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首次从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和美学交叉的角度对陕西民间刺绣的历史渊源、品种内涵、特征表现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填补了该项艺术宏观研究方面历史与现实的空白，将以往的“实物中心论”提升到了“系统中心论”。历史渊源的原始性与人本显现的原发性使陕西民间刺绣成为能够探寻民族文化之根的团体艺术，独具神奇的地域特色和艺术魅力。文章为人们徜徉陕西民间刺绣艺术长廊，*该宝库的奥秘，提供了向导，对抢救保护该项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具有现实意义。
陕西民间刺绣是历代劳动妇女们的艺术，在民间美术中属于最基本、最古老的品种之一。这一艺术品种生长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层地带，仿佛黄河之水源远流长，如同黄土高原积淀深厚，又像秦腔的基调高亢而激越。它是中国丝绸之路起点与中心地的乡土瑰宝，经现代文明的洗礼，放射出更加旖旎灿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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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间刺绣的源头，首先让人想到黄帝妻子嫘祖教民育蚕的故事，也想到六千年前半坡陶器底片上的织布印痕。不过，如果说半坡先民的骨针在缝缀之外也搞刺绣还只是猜想的话，那么，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三漾遗址出土的一批良渚文化期的丝织品，包括服饰用丝带和长2.4厘米、宽1厘米的绢长，则向人们展示了五千年前贴补花刺绣的实物，清楚表明民间刺绣始于原始社会，是由原始织绣发展而来的。
进入商周时代，陆续有殷代铜解粘附的菱纹绣(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87页)，宝鸡西周墓用辫绣绣出的丝织物(《文物》1976年4期)，东周时巴泽雷克的凤纹绣和长沙楚墓的凤纹绣(《文物》1959年10期68—70页)等实物出土。从其时绣品材料与工艺的精美程度，也表明了得以形成的漫长经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又是惟一这样的一个国家。古语说：“织素为文曰猗，织采为文曰锦”(元代戴侗《六书故》)。中国的锦出现于西周时期，锦的花纹五色斑斓，织技代表了古代纹织技术的最高水平。而刺绣是在已织好的织物上面用绣花针添附各种丝线，绣出绚丽的花纹图形。刺绣和织锦相比，绣花针在绣女手中犹如绘画的彩笔，可以更自由地发挥想象，更充分地体现个性。同时，刺绣比织锦所耗费的工时又要多得多。因此，刺绣较织锦不但艺术性更高而且价值也更昂贵。将锦和绣连称“锦绣”，代表最美的织物及其他，是战国时形成的称谓。从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赞美的“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中可知，战国时已有了织锦与刺绣的有名产地。
