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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陕西全境概述(上)

2009-11-08 01:25:26  編輯來源:互聯網  简体版  手機版  評論  字體: ||
 
  ——保卫陕西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西省境内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行政区域。一个是中国*党创建和领导的陕西解放区,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区。历史赋予了陕西人民“保卫陕西解放区”和“解放陕西国民党统治区”这两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中央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战斗大力配合下,经过4年多的艰苦奋斗、浴血激战,陕西人民胜利地完成了这两大历史任务,最终实现了陕西全境的解放。

   解放陕西全境的概述分上、下两篇,上篇概述保卫陕西解放区的史实,下篇概述解放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史实。

   本文是《解放陕西全境概述》的上篇,分七个部分:一、陕西解放区的概况;二、遵照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陕西解放区的人民积极进行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三、国民党军不断侵犯陕甘宁边区,解解放区军民坚决实行自卫反击;四、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率党政军民主动撤离延安;五、国民党占领延安后的反动设施,蒋胡军对陕西解放区的蹂躏和破坏;六、西北野战军和地方人民武装奋战歼敌,胡宗南部溃败逃出延安以北地区;七、延安光复,百万人民重见天日,解放区军民积极恢复建设,支援解放大西北。

  一、陕西解放区的概况

  本文所称的“陕西解放区”,是对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在陕西省境内的辖区的统称。

  陕西解放区地处陕西省的北部,它的绝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在陕西境内的辖区。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共有5个分区、33个县(市、区),其中在陕西境内的有4个分区、24个县(市、区)。即:延属、关中、绥德、三边分区,延安市,延安、安塞、志丹、子长、延长、延川、固临①、甘泉、富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赤水②、淳耀③、定边、靖边、吴旗、安边县,延属南泥湾垦区、关中分区中心区。晋绥边区的神府县也在陕西境内。陕西解放区共25个县(市、区)。

  陕西解放区约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20.6万平方公里的24%。人口约110万,占全省总人口1026万的10.8%。

  陕西解放区的前身,是中国-党在西北的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历经八年抗日战争,它已经发展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晋绥边区的一部分。是全国人民向往的最进步最民主的地方。在这里,-自由民主,吏治清明廉洁,各族人民团结,生产向前发展,群众的物质生活较抗日战争前普遍有所改善,并且部分达到丰衣足食。在农村,从以前的以雇农贫农为主变成了以中农和富裕中农为主,人人有饭吃,乞丐已经绝迹。

  陕西解放区的发展和成功,证明了中国-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陕西解放区的存在和发展,既是陕西人民的骄傲和自豪,更是陕西人民的希望和未来。

  二、遵照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陕西解放区的人民积极进行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基于对国际新格局和国内阶级关系阶级矛盾新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获得一个进行和平建设的有利时机,在告诫全党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高度警惕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新的内战的同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的力量,充分利用战后对中国人民有利的大好时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党的这条方针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陕西解放区的延安,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全解放区的军民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更加积极地进行和平劳动和和平建设。解放区的和平建设是全面的,它包括-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突出的则是广泛开展的选举、减租、生产三大群众运动。

  (一)选举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包括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普选,为国内外所关注,中共中央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具体的指导。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5日发表题为《要在全国人民前面做出好的榜样》的社论,指出:“在抗战胜利结束以后,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进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的地区。边区这次普选,对于全国-的民主化和地方自治的推行,将会提供许多宝贵的经验。因此,这次普选不仅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于全国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也有极重大的意义。”号召全解放区的公民积极参加选举运动,充分运用自己的主人翁权利,认真检查政府的工作和工作人员的作风,选出为人民所信赖能为人民办事的代表;号召各级干部坚决执行放手发扬民主的方针,坚定群众观点,大胆地诚恳地鼓励人民检查自己的工作,向人民进行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改进自己的作风;号召所有的-党员要更好地和一切民主分子进行合作,并在倾听群众意见和自我批评上做大家的模范。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的这次普选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并精心地进行指导。第一,边区和分区进行试点试选,取得经验。边区首先派出包括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强有力的4个工作组,在延安市的新市乡、延安县川口区的第一乡和第五乡、延长县三区的第三乡,进行了为时近20天的试点试选工作。边区政府9月6日发出选举工作的训令后,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于9月18日召开汇报会议,对新市乡等4个乡的选举工作进行了总结,并要求各分区自己选择二三乡,再进行试点试选,培养本地的选举工作骨干。试点乡的试选经验,为边区政府和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制订有关的法令、指示提供了依据,为全面铺开乡选工作提供了具体经验。第二,广泛进行宣传动员,将党的有关选举工作的具体目标、选举原则、基本方针等交给群众,为群众所掌握和执行。边区政府和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的有关训令、法令和指示,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公开与群众见面,并通知各地的读报组、小学校、民校、夜校、文艺宣传队等,广为宣传和解释,使普选成为当前的舆论中心。使大家懂得,“完成乡、县、边区-政权的改选”,是这次普选工作的具体目标;“坚持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信仰,不受财产与文化程度的限制,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是这次选举的原则;“在三三制政策的精神下,发扬民主,团结人民;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教育干部,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自由选举,选举好人;健全民主制度,加强地方自治”,是这次选举工作的基本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尤是选举工作做好的主要关键”。西北局还发出了党内指示,要求全党切实执行政府有关选举工作的训令、法令和指示,把普选工作“当作当前最中心工作之一”,加强领导,真正做好。第三,选举工作全面铺开后,精心进行具体指导。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边区和分区试点试选,-选举的基础乡选工作于10月中旬全面铺开。在乡选工作将要全面展开之前,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做好乡选工作的指示,根据试点乡的经验,就“如何贯彻选举工作方针”,“如何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工作人员”,“如何选举代表”,“如何开好代表会”,“如何改乡议会为乡人民代表制”等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这个文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很有利于这次乡选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在选举工作即将转入县和边区两级选举的时候,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又于10月27日发出《关于做好县和边区政权改选工作的指示》,对有关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指示。县级政权改选工作顺利完成,并选出了出席边区参议会的135名正式议员和35名候补议员。

