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关注个人的文化角色和关注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上探讨民俗文化研究的现代性定位问题，以利于实现民俗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提高民众的素质。
民俗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是积极参与现实改革，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以促进人的现代化。因此，很有必要提出民俗文化研究的现代性定位问题，以增强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人员的现代意识，进一步夯实中国民俗文化学研究的学理基础。本文试图从宏观意义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提出问题的历史根据和现实理由
作为世界知识体系的“现代”概念，源于西方、产生于17世纪资本主义大进军时代。18世纪发生在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产生现代学科体系的摇篮，包括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在内的文化科学学科就诞生在这个时期。启蒙运动打倒了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统治，解放了思想，确立立了人权、确立了理性的科学精神。启蒙思想的革命性、现代性集中体现在——不存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垄断!康德提出“理性主义”的主体是每个人，而不是什么皇权、宗教权威，理性属于人民。这个完整的启蒙主义表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引起的工业革命创造出人类社会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新思维和新方式——科学文化。科学文化带来了现代化。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运动也冲击着中国，从19世纪中叶西方人最早把蒸汽机输入中国开始，到21世纪中叶中国预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奇迹般的快速发展。然而，物质的现代化，并不等于人的精神(观念)现代化。当年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①梁启超认为中国“积弱之源于风俗者”②，那些奴性心态(对外软弱，对内“窝里斗”)、虚伪之举、愚昧所为……陋习败俗，积重难返。如今，随地吐痰、同妇孺老弱抢道抢座、仗势欺人、坑蒙拐骗的恶习，赶驴车挡道于高速公路的无效益观念，用电脑占卜算卦(高考学生求神拜佛测前途)以科学反科学的怪状，以生命为代价痴迷“-”的反人类的邪门歪道等当代社会之消极现象，还有那围观歹徒行凶却漠然处之的早已被鲁迅先生斥责为“麻木的国人灵魂”的丑行，至今仍“集体无意识”的“合理”的存在于我们的民俗生活中。看来，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和鲁迅先生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衡量“现代化”的标尺，不能简单表面化的以器物文明“以富有为文明”，关键是看有无高度发展的健全健康的人文环境，从根本上“立人”才能“立国”。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物质文明“硬”、精神文明“软”(甚至丢了传统美德，如“团结友善”“明礼有信”等)的现象，人的价值观严重扭曲，认钱不认人、要钱不要德。这正应了鲁迅先生当年的预言：不能认为“科学万能”，还应警惕从西方传来的“新疫”，即现代文明病。鲁迅指出“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已停”③这是现代物欲膨胀带来的人文衰落。
现代文明应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人文精神，而构建这种人文精神，关键在于更新观念，培养人的现代意识，所以，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和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就在于民俗文化是生存文化，人的言行受民俗意识、民俗心理左右控制。在当代中国，民俗文化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是“改造国民性”即改造与现代化相悖的或不相协调的民俗意识和心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依据当然是“现代性”，问题是如何科学的、全面的、准确的并与时俱进的认识和理解“现代性”命题至关重要，这个命题应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因为，虽然“现代”概念源于西方，“现代化”物质程度西方较高，但是，西方仍面临“人文衰落”问题，同样存在现代人文精神的构建问题。要不，如何理解众多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巴黎向全世界宣告：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④
因此，对中国民俗文化研究者来说必须站在世界一体、人类文化共存共享的思想高度，来理解民俗文化研究的现代性定位问题。要从一元的、片面的、狭隘的中西文化“对抗”和“民族中心主义”(源于西方的殖民文化)的封闭、保守思维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中国学者长期以来难以摆脱封建正统文化意识的缠扰，自觉与不自觉地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文化，忽视了对多元文化和普遍文化的研究，而且至今程度不同存在着以阶级偏见尊崇传统庙堂文化(所谓正宗文化)而轻视民间文化，对民族民间文化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是从民族文化的根性上弄懂了民间文化作为生存文化的真正价值，发自内心的崇拜它、运用它，而是拿民间文化来装饰自己，或哗众取宠，或以猎奇心理去对待民间文化。对于民俗文化研究者来说，我们以往把民俗文化研究的注意力多放在民族民俗文化的发生、融合的历史过程及民族民俗文化现象、事象、民俗文化史料的描述评介方面，而且多研究民俗文化的“硬件”物质形态，很少花大气力研究民俗心理的“软件”意识形态，对民俗文化的物质(经济)民俗、社会民俗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创造民俗生活、民俗文化的个体——人的研究。