到了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丝织品远销中亚、西亚和欧洲，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不惜重金购买中国丝织品，并称中国为“丝国”。而在当时进入丝路的中国丝织品中，刺绣依然是领衔的珍品。《汉书》载，汉文帝前六年赠匈奴的丝织品是“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将刺绣排列在首位。贾谊《新书》讲：“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锦”，表明在匈奴人的心目中，也将刺绣看得最贵重。汉代刺绣的实物在怀安、武威、罗布淖尔和国外的诺音乌拉、帕尔米拉等地都有发现。仅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绣有茱萸纹、长寿纹、彩云纹等花纹的衣物，就有四十多件。汉绣的针法有锁绣、十字绣、平绣、影刺绣等。两汉刺绣的著名产地是齐郡。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巧”；《汉书?地理志》也记载着在齐郡的临淄设立有“服官”，可见在西汉时该地便已如此了。
汉以后，经过中华民族的新一轮大融合和佛教的广泛传播，刺绣的题材进一步扩大，技艺也进一步发展。魏晋时有了用锁绣法绣出的花鸟画。唐代时有了刺绣的佛像和佛经。唐绣在针法上新创有直针、套针、缠针、齐针、贴绢、堆绫等技术，并在绫罗上以金线描花和撮金、撮金片的技术也很高超。此外，唐绣用铺绒绣法已能表现色彩的退晕和浑染等微妙变化。这一切，为后来由宋代开始的在棉布上的刺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古代世界，中国的农业文明是连续性最强的文明。经历了中国全部农业文明进程，与民族历史同步的陕西民间刺绣，既是由原始织绣嫡系传承的中华民族基因艺术的一支，又是人类史上连续传承时间最久的文化财富的一部分。在陕西民间绣品中，屡见不鲜的鱼龙凤鹿蛙虎以及猪牛羊马鸡狗等形象，代代相传数千年。不仅在汉唐时期普遍流行，也不仅在商周时期大量存在，更在半坡、姜寨等原始纹样中就已出现了。今天陕北洛川的《双鱼贵子》遮裙带形象，奇妙地与半坡彩陶上的双鱼人面纹相类似。宝鸡千阳《青蛙枕》的青蛙姿态，也与姜寨陶盆中的青蛙纹相仿佛。而渭南等地流行的小孩虎头帽的老虎样式，又同西周出土的虎头盾牌天然巧合……形象的沿袭表明了民族集体表象的稳定性，而共同贯穿始终的趋利向善的文化内涵，则显示出本民族经久不衰的同一心性。在造型方法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虽然形式有变异，但将自然对象以人格化的方式同化，将主体人以迁想方式物化的这种互渗规律却始终未变。陕西的民间刺绣，诉诸人生生存方面的基本需求，在古今对应的形象传承中，也传递着原始的宗教崇拜、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东方古老的阴阳五行哲学观念。而且正是它们，构成了民间刺绣的精神本源，使其永葆人类童年的纯真与稚朴，成为穿越古今、认识民族本性的便当窗口，同时也对研究人类文化史和美学史，提供了群体文化完整演进的珍贵的历史活化石。
二
陕西民间刺绣是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由不同民俗用途形成的不同绣品，分别蕴含着具体的文化内涵，发挥出增加民族内聚力的一种纽带作用。
年节与庙会绣品，载寓地域群体共同的民俗信仰，具有较强的展示性。年节指过年与过节，庙会指设立于寺庙以祭祀神佛与历史名人为由的集会。俗语说“百节年为首”。过年的时候，各类民间美术品群芳荟萃，竞相争艳。其时的民间刺绣，在男女老少辞旧迎新的服装上，在门帘、窗帘、床单、被面、帐子、箱套、枕顶、耳枕、信插、挂片、绣球、荷包、烟袋、提斗、粉托、耳套、布玩具等家庭布置与日用品上，在闹社火的旌旗及服装道具中，也在集市绣品的摊点上，随处可见，美不胜收。它们适应过年时全民性“换新”风俗，以求新求美的共同主旨，为民间“祈丰收”、“乞如意”以及拜年、走亲戚等活动锦上添花，因而刺绣的样式与内容呈现出相当宽泛的状况。不过，如果稍加留意，其时专门表现古老年俗本身内容的作品也大量存在。像宝鸡市群众艺术馆收藏的一付老虎门帘，绣的是形状对称而颜色一黄一绿的两只老虎，均为张口咆哮向前的姿态，十分威武。两只老虎虽然绣在了门帘上面，但用意非常明显，与贴门神或桃符的情形是一致的，也是仰仗“东海度朔山的老虎”吃鬼，是上古过年驱疫逐鬼活动的一种遗韵。