  陕甘宁边区的此次普选工作,原定于1945年12月底完成。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发动内战的影响和干扰,致使边区新的一届参议会迟迟不得召开。整整推迟了三个月,直到1946年4月2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才在延安开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讲话,号召边区人民把边区建设成为和平民主新中国的更光明的灯塔,更坚强的堡垒,并且与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反动派的阴谋,推进全国的民主事业和建设事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表政府作了工作报告,报告在总结抗战时期建设的基础上对1946年至1948年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复员方案》、《陕甘宁边区1946年到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暂行条例》等,并发通电多通,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政协决议,彻底实行停战协定,撤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习仲勋等9人为参议会常驻议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贺连城等16人为边区政府委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会议还选举林伯渠、李鼎铭、谢觉哉、高愉庭、霍祝三、马济川、柯仲平、吴满有、杜瑞兰、鲜维俊(回)等10人为出席“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田绍锡等4人为候补代表。

  1946年4月27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以此为标志,陕甘宁边区的乡、县、边区-选举工作正式结束。

  (二)减租

  减租减息,是中国-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照顾了地主的合法利益,促进其转向从事经济事业的积极性,对于团结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出于“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主张,继续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1946年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方针》指出:“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根据陕甘宁边区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实际情况,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对开展减租运动作了具体安排。西北局在1945年12月28日《关于1946年边区工作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各地“研究历年减租情况,继续进行查减,并整理租佃关系”。1946年4月召开的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进行查租保佃、贯彻减租方针”的提案。7月16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具体规定:“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庆、合、镇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并且重申:地主非法倒算的土地应退还农民耕种,地主假典假卖、抬高租额、骗取陈租、明减暗不减等不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并补偿农民的损失。

  各地的选举工作普遍与减租查租工作相结合。绥德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于1945年11月14日发出《1945年减租办法》,要求各地结合乡选认真减租和查租。这个《办法》不但对定租、活租、夥种、安庄稼①的减租交租作了具体规定,还对夥种、安庄稼的副产物柴草的分配、灾后的减租以及公地、学田、水地、树木的地租等,也作了具体规定,深受群众欢迎。《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供各地参考。关中分区的马栏市在试选检查政府工作中,提出有关租佃纠纷的议案68件,主要是地主违犯租佃法令多收租子,灾年不按法令减租而在次年补收租子,一地多佃制造纠纷等,除调解处理,市人民代表会对其中较普遍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决议进行纠正。子洲县双区市农会召开佃农会查租,既揭发出了一些地主违法收租的行为,也教育佃农提高了执行政府租佃法令的自觉性。富县的张村驿、黑水寺、大义等区,通过群众性的查租,地主向佃农退出了违法收取的租子,包括献地共折合土地2343亩、窑洞37孔、房屋3间。减租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运动的开展。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是,鉴于当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共关系尚未最后破裂,为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减少变革农村土地关系中的阻力,中央这个指示又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除了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之外,主要通过清算、减租、减息、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7月,中共中央又考虑根据孙中山赎买地主土地的主张,对一般地主的土地采用发行土地公债的办法进行征购,然后分配给农民。根据中共中央的新政策,陕西解放区农村的减租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不少地方的农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起来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动向人民政府献地,有的地方人民政府准备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的土地。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致使这场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伟大群众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三)生产

  物质生产是解放区和平建设的基础。中共中央1945年11月7日提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2月15日,中央进一步提出:“按照11月7日指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1946年我解放区的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解放日报》于1946年2月l0日发表题为《前进一步》的社论,专论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号召“陕甘宁的干部认真研究和及早布置自己所在地区当年的生产运动,以期当年的生产成绩能够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为全国和平、民主建设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

  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对开展生产运动作了具体部署。西北局在《关于1946年边区工作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努力发展增加边区财富的方针应该继续坚持。在农业方面以增产粮食为中心”,“工业方面,除公营的某些自给工业仍坚持与改善外,应特别着重发展家庭纺织”,“争取明年粮食、布匹的增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指示还要求继续整理各种合作社,使合作社经济与农村经济结合起来,救济受灾群众,坚持机关、部队、学校的自给性生产,开展全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同时,《解放日报》发表了边区1946年至1948年的建设计划方案,号召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实现。

  农业生产是解放区生产的中心。为改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质量,西北局于1945年12月29日邀请农业科技人员和劳动模范进行座谈,专门讨论改进农业技术问题。会议一致认为,改进农业技术是边区生产运动中极重要的工作,要使边区的生产运动更提高一步必须着重于农业技术的改进。会议指出,要贯彻和实现改良农业技术的方针,首先要领导机关加强对这项工作的具体领导,要使全体干部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把组织工作与技术工作结合起来,干部不仅是群众生产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同时要成为生产技术的指导者,农业生产技术研究机关必须把自己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指导同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群众中已有的丰富的农业技术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再到群众中去推广,而对于任何新技术新品种等的推广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主持座谈会的习仲勋还特别指出:必须认识改良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必须采取有领导有计划的群众路线,一方面反对对此不闻不问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方面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根据当地群众的具体情况,一步一步地做,且忌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1946年3月29日,西北局又召开专员和地委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春耕生产。习仲勋就组织春耕生产问题讲话,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上级对下级、下级对群众,能经常具体领导,具体解决问题”,把1946年的春耕生产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为扶植农业生产,边区政府财政厅于1946年3月9日拨发救济粮4000石,移民贷款1000万元、粮食2000石。

  生产运动首先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45年边区的冬小麦种得比较多,达到600万亩,播种质量也比较好。靖边县40天抢种冬小麦15万亩,赤水县五区在秋田里套种冬小麦,淳耀县县长到农村帮助灾民解决麦种等困难,延安县姚店区的干部同农民商量采用多种办法为冬小麦施底肥。1946年春季的植棉生产很顺利,到6月全边区共播种了35.6万多亩。延川县8000名妇女参加纺织,到1946年10月织土布10万多丈,除解决全县6万人的穿衣布匹,还卖布买回了一部分粮食、土地和牲畜;永坪区四乡董家湾董凤翔家6个妇女织的布,除解决了全家16口人的穿衣问题,还卖布买回公牛母牛各1头;六乡军属郝玉英靠纺织典了6亩川地。延长县3092名妇女纺棉线3.3万多斤,织布3.1万多丈,人均纺织10丈。家庭纺织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国民党军不断侵犯陕甘宁边区,解放区军民坚决实行自卫反击

  *反人民起家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其反动的阶级利益出发,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就下定了决心,企图继续通过内战之途来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彻底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抗战胜利后,它顽固地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方针,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来进攻解放区。因此,正在积极进行和平建设的陕西解放区,也同样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挑衅和侵犯,致使广大人民群众难以进行和平劳动和建设。对此,解放区的军民即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的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的教导,“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