中国的治学传统是文、史、哲不分，而且是凭感性经验把握事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经验文化”，常常是人伦标准代替理性标准，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传统定势，往往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陷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窠臼中。在批判文化的理念上存在着片面性和绝对化的现象。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者要更加明确内涵人类性、民族性、时代性、科学性、先进性于现代性整体概念的学理基础。因为，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是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基础。
二、民俗文化研究的现代性定位
从人文精神讲，现代性定位也就是人的现代意识的确立。它是人类社会趋向“合理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1、科学文化与伦理文化的辩证统一观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把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文化”同本质上是非客观性的并以价值为规范的“伦理文化”严格区别开来。并且认为只有“科学文化”才是人类发明创造的“知识”，所谓科学知识是排斥一切价值判断的。因此，西方现代化的“游戏规则”就是无情竞争“适者生存”，讲理性、不讲感情，讲法制、不讲伦理“人治”。这才会有《北京人在纽约》中那种近乎残酷的冷漠和不近人情很“现实”的美国生存文化。西方科学文化的理性精神创造了科学、促进了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但同时“异化”了人性。这就是西方人羡慕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之所在。
而东方的中国缺乏“科学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理性精神被淹没在封建伦理文化观念中。“文以载道”的工具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排除价值判断的。由孔子奠定的儒家“诗教”文化与“王权文化”结合构成中国伦理文化，并且作为“真理”(“王权”即“真理”)文化“知识”(如“四书”“五经”)广为传授几千年，所谓“尚人伦”“制礼乐”“克己复礼”，将封建统治的“王礼”“王道”渗透于民俗生活中。“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建立在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思想文化垄断。与西方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科学文化”不同，中国伦理文化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而这个“经验文化”的确立者是王权，所以又称“人治”文化。中国历史上汉代统治者认为秦之灭亡在于民不循礼，要改秦之败，必须恢复“制礼作乐”制度，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乐府”“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就是“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重新实行了思想文化上的垄断。这种“垄断”在民俗生活中就是“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只有惟上服从。“人们的行为是由习俗而不是法律来控制的，社会结构具有等级制度的特征，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他祖辈的出身而不是由他的成就决定的，世界经济学家哈根认为传统社会的结构之所以延续这么久，根本的原因是民众单一的专制主义的人格所致”⑤。对传统民俗文化中那些糟粕与精华并存的成分，要以科学的理性精神批判地予以继承。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科学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具有理性的启蒙价值，“伏尔泰就认为孔子的以德教人的修身治国之道比之于求助于神的启示要高明千百倍”，“如把那些极端的、非理性的绝对服从为基础的旧式‘孝道’习俗，转化为人格平等，相互尊重爱护为本质的新式‘孝’俗；从‘礼’的观念中剔除等级名分的封建成分，而使之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文明礼貌等。”⑥对那些优秀文化遗产我们直接作为发展新民俗文化的思想资源去大力弘扬。“如爱国主义传统、求实精神，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荣辱观，勤奋、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美德，“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厚德载物’的宽容豁达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舍生取义’‘天下为己任’的重气节，大公无私的人生价值观等”⑦。
新时期，新观念，我们研究民俗文化要把西方科学文化中的的理性精神同中国伦理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中西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相融通，是创造人类社会“合理化”的民俗生活、促进人的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2、树立大自然观和大文化观
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与生俱来是“敌对”的，即是产生原始“神话”的时代，人类通过心中臆造的“神”力，企图征服自然界，以消解人类心中的“恐惧”。人类社会工具文明实现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大大超出了地球承载能力，一些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向人类社会发出警告并适时提出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
现代性的理念，绝不是以“传统”的“敌对”大自然的态度，任其“人祸”造成的自然灾害——人类自己毁灭自己的恶习继续，而是把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作为大自然的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人定胜天”“多子多福”(人口无节制的膨胀)的观念，形成了既对自然敬畏又对自然“贪婪”的矛盾民俗心理。民俗文化研究的大自然观，就是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得比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政党与政党之间的生死存亡问题更为根本。这就是人类社会共存亡的全球观：人与自然理性相处。在大自然观的理念指导下，增强文化自然意识，自觉养成植树造林、爱护动物、不污染生态环境、保护大自然的新民俗。
