阅后“甚善之”。武则天个性极强，她所尊重的大臣只有狄仁杰等很少一些人，因此向她进谏并非易事。毛泽东说朱敬则是政治家，当包括“聪明”这一层意思在内。因为毛泽东在读《明史》时曾说过：“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言下之意，进谏者选取适当的方式和策略才不至于事与愿违。
毛泽东认为朱敬则是历史家，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当还包括其他的原因。朱敬则曾经兼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有《十代兴亡论》。特别是他还写过为秦朝郡县制辩护的重要文章《五等论》，其中观点与毛泽东的历史观十分契合。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对这篇文章也有过多处圈画。
所谓“五等”，指周代分封制下确立的“公、侯、伯、子、男”这5个爵位。在历史上，赞同周代分封制的大有其人，如东汉至曹魏时期的王朗、仲长统、曹冏，西晋的陆机，唐代的杜佑、崔湜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陆机的《五等论》。陆机认为秦朝短命，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了郡县制，郡县官吏由中央委派，一旦君主有忧，没有宗室与共利害，“颠沛之衅，实由孤立”。而汉初之所以能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宗室的屏藩之力。后来发生“七国之乱”，乃因为汉朝大启侯王，对秦朝郡县制矫枉过正所致。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即“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只有实行遵循旧典的分封制，才能上下同忧乐、共安危。即便分封制有弊端，也会发生以下犯上的侵弱陵夷之痛，但总比郡县之长强夺民肥，致使天下土崩瓦解要强得多。
朱敬则却不赞同这些人的主张，他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较系统地为秦代郡县制辩护的人。在他看来，周代实行的分封制是建立在礼乐教化基础之上的，但春秋以后礼崩乐坏，道丧术兴，人们尚诈伪，贵攻战，“一旅之众，便欲称王；再战之雄，争来奉帝”，完全信奉兵强马壮者称帝的强者逻辑。所以秦朝废分封而行郡县制，“罢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闻二主”，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故意“薄功臣而贱骨肉”。秦朝二世而亡，非亡于郡县制，而是亡于残暴无度。
朱敬则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柳宗元产生过影响。柳宗元著《封建论》，极言分封制之不可取。他举例说，秦朝“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朝“有叛将而无叛州”，这些都说明郡县制较分封制优越。毛泽东对朱敬则、柳宗元的观点深表赞同，认定“百代多行秦政治”，并奉劝郭沫若“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朱敬则、柳宗元都属于有深厚史识的历史家。
朱敬则为官清正，珍惜贤才。当时的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遭人诬陷，行将处死，“诸宰相无敢言者”，唯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为这两人申冤鸣屈，说他们“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魏、张最后免于一死，有赖于朱敬则的鼎力相助。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等奸臣媚权事贵，为武三思、苏味道等18人绘《高士图》，想引诱朱敬则参与其事，但朱敬则“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若此”。公元706年，他受贬归乡，行李中“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毛泽东对这些引文都逐一加了旁圈，流露出他对朱敬则的敬重之情。
评点姚崇上唐玄宗书，毛泽东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姚崇(650～721)，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其父姚善意在贞观年间曾担任过都督一类的职务。姚崇早年应“下笔成章”举，文名远播，并五迁至夏官郎中。
姚崇历事则天、中宗、睿宗、玄宗等皇帝，堪称“四朝元老”，到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其功业达到鼎盛，成为开创“开元盛世”的一代名相。毛泽东对《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姚崇传》都读得十分仔细，在《新唐书·姚崇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开元初年，唐玄宗务修德政，励精图治，准备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抓住皇帝锐于成事的心理，上书提出10条意见，以皇帝能否接受作为他是否出任宰相一职的条件。这10条意见是：一、武后当政以来以峻法绳下，陛下能否做到“政先仁恕”？二、朝廷与吐蕃作战，兵败青海，至今未有悔意，陛下能否做到“不幸边功”？三、近来佞人触犯法网，皆因为受宠得解，陛下能否做到“法行自近”，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四、武后、韦后时期宦官干政，“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五、宗室贵戚、公卿方镇等纷纷纳贡于上，陛下能否做到除“租赋外一绝之”？六、外戚曾长期把持朝政，班序芜杂，臣希望以后“戚属不任台省”，行吗？七、先皇帝侮辱大臣，有失君臣之礼，陛下能对臣下“接之以礼”吗？八、燕钦融、韦月将等大臣以忠被罪，从此以后诤臣沮丧，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陛下同意吗？九、武后、中宗先后造福先寺、玉真观等，费资巨万，陛下能做到杜绝“佛、道营造”吗？十、西汉因为吕禄、王莽、阎显、梁冀等外戚权臣乱天下，“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唐玄宗说：“朕能行之。”姚崇于是欣然赴命。