  陕西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斗争,从1945年9月到国民党军侵占延安的1947年3月,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

  这个阶段时间较长,前后10个月。这个期间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玩弄“假和谈真备战”把戏的时候,他们对陕甘宁边区主要是继续重兵严密封锁包围,同时进行新的试探性的武装挑衅和骚扰。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最多时有18个师、3个旅和12个保安团,总兵力约20万人。特别是集结在解放区南面的胡宗南部,加紧进行着备战训练。各师均以一个旅专门训练攻击,一个旅专门训练防御,一个旅专门训练清剿,而又以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全部进行攻击训练,准备作为进攻解放区的主力部队。同时他们在解放区的南、西、北三面,特别是在南面,沿解放区的边境,增修碉堡,构筑工事。并派遣特务分子潜入解放区,搜集情报,建立秘密情报站、“*游击队”、“返乡团”、“复仇团”,网络组织他们进攻解放区的内应力量。

  为配合胡宗南等部进攻延安,国民党在西安新设了空军第三军区,配备作战飞机48架。还给该军区司令部司令以特别权力,战时有权调动指挥武汉、南京的空军飞机作战,从而使其作战能力可以达到近百架的战斗机。同时设立了为该军区作战服务的空军第三供应分处和第三气象大队,扩修了西安飞机场。

  抗日的炮火刚一停下来,国民党就又开始了对陕甘宁边区新的挑衅和骚扰。1945年9月19日,驻淳化县寨子村的国民党军到关中分区赤水县二区三乡的寇家村骚扰,打死农民1人,抓去2人,抢去群众不少衣物和40多只鸡。驻洛川的第一六五师一部到延属分区富县交道区骚扰,抢去农民季生荣的4口袋玉米。保安师的一个排到富县牛武区的边境抢劫捣乱,破坏农民收秋。11月20日,驻淳化县官庄的国民党军便衣队到赤水县四区二乡的南党家村骚扰,被民兵排长王永禄等打了出去。群众普遍说:“可不敢大意了,要时刻防备哩!”到了1946年,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骚扰和侵犯有增无减,在1月到6月的半年时间里,越境的骚扰侵犯共有29次之多。

  第二阶段:1946年7月至11月

  这个阶段前后5个月时间。这个期间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掀起全面内战的时候。为配合国民党的全国战场,西北的胡宗南在此期间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两次相当规模的军事侵犯。

  第一次是在七八月间。7月,胡宗南调集10个旅约12万人,陈兵于关中和陇东分区边境,企图闪击延安。8月27日,国民党军侵犯新正县边境被地方人民武装击退,生俘53名,缴获机枪2挺、长枪50余支。8月30日,国民党军侵犯赤水县四区的坳内村等地,绑去郭家村小学教师郭凤瑞等3人,抢去耕牛18头、猪12只、麦子3000余斤。同时,国民党的特务七八十人侵犯延属分区固临县的临镇,枪杀居民9人,强奸妇女3人,抢劫群众财物达边币3亿元以上。特别严重的是国民党空军的8架飞机,8月2日轰炸延安,在八路军总部机关附近投弹11枚,扫射子弹约万发。八路军总部发言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以及劳动英雄、商会和市民代表等,纷纷发表谈话,对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向全解放区人民道歉,赔偿损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公开发表题为《提高警惕保卫边区》的文章,号召全解放区的人民一致行动起来,为保卫边区而奋斗。也就在此时,中原-的北路和南路两支突围部队,胜利抵达豫、陕、鄂边,分别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与鄂西北根据地,胡宗南乃不得已调军秦岭以南进行堵击。蒋介石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暂告搁浅。

  第二次是在十一二月间。10月,国民党政府的参谋总长陈诚、国防部长白崇禧等先后到西安进行新的部署,宁夏的马鸿逵、榆林的徐之佳奉召到南京面受机宜,于是形成由南、西、北三面合击陕甘宁边区的态势。榆林的八十六师首先向绥德分区的佳县、米脂和三边分区的靖边等地进攻,侵占了一些村镇。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5000官兵在横山起义宣布退出内战后,胡宗南即空运二十八旅八十三团到榆林监督八十六师等进攻解放区。马鸿逵的第八师和第八十一师,亦相继在银南东渡黄河,侵犯边区的西北属地,配合从晋南西渡黄河的胡宗南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再次闪击延安。此时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共有8个师、23个旅、15个保安团、2个空军大队、2个独立炮兵团、2个工兵团、1个装甲兵团。进攻解放区的大小战斗达70余次之多,大有即刻闪击延安之态势。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边区军民立即掀起了坚决自卫热潮。中共中央于11月11日召开“保卫延安与保卫边区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到会讲话。13日西北局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习仲勋、林伯渠、李鼎铭、刘景范到会讲话。号召全体军民立即动员起来,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敢于侵犯者坚决打出去。同时边区政府宣布成立总动员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战备工作的领导。延安的备战疏散工作也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进行着,一些机关和人员向绥德方向疏散。就在此紧要时刻,人民-在晋西反击取得胜利,解放了吕梁地区,胡宗南部的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又不得已再次东渡黄河救援。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又一次搁浅。

  第三阶段: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

  这个阶段前后3个月时间。胡宗南的两个主力师再次东调山西后,国民党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进行了新的部署。从兰州、平凉东调的第十二旅集结于彬县地区,第二十八旅一部集结于旬邑县职田镇,第四十八旅和第二二三旅集结于同官、宜君县附近,第七十六师集结于泾渭河间的麟游山地区。此时进攻边区的国民党军兵力约16万人,其重点是进攻关中分区,企图撕开闪击延安的突破口。

  1946年12月7日至9日,国民党军向关中分区发动了第一次进攻,两路进犯军均被击退。

  1946年12月30日,国民党军兵分7路,再次大举进攻关中分区。解放区的军民坚决反击英勇抵抗,仅关中地方武装在一个月内,毙伤敌营长以下434名,俘代理团长以下1300余名,缴获炮20门、机枪44挺、长枪700余支。同时,敌淳化和旬邑“自卫队”的4个分队68人战场起义,携带机枪4挺、长枪60余支参加人民-。关中地方武装还收复了国民党1940年侵占的赤水县新五区和西阳区,1.1万多人民重回解放区。