过节的绣品因节日多，涉及的范围很广，但若从“节味”着眼，最典型的还是端午节的绣品。陕西端午节普遍流行送香包。香包是用刺绣刻划细节的小型立体布制品，内装雄黄、苍木和香药，佩带于身上可以驱虫散浊气。香包的做工精巧，色彩艳丽，样式有动物、植物、人物、器物、图符等各种吉祥形象，其中尤以表现蝎子、蜈蚣、毒蛇、蟾蜍、壁虎这“五毒”形象的最多。每年端午节时，陕西各地，特别是关中农村的媳妇与姑娘们，将自己亲手制作的香包赠送给亲朋长幼，作为防病祝福的节日礼物，这是古老的端午“避恶日”风俗活动的内容之一。中国古人认为“五”是恶数，五月是恶月，五月五日是恶中之恶，因而导致了各种端午节禳灭避毒活动的形成。像“以药克毒”，从战国时就开始流行了，在《夏小正》中已记载有“是月蓄药，以蠲除毒气”的内容；再如，汉以后在阴阳五行说影响下出现的“以五克五”活动，即在端午时系红、黄、蓝、白、黑五彩丝线拼成的“五色缕”，或叫“朱索”和“长命缕”；还有由“以五克五”转化而来的画五毒扇、剪五毒窗花等“以毒克毒”活动等，它们都是为了“避恶日”。这些古老风俗的观念意图，在陕西民间香包中得到了综合体现，使之在实用之外更成为内涵丰富的祥瑞之物，因而备受群众热爱。
陕西庙会刺绣多半为大型作品。一些古老的形式结合着庙会的新内容仍然被沿用着。“万民伞”流传在宝鸡一带，它的内部有伞口状环形龙骨，外面套装着刺绣伞盖。由各家各户精工绣制的一条条彩带，悬挂在伞盖下面，它们是“万民伞”的最主要部分。“万民伞”在庙会上撑起来后，远可观五彩缤纷的气势，近可看彩带上各有千秋的花样与内容，非常引人注目。
“万民伞”的来源与中国古代的“华盖”有关。传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中华古今注?舆服)。其实华盖就是历代帝王出行时用的伞状遮阳物，也泛指民间的伞。它们从外形上为“万民伞”提供了最初的参照母体。而在佛教八宝中，也有一宝是“宝伞”。按《雍和宫法物说明册》解释，“宝伞”的含意是“遍复三千净一切药”。这为“万民伞”成为敬献神佛用品，显然也起了促进作用。过去“万民伞”只在民众为寺庙因求药治病而还愿时，或者为好官歌功颂德时，才集体自发地制作完成。如今，它成了庙会闹红火的一种道具，也成为农村绣女们集中展现才华的一个窗口。
陕西关中另一驰名的庙会绣品叫“百花帐”。它是用许多妇女的绣片连缀而成的，幅面宽大，画面丰富，色彩强烈感人。它将原本有独立价值的一幅幅绣片按一定格式构成一个有序的整体。由于系统整体大于局部的非加和性规律，使得原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过去局部的单个的功能上升成了群体全局性的功能，社会意义随之增强。这一优点，被今天的刺绣艺人们所认识并加以充分利用，她们参照百花帐的样式创作出了许多新作品。1995年时，陕西的百县千名基层绣花女，向世界妇女大会创作了“红风千花帐”献礼作品。该绣帐高5米、宽7米，由1008块精美的绣片拼成。整幅绣帐依照绣片归类的15种底色，拼出一只凌空奋飞的红凤凰，喻义中国当代妇女的英姿和对世界妇女未来的期望。此绣帐已经超出了一般绣品的局限，具备了特殊的历史意义或文物价值，因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陕西民间刺绣与人生结合最密切者，莫过于实用在生、婚、寿、葬人生礼仪中的绣品了。这类绣品载寓着人生基本需求方面的民俗信仰，具有外化民族本性的特征。
生俗绣品涉及少年儿童的鞋、帽、衣、裤、斗篷、围涎、袖套、枕头、被子、布玩等几乎全部衣物。刺绣花样所表达的意思，基本分为三种内容：一是赞扬生命繁衍。像洛川《莲生贵子》与《老鼠葡萄》枕顶、《麒麟送子》裹肚等，均是为了祝贺生子本身；二是保锁小孩，驱邪纳福。像榆林的虎头鞋、狮头鞋、岐山的五毒鞋等，均是盼望小孩能健康长大；三是祝愿小孩聪颖、成才。像各地儿童围涎、袖套上的“四艺如意”(琴棋书画)、“一路连科”(鹭鸶莲花)，“聪明伶俐”(葱蒜菱角)等，含意均为望子成龙，希望孩子有出息。这些内容从不同的侧面，共同显现出父母长辈对下一代人的涓涓深情和无限的寄托。