当人类社会摒弃与大自然“敌对”的非理性的观念，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时，大文化观就成了必然的理性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成为必要和可能，而人的存在便会突破狭隘的地域性而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经验的存在，产生出‘真正普遍的个人’，这一变化乃是‘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一体化的社会里，个人已逐渐地具有了‘世界公民’的成员资格特征。”⑧那么，这种大文化观认为，一国或一个民族的伦理文化将走向普遍伦理文化的世界大文化圈的前途。事实上，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与其说是经济贸易不如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融。同样，中国西部大开发，就是以世界大文化观的理念，将中国东部乃至世界的现代文化精神引入西部人的民俗生活中，以“转嫁”“异质”文化方式，促进西部快速发展。
3、民俗文化应用观
民俗文化研究的成果要应用到现实民俗生活中去，这是民俗文化研究的目的。具体应用研究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批判继承中华儒家文化“诗教”传统，采取中国人早已习惯的“高台教化”自控方式，将社会公德、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法规寓于民俗生活中，养成民主平等、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现代文明习惯，同时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强化“诗教”传统，宣传新思想，创造新民俗。
二是民俗文化研究要围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主题思想，引导全体公民朝着先进文化方向奋斗，同时营造健康向上、科学文明的民俗生活氛围，可将“制礼作乐”的传统应用落实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行动中，根据城镇、社区不同文化圈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如与社区居民签定道德合同，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寓新民俗于娱乐之中，寓人的现代化教育于日常生活行为中。
4、民俗文化产业观
现代意识的民俗生活，要突破传统文化的依附观，突破传统民俗活动的年节观、单一娱乐观，以经济文化共同一体发展观、民俗文化产业观，去经营开发民族民俗文化资源。要在开发中发掘民俗文化精神动力，在保护民俗文化遗产中去发展民俗文化产业。取得保护民俗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和民俗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的双赢收获。
目前在民俗资料商品化、民俗资源产业化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开发者缺乏文化素养，“急功近利”“竭泽而鱼”和“造假”。如研究开发陕西关中民俗文化产业，其对策一：学、研、产三位一体相互促进关中民俗研究成果的生产力转化。可以市场需求组织科研力量攻“项目”，找卖点；对策二：迎合当代人健康的民俗心理去发展新民俗(如注重社交、追求个性独立意识，热衷休闲心理等民俗事象)。民俗发生、发展的动力就是人的需要，而且人的这种需要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对于物质文明程度比过去大大提高、并且继续不断提高的当代人来说，往往在民俗生活需要上更多反映出精神“消费”的特征。民俗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在于引导人们从一般的民俗生活状态走向民俗审美的境界(如传统的喜庆之日燃放鞭炮习俗不利环保安全，我们就要根据人们的祈福宣泄心理寻求民俗趋美转化方式，而不是简单的“禁止”)。一句话，有了民俗，我们的生活才充实。开发传统民俗，应用于当代人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呼应对接方式和取舍内容是关键；对策三：在了解认识关中民俗全部历史内容和生存状态的基础上，通过比较找出最具关中民俗特色的“资源”，包装成“这一个”品牌，使其以自身的吸引力发挥出社会经济双赢效益。由于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中民俗从发生之日起就带有华夏民俗的代表性意义，我们今日要对关中民俗进行开发应用，就得从关中民俗中分析出有别于华夏民俗共性的个性。如秦人秦风秦腔。秦人的语言，秦人的乡风(关中“八大怪”等)，秦人的“狂吼”(秦代李斯《谏逐客书》中说：“……夫击瓮扣缶，弹筝拊髀而歌鸣者，真秦之声也。”)等极富个性色彩的关中民俗生活，都可利用现代传媒技术，使其“还原”展演变成具有关中特色的旅游项目和开发对象。关中民俗的开发应用，从理论到实践尚在探讨摸索。我认为这个探讨和摸索过程，就是对传统民俗的取舍和产生新民俗的过程。而积极参与这个过程中的探索性劳动是很有意义的。
将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作为产业经济去经营，作为文化资本去投入生产，其开发意义大于经济价值。因为这个民俗文化开发过程就是思想改造过程、观念更新过程、人的现代化过程。
综上所述，之所以从关注个人的文化角色和关注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上探讨民俗文化研究的现代性定位问题，就在于民俗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提高民众的素质，这是关系到民族兴败、存亡的大问题。
注释：
①傅建成编《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8页。
②同①，第68页。
③《鲁迅全集》第1卷，第53页。
④西安联合大学《唐都学刊》，2000年第3期，第113页。
⑤张世富主编《民族心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53页。
⑥张应杭等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60页。
⑦同⑥，第150页。
⑧高扬先著《走向普遍伦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29页。
(作者简介：甄亮，男，1956年8月31日生，硕士研究生、副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民俗文化专著《真情在民间》荣获中国文联中国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优秀奖，论文《陕西民间文艺研究概论》、《西安民俗历史发展特征》分别获得中国北方民间文艺作品评奖学术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民间文艺作品奖?论文一等奖，论文《陕北文化动力谈》获得陕西省文化厅主办的“陕北文化理论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甄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