  1947年2月18日,国民党军第三次大举进攻关中分区。此次共出动7个旅15个团,在2架飞机配合下,兵分5路,从东、南、西三个方面进攻。驻防关中分区的人民-新四旅、警备第三旅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于19日主动撤出向延安靠拢,关中分区首府马栏市21日陷落。国民党占领关中分区的大部分地区后,继续向北推进,占领了陇东分区的一部。3月3日,人民-一部对驻西华池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八旅突然发起攻击,击毙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人。

  四、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率党政军民主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初,已经侵占了关中分区大部和陇东分区一部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为骄横疯狂,在陕甘宁边区南、西、北三面集结的总兵力达到34个旅25万之众,剑拔弩张,箭在弦上,准备向边区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其首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而此时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以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委员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6个旅2万多人,约为国民党军兵力的1/10,且装备也处于绝对劣势,平均每支步枪不及30粒子弹,炮弹更为缺乏。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有利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采用“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寻机歼敌;并以此战略决策为出发点,主动撤离延安之前,在-、军事等方面,对“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自卫战争,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动员和准备。

  (一)延安的大动员

  延安的大动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向世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扩大内战,企图占领延安,消灭中国-党的阴谋,争取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一方面动员全体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参军参战,坚壁清野,为保卫延安而英勇战斗。

  2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粉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阴谋》的社论,指出“蒋介石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是很明白的了”,“向民主圣地延安侵犯也是很有可能的了”。号召全体军民“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而战斗、而工作”。3月3日,延安总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提醒全体军民:“胡军主力整第一师与整第九十师,均西渡黄河,正在宜川地区集中,此为进攻延安的主力。胡军进攻庆阳,乃一佯动性质,其目的在吸引我军西向,以便其主力乘虚袭击延安”,“这个袭击,很可能在最近几天发动”。要求全体军民紧张动员起来,准备彻底粉碎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

  3月8日,延安万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动员大会”。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号召“抛弃和平观念,切实坚壁清野,民兵积极配合主力歼灭敌人”。彭德怀在讲话中列举历史事实说明,-一定能够打胜仗,不但会把入侵的国民党军消灭在陕北,而且将来一定要打到胡宗南的老巢西安去。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不打垮蒋胡军的进攻,就没有真正的和平。”“我们这里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大会向全国各界同胞及海外侨胞发出通电,指出蒋介石已集结几十个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向陕甘宁边区、向延安发动进攻,呼吁全国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扩大和巩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与蒋介石卖国独裁的民族统一战线,击破蒋介石进攻延安的阴谋,粉碎蒋介石的全部攻势,迅速结束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为建立一个独立和平的新中国而奋斗。

  延安的坚壁清野、战备疏散,更有计划有秩序地广泛地紧张地进行着。

  为了配合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在延安进行大动员的同时,中共陕西省工委于2月11日、13日、18日、21日连续召开会议,对靠边区南线的礼泉、乾县、同官、蒲城、白水、大荔、韩城、澄城、合阳、朝邑、平民、潼关、华阴等地的地下斗争进行具体布置。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以农民为发展主要对象的同时,吸收青年学生入党,要注意发展国民党政权和民间武装中的革命分子;抓紧群众发动工作,以武工队为基础,建立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武装,努力培养人民武装中的骨干分子,提高现有的人民武装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党的统战工作,争取在乡的退伍军人,争取各种武装,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两面政权,争取上层民主人士和一切反蒋反胡爱国人士,掩护两面政权为人民做好事;扰乱敌军,破坏敌军后方供应,收集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特别注意收集军事方面的情报,提供人民-使用。国统区地下党的这些工作,很有效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保卫陕西解放区的战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军事部署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首要目标在于夺取延安,所以边区的南面为主攻方向。

  集结在边区南面的是胡宗南部15个旅14万人。3月10日,胡宗南在洛川城召集旅长以上将领部署进攻延安的计划。其计划概要是:第一军(军长董钊)为右兵团,辖第一师、二十七师、九十师的7个旅,从宜川出发,经金盆湾、麻洞川、南泥湾向延安进攻,占领延安东北地区后在拐峁停止待命;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为左兵团,辖第三十六师、七十六师、十七师的4个旅,从洛川出发,经牛武镇、清泉镇向延安进攻,占领延安西南地区后在枣园停止待命;第七十六师的另2个旅为总预备队,集结于洛川,于进攻开始后随右兵团前进,策应左右两个兵团作战;第十七师的另2个旅为第二线部队,修路护路保证前方补给;各部于3月13日黄昏前就攻击部署妥当,14日开始攻击,17日到达延安。参加这次会议的地下-党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及时将这个军事部署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告中央:在胡宗南军发动进攻之前,国民党将调集近百架飞机轰炸延安等地,同时监视黄河各渡口,观察其他解放区人民武装驰援陕北的情况。

  集结在边区西、北两面的,是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的12个师,榆林第二十二军的2个师,策应南线的胡宗南军主攻延安。

  (三)保卫延安的南线阻击战

  3月11日下午4时,国民党空军飞机一架窜入延安市上空,低飞3圈,投弹轰炸人民-总部(即原八路军总部)。

  3月12日,人民-总部以“新华社记者”名义评论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指出“蒋介石以武力赶走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联络人员,公然斩断国共10年连系之后,现在竟敢对延安滥施轰炸,可见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决心内战到底,而以轰炸延安为其大规模进攻延安之揭幕。”再次郑重表示:“不论美帝国主义者如何替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撑腰,陕甘宁边区和全解放区人民有充分准备,必能粉碎其进攻,直到最后消灭蒋介石的汉奸卖国贼统治。”

  3月13日上午8时半至下午8时半,国民党空军25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延安,14、15日又连续轰炸了两天。并先后轰炸了金盆湾、甘泉、安塞、瓦窑堡、清涧等地。

  就在国民党空军轰炸延安等地的3月13日拂晓,董钊和刘戡率领的两个兵团,分别从宜川、洛川出发,向延安攻击前进,疯狂叫嚣“三天占领延安”。

  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部署在南线的少数部队,顽强作战英勇阻击。在临镇、金盆湾一线阻击的主要是教导旅,在牛武镇、茶坊一线阻击的主要是警备第七团和延属军分区第三团。新四旅为预备队。当地民兵、游击队积极参战,埋设地雷,伏击小股敌人,破坏交通。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各地的阻击战斗都打得十分艰苦、英勇,在空军飞机配合下的胡宗南军,头两天只进展了10余里。战斗激烈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亲到富县、金盆湾前线视察,指挥作战,要求前线将士胜利完成“一星期”的阻击任务,以便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转移。