婚俗在民间是人生大礼。传统的婚俗绣品有新娘娘家的嫁妆，公婆家的新人服装与洞房的布置用品，新郎出行的搂肚子、荷包、鞋垫、褡盖等。婚俗绣品的花样十分丰富。陕北通常有《鱼戏莲》、《喜鹊登梅》(喜上眉梢)、《蛇盘兔》、《抓鸡娃娃》、《扣碗花》等。它们有意将代表一阴一阳的两种形象巧妙组合，祝愿爱情的美满幸福；关中多用历史传说典故的形象来表达对新婚的赞扬，以《和合二仙》表示欢天喜地，以《双飞燕子》表示夫妻和谐，以《吹箫引凤》表示爱情忠贞等；陕南汉中与安康妇女的挑花嫁妆《凤凰穿牡丹》、《花轿迎亲》、《蜜蜂采菊》等，工艺精湛，纤巧秀美，传达着她们对纯真爱情的憧憬。
按照传统“五福”的观念，长寿排在第一。祝寿的风俗使得陕西寿俗绣品形成了系列，其形象有：寿星、麻姑、八仙、鹿、鹤、龟、绶鸟、寿桃、灵芝、松、柏、万年青、寿山石、寿字、万字、盘长等。它们代表青春永驻、延年益寿，在陕北、关中、陕南都普遍流行。
关于葬俗绣品，各地寿衣上的花样，基本与寿俗的相同，不过各地也有各自特殊的用品。关中布制品《引魂鸡》、《引魂狮子》、《海马》等，在陕北、陕南少见。按关中有代表性的产地千阳老乡的说法，人死后要由公鸡鸣叫、狮子引路，才能过金桥、银桥与奈何桥，骑着海马才能过苦海，到西天。此种对人死后的解释当然不足为训，但对于以上布制品的制作，却也赋予了形象思维的功用，使它们虽仅用作陪葬，却依然充满想象力，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进入现代，陕西民间刺绣的生产主体、内部要素与外部氛围，均发生了改变。过去自产自销的封闭状况宣告结束，固有的审美功能达到空前的发扬，市场与旅游的需求已成为生产的实际杠杆。在现代文明注入传统并对之施加改造情况下，今天的陕西民间刺绣充满生机与活力，各地新品种、新样式、新手法在不断涌现。
洛川毛麻绣，是1982年前后洛川民间刺绣艺人在专业干部辅导下首创出来的一种刺绣新品种。她们将传统刺绣使用的布帛衬底更换为麻袋片衬底，以各色羊毛线为绣线，巧妙利用了两种材料的肌理对比。毛麻绣的绣法是扎、织、绣并用，花样引入剪纸、农民画与现代设计图形，既有传统特色，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该新品种率先将传统的刺绣模式改造成了适宜家庭悬挂的新型工艺品，因而一经上市后便倍受海内外群众的欢迎。洛川毛麻绣作品《艾虎》与《阴阳壁挂》，曾分别获得了全国旅游产品百花奖和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奖。目前，洛川县有代表性的毛麻绣产地是好音村与胡村。出色的艺人有赵亚琴、赵慧梅、李雪萍等。
延川布堆画又叫布贴花、布摞花，还叫拨花。它是由民间常用的补花与拼贴方法发展来的新型民间绣品。过去，农家妇女用各种颜色的碎布剪贴成老虎头、鲤鱼、莲花等图形，或绣或缝在儿童衣帽及新婚枕顶上面，既省料又美观。延川美术辅导干部冯山云吸收了这种方法，融入现代艺术观念，使之成为反映传统民俗内容和现实生活的艺术样式。延川布堆画1980年时首先在永坪镇生产出来，后来推广到了全县，现在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民间艺术产品。1995年春，延川布堆画在北京举办展览，全部展品均被现场买断。后来她们的作品又应邀赴西欧展出，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千阳新绣品，指的是在开发传统刺绣中创造出来的现代服装与床上用品。1987年时，陕西省省城的美术专家深入到千阳县，指导当地的刺绣艺人从事大规模的绣品开发，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当时，她们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在西安举办了展览，反响十分强烈。我曾撰文评价她们为陕西民间美术走出了一条新路。如今，陕西关中的许多县、陕北的一些画乡，纷纷效法千阳的做法，产品遍及众多旅游摊点，但至今千阳的产品无论数量与成熟程度，依然不失为领先的代表。这一类产品常见的有：五毒马甲、五毒上衣、五毒鞋帽、百花帐被面、十二属相床单、剪纸花样门帘、各种动物造型布玩具、各种吉祥图案坐垫、提包等。它们使民间传统刺绣的宝藏重放光彩，使农村大批妇女的艺术潜力得以发挥，为弘扬民族文化，也为振兴农村经济，做出了贡献。