姚崇所提上述10条意见，总结了以往几代存在的主要弊端，有些意见相当尖锐。如他提到的燕钦融本是一代骨鲠忠义之士，只因上书唐中宗李显，指斥韦皇后干预国政而遭到“扑杀”。此事发生后群臣忧惧，朝堂上一片沉默。姚崇以此为鉴，直截了当地要求唐玄宗允许群臣“批逆鳞，犯忌讳”，颇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况味。好在当时唐玄宗初登大位，锐于成事，政治气候适宜，君臣之间达成了共识。所以毛泽东称姚崇为“大政治家”，并赞扬：“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唐玄宗后来耽于享乐，折辱大臣，与前期判若两人。如监察御史周子谅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上书忤旨，竟然在朝堂上被杖死，可见进谏的时机也很重要。
唐朝“开元盛世”，姚崇与宋璟齐名。姚崇长于应变，以成天下之务，而宋璟则长于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有次唐玄宗准备巡幸东都洛阳，恰在此时朝廷供奉祖先的太庙朽坏了，宋璟认为这是上天降咎，皇帝不宜东行。但姚崇不这样看，他上书称太庙本是前秦时苻坚所建，距今有几百年了，朽坏很正常，不过“偶与行期相会”，因此不必顾虑。他说东都洛阳已作好准备，如果皇上取消行程，反倒“失信于天下”。旧庙既已毁坏，不堪修理，不如暂时将祖先灵位移于太极殿安置，再改建新庙以申诚敬。唐玄宗听从了姚崇的意见。毛泽东在比较了姚、宋的行事风格后，认为“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所谓“道同”，即对皇帝的忠心不贰。
姚崇为相时不信鬼神，不畏灾异，相信人定胜天，有一种敢作敢为的气派。这一点犹为毛泽东所赞许，称其为唯物论者。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发生蝗灾，官民不敢捕杀，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虫是天灾，只有修德方能禳除，如果以人力捕杀则为害更甚。姚崇为此事忧心如焚，上书唐玄宗，批评“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强调“事系安危，不可胶柱”。民以食为天，如果任凭蝗虫害稼，势必导致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他建议山东官民立即在晚上设火引蝗，边烧边埋，即便除之不尽，也胜于养以成灾。在他的大力督责下，山东官民灭蝗10余万担，一场灭顶之灾得以化解。
唐代盛行佛教，许多皇帝如武后、唐中宗，还有许多公主、外戚十分佞佛。到唐玄宗时，此风仍未衰减，朝野上下争先造寺庙，度人为僧尼。姚崇为此上书，提出“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他以梁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同泰寺，仍不免亡国殄家等事实为例，说明佞佛并不能消灾免祸。唐玄宗认为他说得有理，于是将1.2万名伪滥僧人还俗。姚崇身体力行，告诫子孙“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什么抄经铸像一类行为，都是惑于凡僧的无知之举，非但无益，反倒损耗生人，甚至有因此而破业倾家者。古代社会，人们迷信神佛，像姚崇这样具有清醒头脑的人，可算是凤毛麟角。毛泽东对姚崇的“上书”及诫子弟文作了多处圈画，并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唐宪宗时期，韩愈写下著名的《论佛骨表》上呈宪宗李纯，不遗余力地抨击佛教，结果被贬为潮州刺史。毛泽东发现了韩愈与姚崇之间的思想联系，认为韩愈的唯物论植根于80多年前的姚崇。这也显现出毛泽东读书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功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转眼间，毛泽东离开人世业已30余载。对其功过是非，人们各有评说，但无不承认其是一代历史家。他读《二十四史》，最喜欢读人物传记，而在人物传记中又特别留意包括“上书”在内的可靠文献，并给予独到的评说。这是一种带有个人风格的读书方法，也是一种政治家的历史记忆法。中国的《二十四史》，内容极为丰富，其中经验教训既可以开示未来，同时也会带给人一些包袱。毛泽东饱读《二十四史》，受其影响当然也是多方面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拥有无上的权威，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万岁”的呼声一直不断，这是他晚年不断失误的根本原因。他经常援引古代君臣纳谏和上书的事例教育干部发扬民主，此种观念在现代社会是比较落后的，实质上是有些建议他接受了，但许多可贵的意见他非但未能采纳，反而给予批判和打击。因此，只有持续不断地建设民主政治，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