  为了更好地组织边区的部队同敌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16日批准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成立了西北野战兵团(后相继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委员,习仲勋任副-委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张文舟为参谋长,王政柱为副参谋长,徐立清为-部主任,张德生为-部副主任。

  西北野战兵团参加南线阻击战的部队,胜利完成了阻敌“七天七夜”的任务,歼敌5000多,粉碎胡宗南“三天占领延安”的美梦,给中央机关和人民以充裕的时间进行转移,3月18日晚撤退到延安城以北地区隐蔽待命。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3月18日黄昏撤离延安王家坪,开始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19日拂晓,彭德怀在一切部署停当之后,率领“西野”指挥机关的人员,也离开了王家坪。

  等待胡宗南进犯军的,是经过彻底坚壁清野、战略疏散的延安空城。

  五、国民党占领延安后的反动设施,蒋胡军对陕西解放区的蹂躏和破坏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侵占了延安。之后,国民党军相继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上的集镇;为时不久,西北野战军和地方人民武装又一个一个地光复了这些地方。到1948年3月延安被占领一周年时,国民党军只能困守延安、定边、盐池、合水、庆阳等5座孤城了。从延安被侵占到光复,国民党在其占领区进行了一年一月又三天的反动统治,给解放区的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和痛苦。

  (一)国民党占领延安后的反动统治设施

  国民党侵占延安后,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均在延安设立了分支机构,领导指挥反动力量对解放区进行全面破坏。

  在军事方面。西安绥靖公署在延安设立了指挥所和警备司令部,以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兼指挥所主任及警备司令军务。指挥所指挥胡宗南的主力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及陕西省政府以关中20多县保安队组编的9个“民兵纵队”,一面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一面在其占领区进行“清剿”,祸害百姓。

  在政权方面。新设了陕北行政公署和绥德、延安两个专员公署。陕北行署于1947年10月1日在西安成立,13日在延安挂牌开张,胡宗南的亲信顾希平为主任。绥德专署辖绥德、清涧、延川、米脂、吴堡、安定等6个县,延安专署辖延安、安塞、保安、延长、富县、甘泉等6个县,以胡宗南系的骨干邱是膺、周保黎为两个专署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对上列12个县及佳县均派出了县长,有的还加派有副县长。这些反动的政权组织,主要是强迫编制“保甲”,建立“保安队”,搜刮粮草,为其作战部队服务。

  在党务及特务方面。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设立了延安办事处,中统驻西安的华北办事处和陕西调统室派出大批职业特务分子,以“开商店”、“做生意”、“教书”等为掩护,建立情报组织,进行特务活动。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将原设在榆林的陕北分团部改设延安,并举办了“青年服务队”和“陕北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培训了百余名积极*分子,分配到各地担任乡长、镇长、保长、指导员、小学校长等。西安绥靖公署特务机构组织的近百人的“陕北还乡团”,随军到各地疯狂进行阶级复仇,残害贫苦农民。西安绥靖公署还办了一个《延安日报》,欺骗舆论,扩大反动宣传。

  国民党陕西当局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反动措施,主要是以*分子控制文化、教育阵地,进行*反人民宣传,迫害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学生。

  (二)国民党对陕西解放区的蹂躏和破坏

  国民党在侵占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全边区的217个区中,195个区遭到敌军的蹂躏和破坏。敌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七光”政策,即房屋和窑洞门窗烧光;粮食和大牲口、衣物抢光;牛羊猪鸡杀光吃光;家具砸光;青庄稼放马糟踏光;壮丁抓光;妇女奸-光。他们又强迫群众拆庄并村,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人民武装与群众的连系,进而消灭人民武装。

  国民党的兽行极大的破坏了解放区的生产,给人民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灾难。一年间,边区的4000多居民被拉走和杀害。耕地面积由1500万亩减少到1100万亩,360万亩荒芜,50万亩青苗被糟踏精光。粮食产量由180万石减少到91万石,棉花产量由200多万斤减少到五六十万斤。公营工厂损失50%。合作社和城镇商业大都陷于停顿。边区财政收入减少90%。由于“胡祸”和天灾,全边区40万以上的人民陷于饥饿之中。兼以疫病流行,人口死亡甚众,有的甚至绝户。

  延安市的85个村庄中,34个村庄成了“无人区”。3.3万亩耕地荒芜了2.52万亩。380户小手工业中有330户被迫停业。2000多名流动工人被压迫逃亡。

  清涧县的7个区中,敌军踏遍了5个区的23个乡、234个村。杀伤农民28人,拉走98人,刨抢粮食面粉5153.5石;糟踏庄稼16380亩;抢去牛138头、驴584头、骡马66头、羊6307只、猪1568只;抢去衣服50816件、被褥3057件、银币9703元、边币17214万元;损失饭锅1454口、瓮1474口、门窗1273副、桌凳6104张、农具5088件。

  在佳县,敌军抢走粮食和面粉2337石,糟踏粮食270石,糟踏青庄稼8295亩,抢去骡24头、马53头、驴1076头、猪60只、羊1090只、鸡鸭6225只;损失衣物15368件、用具9154件、首饰615件(重1381两)。

  国民党军第二次“清剿”富县、甘泉、志丹3县时,正值夏收,原坡地的小麦没法收割全部损失了。志丹县三、四、五、七区的牛羊,2/3被敌军杀吃。敌军过处,水井被填埋,碾子和磨子有的被滚到沟里,滚不动的被炸坏,还在锅头案板上拉了大便。仅有10多户人家的延安县牛家村,19个男子被拉走,家具全部被砸,全村饭锅无一完好。有的村妇女被驱赶到山峁惨遭强奸,其中有的被轮奸致死。

  六、西北野战军和地方人民武装奋战歼敌,胡宗南部溃败逃出延安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率领党政军民主动撤离延安后,“保卫延安”的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依靠有利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依靠西北野战军和地方人民武装的英勇战斗,不论是前方作战还是后方工作,均不断取得重大胜利。

  (一)前方作战

  西北野战军是“保卫延安”战斗的主力军。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为西北战场制定的作战方针,用“蘑菇”战术,将国民党军磨得精疲力竭,一个一个消灭。