现代民间壁挂，分为有衬底壁挂与无衬底壁挂两种，是民间艺人吸收艺术新观念，采用综合材料与综合手法创造出来的新绣品。近年陕西生产新壁挂的地方很多，户县、安塞等画乡，将农民画移植为壁毯，打入高档宾馆，已为人们所熟知。洛川杨梅英创作的《狮?虎》现代大壁挂，分别高3米、宽1.5米。壁挂上狮头与虎头的大形由麻绣绣出，而眼睛、鼻子、耳朵等细部，却由立体的花鸟虫鱼布制品组成。在壁挂的衬底上，又有彩绳编织的图案与麻绣相互搭配。作者新颖的构成与不拘一格的艺术语言，均有效地突现了一派东方神韵。宝鸡的艺人们创造出《神农炎帝》等一大批软雕塑式的壁挂。她们将刺绣衬底与浮雕式脸谱形象相结合，产生出一种传统与现代、抽象与具象合璧的双重感染力。而对于无衬底壁挂，由千阳、凤翔、临潼等县生产的较多。作品有双鱼、双凤、双龙等立体绣片，有十二生肖系列挂串以及八卦镜布制品等。它们按照现代家庭墙面布置的需要，对旧有的布制品进行了重新组合与改造，使之具备了一种新鲜感，因而再度唤起了人们的热爱。“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现代民间壁挂的兴起，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三
有关陕西民间刺绣的艺术特色，离不开该品种的类别属性或它的表意方式，它与其他多数民间美术品种一样，是象征型的艺术。
在民间刺绣当中，艺人的心思意旨即精神内涵，与刺绣品的形象表现始终是一分为二、相反相承的一对基本矛盾。从传统刺绣的精神内涵方面来看，普遍性的民俗信仰、吉祥观念本身，通常显得抽象暖昧、游离神秘，很难找到使之完全体现出来的形象。再从刺绣的形象表现方面来看，既要为暗示转化普遍性的精神内容而存在，又要服从刺绣是为衣物服务的实用美术要求。这种双重性，也使它不具备完全体现出普遍性精神内涵的条件。由此而来，民间刺绣中的内容与形式，就形成只是部分协调和形式溢出内容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象征型美术的基本特征。
陕西民间刺绣中的象征图形，大多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在亘古不衰的头号圣物龙凤形象中，神性与外貌相统一，传递着一种原始图腾崇拜的余韵；按传统的民俗习惯，对狮、虎、豹、龟、鹿、鸡等动物，都赋予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并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这不啻是上古万物有灵、天人合一观念的产物；还有，民间将岁寒三友(松竹梅)与四艺(琴棋书画)，刘海金蟾与八仙，和合二圣与盘长，均当作送给人吉祥的图符，一视同仁地大量绣制，当中也残留了历史上儒道释融合的一些踪迹。民间吉祥图形的形成过程，实际正是本民族象征表意历史的一个缩影。
历史的演进，使得刺绣的象征表意由不自觉进入了自觉阶段。陕西民间刺绣艺人们，经过先辈的传授和自身的反复实践，大多都是自觉运用象征表意的行家里手。她们自觉象征表意的方法之一是：延长所用形象的自然属性。像由鸳鸯相匹引申为夫妻同心，由葫芦蔓长引申为子孙万代，由松柏长青引申为长寿万年，由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引申为“一品清廉”等。《抓髻娃娃》在延安各县绣品中普遍流行。当地艺人在大的图样程式不变的前提下，随个人的意趣给女娃发髻、双肩、衣襟等处绣上夸大了的公鸡与鸟儿形象，表达了一种如当地儿歌唱的“抓髻泼睐睐，婆家快引来”的潜台词。在她们的绣针下，公鸡与鸟儿是对古代女孩行笄礼避笄饰的变化处理，从中引申的是对爱情与婚娶的选美。