  在北线战场。撤出延安仅7天,西野就于3月25日,将国民党军第三十一旅4000多人,歼灭在青化砭,俘少将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旅参谋长熊宗继。4月14日,将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歼灭于羊马河,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旅参谋主任朱祖舒、旅-部主任王文之。5月4日,于蟠龙歼灭第一六七旅、陕西自卫总队第三纵队等8000余人,俘少将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健、旅参谋长柳届春、旅-部主任陈献金,缴获面粉1.2万袋、单-4万套、骡马1000余匹及大批武器-。为了庆祝撤离延安后的三战三捷,解放区的5万军民于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出席并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边区军民受到极大的鼓舞。8月初,西野发动第一次榆林战役,歼敌5200人。8月20日,在沙家店歼灭第三十六师6000余人,俘少将旅长刘子奇,伤副旅长黄延辉。9月16日,在岔口击溃4个旅,歼灭4000余人。10月11日攻克清涧县城,歼灭第七十六师5300余人,俘中将师长寥昂、少将师参谋长刘学超、师新闻室主任曹锡武、旅长张新。10月13日,在清涧以南追歼逃敌2300余人。10月27日至11月16日,进行第二次榆林战役。在此期间先后收复安塞、志丹、米脂、佳县、吴堡、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子长、安边、靖边等县城。到1947年底,延安以北地区已无敌踪。

  在南线战场。5月11日收复金盆湾,歼敌陕西自卫总队第二纵队5个中队的大部,俘中将总队副司令兼第二纵队司令李侠。8月24日收复关中分区首府马栏市。10月21日攻克宜川县城,子长县南部和固临县全境光复。1948年3月5日光复甘泉,10日光复富县。

  一年来,西北野战军、地方人民武装和民兵,共歼敌11.7万多人,其中生俘7.2万多人,生俘将级军官21名、毙将级军官5名,缴获各种炮650多门、各种机枪3800多挺、长短枪3万多支、各种炮弹2.5万多发、各种子弹477万多发、骡马驴1.1万多头、汽车43辆,击毁汽车25辆、坦克5辆、飞机12架。

  (二)后方工作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加强地方工作,更好地支援前线,各级党政实行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

  西北局早在1947年2月分设了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后方工作委员会。前委以习仲勋为书记,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徐立清为委员;后委以马明方为书记,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周兴为委员。撤出延安后,前委随西北野战军总部活动,开展军队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后委和边区政府一起转移,领导地方工作。延属地委所属的市县陷落后,经西北局批准延属地委分设了西地、东地两个工委,各分别领导3个县。边区后方机关还两度进行精简,由8784人精简为2846人,其中边区政府工作部门由553人精简为220人。

  撤出延安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先后转移到安塞县白庙岔、子洲县马蹄沟、绥德县义合镇等地坚持实行领导,各地的机关和干部则是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就近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因此解放区内的政令是畅通的有效的。各地的地方工作,围绕“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这个总方针,紧张地扎实地进行着,取得了很大成绩。

  动员参军参战和战勤支前。1947年5月25日西北局作出《关于扩大西北人民-的决定》,5月27日边区政府发出《参军动员令》,各地立即掀起参军热潮。一年间,4.2万青年参军,其中绥德分区参军2万人,延属分区参军1万人。有2万多人参加的游击队和10多万民兵战斗在沟沟岔岔,山山峁峁,配合主力作战。随军担架6633副,随军运输牲口5440头,临时担架1.5万多副。战勤总动员民工513万多个、畜力318万个。绥德分区动员的民工高达420万人次,参加运输的民工22万人次,畜工2160头次,常备担架1900副、常备牲口2986头。延长县的7000个劳力,在3个月中,每个劳力平均负担战勤工28个。志丹县负担的战勤动员民工,是总人口的6倍、总劳力的30倍。1947年全边区缴纳公粮24.6万石,较1946年的16.3万石增加了8.3万石。其中延属分区缴纳公粮10万石。为了支援前线,群众自愿吃糠吃树皮,把粮食送往部队。妇女群众做军鞋58.4万双。

  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有计划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坚壁清野,早从1946年深秋就开始了。从边区到乡村,各级都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深入广泛宣传动员,具体领导和组织机关、学校、单位和城乡人民群众进行坚壁清野。由于它是建立在群众的高度-觉悟和高度的自愿基础上的,做得认真、彻底,所以在夺取战争的胜利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封锁敌军消息和断敌粮源上收到了奇效。解放区的广大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中共中央和西野总部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使其象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西野的伏击圈,就是被西野的小部队牵上“游行”,拖得精疲力竭,而后被西野吃掉。中共中央和西野机关多次隐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只隔几里路,而它就是摸不着,找不到。粮食是维持战争的主要物资之一,由于解放区人民的彻底坚壁清野,国民党军在陕北找不到任何粮食,只能靠从关中等地长途调运,以至在后来发生严重的粮荒。1948年4月1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电示陕西省政府:“延安粮食奇缺,希即准备贵属在延单位应需面粉一个月份。面粉准备后希径与本署第四处洽商,便机空运延安。”陕西省财政厅4月3日核定,陕西省政府所属在延单位6个共78人,其中延安专员公署40人。4月8日,延安专员周保黎急电省主席祝绍周:“此间近月以来粮断食绝,极感恐慌,以致员工生活无法维持。”要求祝绍周电转困守延安孤城的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从4月份起按照本署实有人数45员名配发面粉,以救眉急”。周保黎的急电说明,陕西省政府并未按胡宗南的命令,将“省属在延员工的一个月面粉”,交西安绥靖公署空运到延安,不得不向何师乞食,苟延残喘,即使至此景况还不忘多报5人吃“空名”。及此,也就难怪何文鼎在十多天以后,不待胡宗南的命令到达而溃退延安了。