方法之二是：利用谐音取意。用莲谐连、鱼谐余、羊谐祥、蝠谐福、葱谐聪、蒜谐算等。照此方法，安塞枕顶上的《一路连科》便由莲花与鹭鸶组成画面。宝鸡裹肚上的《福寿双全》就由两个佛手拼出图案。再像一些在全省普遍流行的刺绣题材，如《喜上眉梢》，画面是喜鹊立于梅花；《莲年有余》画面是莲花与鱼；《五福捧寿》，画面是五只蝙蝠环抱寿字等。艺人们运用的谐音形象，基本都是正面描绘，以直观的美感引人探幽，最终诉诸一种观念上的慰藉。
方法之三是：附会。来自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对象，被刺绣艺人用来作为象征语言的语汇，如天官、寿星、财神、门神、灶神、钟馗、麒麟等，在绣品中担当的是赐福祛邪的角色。这些形象本来就是附会产生的，现在在绣品中的作用是，只取原身份内涵的一点而不及其余，或者在原本附会的身份外又增加上了新附会的内容。这中间，惟有艺人们的使用意图才是真实的。
方法之四是：创造图符。由于有的象征内容找不到恰当的形象，用创造的图符表示就在所难免。绣品中的双喜、盘长、团寿、团万、方胜等，均是创造出来的图符。另外，还有直接使用文字的情况，按照一般常识，它已不属于象征艺术，只应叫说明。但该做法的由来已十分久远，像在新疆民丰县出土的东汉“万世如意锦”，中间有“如”与“意”两个文字；还有，在吐鲁番出土有隋代的“贵”字孔雀锦与“王”字龟甲锦等。实际上，在织绣中使用文字与中国画以文字入画一样，文字早已成了艺术语言的一个部分。民间艺人在刺绣中使用文字时，还表明善于对文字加以变化处理。在她们将“福”字倒置和用一百个小寿字连成一个大“寿”字当中，让人不难看出，她们已为这些字注入了明确的象征意味。
艺术内容的显现方式决定着艺术的类型，同时也影响着艺术形象的表现。陕西民间刺绣的象征表意方式，使刺绣形象真正起作用的是里边某种抽象的属性，因而为艺人提供了不同于写实方法的装饰造型的便利条件。装饰造型指的是刺绣的表现形象的主要特征。它既与刺绣象征型艺术性质相协调，也与刺绣生产遵循的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完全吻合。
民间刺绣过去的底料主要是现成的布帛衣物。刺绣艺人在上面设计绣样，首先要适合衣物的形状。像鞋帮等较复杂一点的外形，她们经常用剪纸起稿，有自己的一套经营适合图形与纹样的经验。
对绣样中形象的描画，艺人们依照意象模式，采用对称、均衡、取舍、套张等手法，大胆进行平面布置和图案化处理，在省工省料、便于生产原则下达到装饰美化衣物，让人赏心悦目的效果。
她们设计出的图案，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三种形式。其中单独纹样多用于表达主题的绣样主体，二方连续多用于花边，四方连续多用于挑花和衬托主体形象的背景。但不论哪种形式，都显示出艺人们装饰造型的丰富想象力。
陕西人评判绣品时常说：“先看颜色后看花”。民间刺绣的颜色搭配，也是装饰造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艺人们在配色时完全根据自己的好恶和颜色自身的相互关系，从来不受自然界真实色彩的限制。
她们配色追求的目标是“鲜亮”，而绣品的底色往往是她们运筹配色的出发点。在配色中，她们大量使用补色与原色的对比，在红底上绣绿兰，在绿底上绣红黄。效果的强烈与色调的高亢，形成了陕西民间刺绣颜色方面的代表特征。
不过，民间艺人在色彩的对比当中也重视协调，变化当中也追求统一。她们在绣品强对比的两极色之外，一般要用与背景色色距较近的颜色衬托主体、形成过渡，还几乎对每件绣品都要用黑白金银等调和色绣线锁边、点缀与勾勒细节。在艺人们的巧妙搭配下，使陕西许多民间绣品的颜色，在强烈之外又显得虽强烈却不火爆，虽高亢而不失规范。特别是各地艺人都还在不断吸收姐妹艺术的经验，像榆林艺人从地毯中学会使用“三蓝色”、“三绿色”，绣出素雅的针扎、粉扑等。艺人们的实践，使陕西民间刺绣的色彩格调，仍处在缓慢的嬗变之中。