  组织生产。虽在战争环境,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仍对边区的主要产业农业生产实行具体领导。边区政府于1947年4月29日发出关于开展春耕运动的紧急指示,7月1日发出关于夏收夏耘的紧急指示,9月7日发出关于扩大麦田、防止霜冻、组织副业生产、加强备荒的指示,10月1日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联合发出秋收动员令,1948年1月10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关于搜集早粮春菜籽的通知,4月23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发放农业贷款的指示。同时边区政府还多次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工商业,减轻农民战勤动员负担等布告。区乡干部采取多种形式,向农民传达这些指示精神。各级党政机关、学校负责指导当地的生产,并出动人力和畜力帮助农民生产。野战部队和游击队在战斗空隙的助农生产,更是在帮助农民解决劳力和畜力的大困难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组织运粮救灾。为了克服“胡祸”与天灾造成的严重灾荒困难,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大力组织生产自救的同时,从河东太岳解放区借粮10万石(每石300市斤)。1948年1月5日,西北局委员会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对涉及两个边区,完全靠人背畜运的“转粮”工程,作了周密具体的安排。在西北救灾委员会下设立了运粮救灾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习仲勋任-委员,罗贵波、惠中权、王子宜为运输指挥员,分驻河东、河西指挥。运粮总站设于山西隰县,沿途设分站70多个,具体组织转运和办理交接转运粮的手续,并帮助安排长途转运人员的食宿。在河东,基本上是农民义务的逐村、逐站“接力”转运。吕梁解放区动员妇女赶制10万条运粮布袋,组织10万民工,在2月中旬至3月中旬的1个月内,把6万石粮食运到黄河岸边。在河西,则是采用运粮和救灾相结合的办法,由灾民转运救灾粮,少部到河东,大部在河西,既解决了运力困难,又使一批灾民就食于运粮之途中,群众满意。这批救灾粮大部于春耕大忙前转运到陕北重灾区,对救灾和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犯,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暂停了一段。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此时延安以北的解放区已全部光复。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作出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进行整党的决议。土地改革工作遂即普遍展开。但在工作中发生了“左”的倾向和错误。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批评了各地工作中“左”的倾向和错误。西北局立即传达中央指示,坚决纠正土地改革以及工商业政策中的“左”的错误。陕西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按照中央的正确政策,在健康地向前发展。

  (三)英雄的战士,不屈的人民

  在国民党军侵占陕甘宁边区的一年间里,不论前方和后方,都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解放区的脊梁。

  战士掩护群众,群众救护干部。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的几十架飞机在轰炸延安途中轰炸教导旅旅部驻地金盆湾,一时惊呆了正在疏散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旅司令部秘书袁绍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横飞的弹片,穿过呛鼻塞喉的浓烟,吆喝群众卧倒隐蔽。群众脱险了,而这位从北平到陕北的24岁青年,永远倒在这里了。敌机过后,中共金盆湾区委书记李国瑞站在袁绍牺牲的地方激动地说:“乡亲们,要记住,这位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被敌人飞机炸死的呀!”群众悲愤交集,纷纷表示要为烈士报仇。一天,赤水县的机关干部姜文治在石门关附近被敌逮捕,在场的河南难民朱彦铎之妻急中生智,赶紧走到敌人面前说:“这是我的男人,你拉他干啥?”敌人说:“你们俩的口音为什么不同?”她毫不迟疑地说:“我的男人病死了,这是我在这里招下的。”从虎口里救出了姜文治。赤水县五区的干部米和真隐蔽在一个村子进行活动,一天下午他从村外回来时不巧碰上敌人,米便顺手牵上村口一头小牛犊镇静地向村里走,一位站在街门口的老农见情便“骂”起了米和真:“你从哪里跑回来?为什么这么久才把牛吆回来?”米尊敬地回答:“牛犊跑得快,赶不上。”老者又气冲冲地说:“快拾柴去,真懒得要命!”米和真把牛犊牵进院,拿着镰刀蝇子去“割柴”,安全出村脱险。

  机智夺枪,勇拦俘虏。1947年4月18日,两个敌探冒充-新四旅的战士窜到延长县张家河村,民兵连长曹明带领5个民兵假意招待,趁机把敌人的枪拿在手故意说:“你们的枪敢看不?”敌人大意地说:“敢。”曹明他们便把枪拿到院里,从窗口瞄准敌人,活捉了这两个敌探。9月的一天,南逃到岔口附近的一部胡宗南军,强迫禹店区贺家河村21岁的农民惠世恭带路。惠世恭故意领上敌人绕道爬山过沟,20里路走了多半天还未到。敌军骂他“被八路军的红水灌昏了”,边走边打他,直把他的嘴巴撕破。第二天战斗发生,惠世恭趁机夺得美式步枪1支、子弹120余发,奔向-“九龙部”,以后他又给-带路打退了这股敌军。9月底的一天,-的大炮轰击清涧县三十里铺的胡宗南军,伏在山头观战的白维诚老汉看见敌军满山乱窜,便拿着从敌军手里交来的一颗手榴弹冲下山沟,藏在一块大石后面,乘机猛扑抓了两个俘虏缴了两支枪。10月1日,白维诚老汉象胜利归来的战士一样,把俘虏和-送到了“平遥部”的第三营营部。

  坚不事敌,宁死不屈。延安城东翟子沟的余福堂,原是民主政府下属的村长,国民党军威逼他当甲长,他跳崖殉节。城南孔家沟25岁的农民姜三福,也不愿为敌当甲长而悬梁全义。敌军要安塞县五区二乡榆树寨村的郭九富带路,他宁死不肯,并大声喊叫:“你们进边区谁给你们带路的?”恼羞成怒的敌人打死了郭九富和他的媳妇。黄伯梁的王四老汉和史家沟的青年农民杨步钧,也都因为坚不为敌带路而被枪杀了。还有延长县交口区的一个农民,在敌军严刑拷问人民武装活动情况时,他连续三声高喊“不知道”,就什么话都不说了。后来敌军把他枪杀。

  血洒疆场,英名长存。西北野战军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在歼灭11.7万名敌军的战斗中,自己也伤、亡了近2万名干部战士,不少人长眠于陕北黄土高原。在阵亡的烈士中,团以上干部有17名。以牺牲时间为序,他们是: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副团长王树生,三五九旅参谋长王子良,七一八团副政委胡炎奎,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副团长周绍训,新四旅十六团副团长宋绍连,第二纵队独四旅十二团参谋长吴化民,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副参谋长吴锡,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副团长甘俊发,第二纵队独四旅十三团参谋长李侃,第三纵队独二旅六团副团长柴枫、张野炬,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储汉元,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任世鸿、团参谋长武治安,第四纵队警三旅七团副团长李清业,第三纵队独二旅四团-委员耿翼周,第三纵队独二旅六团参谋长陈希聪。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英雄们贡献出了他们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顶天立地的革命精神不死,他们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七、延安光复,解放区军民积极恢复建设,支援解放大西北