一件刺绣品的产生，是立意、纹样、配色与针法结合的结果。前期的一切努力，最终都要体现在针法之上。陕西民间刺绣的针法，在各地艺人手中经过传承、交流、培训等多种渠道学习积累，越来越丰富多彩。迄今常见的针法有：平针绣、拉丝绣、平针套色绣、长针绣、包梗绣、十字绣、人字绣、珍珠绣、齐针绣、打籽绣、菊花针绣、贴补绣、贴纱绣、蒙纱绣、辫绣、锁绣、雕绣、鱼鳞绣、水纹绣、梅花绣、网绣、扒眼绣、抽纱拉丝绣、盘花绣、云针锈、纳针绣、蛛网绣、隔丝长针绣等。它们在实际应用中又互相搭配，变化无穷。
但是，由于各地绣品生产的品种不同，刺绣针法的流行状况也形成了差异。贴补绣是用布料剪成所需花鸟动物形象，贴在面料上，然后用丝线绣好边缘、绣出上面纹样的一种绣法。这种绣法在洛川、安塞、延川等县生产的毛麻绣、布堆画、壁挂中使用较多，因而它相对集中地流行于以上各县。长针绣法也叫跳针绣，是使绣针从第一针跳至第二针部位，拉出一条短线，即一针较长的针码的绣法。绣时将这种较长的针码一针针紧密排列，并出窄长的面，横向填满花朵等加宽了的粗轮廓线，形成一种庄重、厚实、有金石味的效果；十字绣由挑花的十字架花演变而来，它根据布料的经纬纹理或画出的方格纹路，跳绣出斜向交叉的十字形，跳绣时针脚往返转折，整齐均匀。将该绣法绣出的十字形连成装饰线，让人感觉既雅致、大方又灵巧、隽秀；包梗绣是用长针线将一股或几股粗线包在中间，形成凸出面料的粗立体线效果，用此绣法不但能塑造形象，还能代替锁边。以上三种针法在布老虎、青蛙枕、五毒鞋帽与马甲、百花帐绣片等绣品中使用很频繁，这些绣品的产地千阳、凤翔等县，正是以上针法的盛行之乡。还有形同缝衣针脚的平针绣、仿佛用绣线画螺旋的打籽绣、用平针连成线再连成面的拉丝绣、用平针连出鱼鳞形的鱼鳞绣、用往返针脚堆出粒子的珍珠绣等，它们在绣花衣服、门帘、枕套、枕顶、床单、被面、鞋垫等绣品中大量使用，因为产品遍及全省，所以针法也属于全省所共有。
刺绣的针法是刺绣艺人制作技术的总结，也是她们通过刺绣来实现“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的能动的中介环节，因此，针法既不会止息，也不会止尽。今天，随着社会对刺绣旅游纪念品，以及内销、外销产品需求的增加，也随着缝纫机在农村的普及和刺绣材料的发展更新，农村中许许多多中青年刺绣艺人在掌握传统手绣经验基础上，又学习掌握了机绣的新技术。她们利用缝纫机细密流畅的针脚，利用不同粗细的针、线和底面松紧的不同，形成了富于变化的机绣针法和不同的艺术表现效果。在新型的机绣针法中，除了民间原有的各种手绣针法得到延续保留外，也逐渐吸收引进了挑花、勾花、甚至国外花边等刺绣中的可用技术，大大丰富了民间刺绣的艺术语言，提高了表现不同形象和质感的能力。
与此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刺绣业日新月异。面对老牌的上海顾绣与苏、湘、粤、蜀四大名绣，也面对福州瓯绣、开封汴绣、山东鲁绣、福建闽绣以及维、彝、傣、布依、僮、瑶、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刺绣，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陕西秦绣，也亟待振兴。为此，陕西不少专业刺绣业的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刺绣，已从中总结出本地针法200多种，为秦绣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陕西各地民间刺绣艺人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群体实践，不但对繁荣民族文化，而且对秦绣的进一步完善，无疑都是一种宝贵的贡献。
王国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