  1948年2月底,消灭了国民党军11.7万多名有生力量的西北野战军,从陕北解放区南下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大规模的外线作战。首战宜川县城和瓦子街获空前大捷,歼敌3万多,向仍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又敬献了一份厚重的礼物。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去河北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共中央工委会合。4月16日,取得宜瓦战役全胜的西野出击西府,数日间连下10余城,关中国统区一片混乱,胡宗南已再无力调军驰援孤守延安的何文鼎部。在此形势下,何文鼎部遂于4月21日晨仓皇逃出延安,在延安附近活动的人民-延属军分区干部刘秉温等即带领高善祥游击队进入延安市区。延安宣告光复,人民重见天日。

  (一)庆祝光复延安

  4月23日上午,延属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返回延安市区。地委即于当晚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戒严3天,划分区段,由分区保安处、市公安局等单位负责,组织力量清除市内和近郊的地雷,以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立物资接收委员会,负责统一接受处理国民党军队逃跑时遗弃的一切物资。会议还对保护工商业、处理敌伪人员等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

  同日,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延安市民主政府联合发布《安民布告》。首先向被敌蹂躏年余的延安市人民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布告下列三事:一、为恢复经济建设和一切工商业,1948年免收商业税;一个月内免征货物税;半月内允许国民党政府货币流通,过期后向银行、贸易公司兑换边区的农币;外逃人员的工商业由政府暂管,待其返回后即行交还;欢迎外地工商业到延营业;禁止买卖毒品。二、凡敌伪库存的物资、机关住宅、花园树木,均由接收委员会统一接收;其他任何人不得破坏和窃取。三、参加敌伪组织助敌为虐者,应立即向政府登记,交出一切文件、证章,政府当予宽大,既往不咎;否则,定予严惩不贷。布告后不数日,全市500多家商店、作坊、摊贩均纷纷开门营业。

  4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和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祝贺延安光复,特向西野和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表示慰问。

  4月25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庆祝延安光复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各军在采取各种形式庆祝延安光复的同时,应更加积极地困击少数残敌的据点,肃清反动团队,猛烈追击逃敌;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继续努力支援前线,协助人民-作战;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巩固新的解放区。

  5月4日,延安万人集会隆重庆祝延安光复。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延属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李景林、劳动英雄杨步浩、游击队长田启元等到会讲话。会议还分别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西北野战军发出了致敬电。

  (二)努力生产救灾,恢复解放区的建设

  边区的恢复建设,先是全面抓了农业生产和救灾两大项工作。

  关于农业生产,边区1948年的《恢复与发展生产计划(草案)》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力争消灭熟荒地,完成1400万亩耕种面积,格外勤苦耕种,多打粮食;严禁宰杀役用母畜,严禁母畜出口,奖励多养牲口,保护耕畜;保护老棉区的播种面积,推广扩大新的植棉区;实行生产劳动与战争勤务相结合,生产劳动与人民武装相结合,解决战后劳动力尤为缺乏的困难。各级干部下乡到村,具体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延安县委下乡干部,帮助蟠龙区白家沟、枣园、圪凹村群众调剂土地,兴修水利,增加了水田。延川县城市六乡干部,用调剂公地、租地等办法,帮助赵家沟村4户农民解决了土地、农具、耕畜等困难。在延安市机关干部的帮助下,枣园川的780亩川地,到5月中旬已耕过下种了700亩,种在了高产期。由于各地大力抢耕抢种抢锄,组织与安置移民,加之雨水比较均匀,夏田大部丰收。“立秋”后,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于8月24日发表社论,认为“广种冬麦,增产粮食,是目前边区人民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号召“广种冬麦,增产粮食”,在600万亩麦田的基础上扩大60万亩。为推动扩大麦田,边区政府贷发麦籽1000石、农业贷款边币3亿元。9月27日,《群众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边区的干部、-党员、群众积极动员起来,迎接秋收,把秋庄稼收好。经过一年的努力,1948年全边区的粮食产量达到战前水平的70%,耕畜头数约达到战前水平的80%左右。

  关于救灾。主要是:1948年初又从晋冀鲁豫解放区争取到一大批援助粮,从晋察冀解放区争取到援助棉花100万斤、棉布80万匹;组织3万灾民到陇东、志丹等地就食生产,并从边区西部转运一批粮食到东区的重灾区;边区政府再发放赈粮1.5万石、农贷粮5500石、籽种1500石,另外又专给南泥湾垦区灾民拨发了100石救济粮。生产自救工作在各地普遍进行,多种了一些豌豆、春小麦等早熟作物,利用零星地抢种了一些春菜和秋菜。根据战后的疫情,西北局于7月12日发出关于扑灭时疫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切实加强对防疫灭疫工作的具体领导,把各级的“生产救灾委员会”,扩充为“生产救灾防疫委员会”,普查疫情,组织中西医下乡防疫治病,团结农村民间医生,搜集土方,提倡预防。并要求各机关、部队、学校的医疗部门,必须负责当地的群众医疗工作。边区政府先后派出12支医疗队,分赴重灾区进行疫病的防治工作。11月4日,西北局又发出关于帮助群众解决冬衣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这一关系人民生命的迫切问题,逐村逐户了解灾情,和群众共同商量解决办法。指出任何漠视群众具体困难或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经发动群众互助互济,组织生产自救,政府贷款和贷放布匹、棉花、羊皮等实物,公营商店和合作社组织交换,在大寒之前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困难。

  (三)努力支援前线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庆祝延安光复的通知》指出:“延安光复后也没有减轻我们老区工作的责任,不但必须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而且必须继续努力支援前线。依然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开展新区’。”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甘宁边区人民,虽然在经一年多的残酷战争之后本身尚有极大的困难,但还是咬紧牙关,勒紧裤带,鼓起精神,继续努力支援前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主要是:

  支援干部。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办的西北党校、延安大学、延安行政学院、西北革命大学,以及几个地委办的干部学校,广泛吸收解放区的干部和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学习培养,在一年多时间里,源源不断地为新解放区输送了2万多名干部。

  支援粮草。包括在保卫陕甘宁边区战争中新解放的黄龙分区,全边区1948年缴纳公粮32.2万石,公草3220万斤。延安还开展了割晒青干草运动,规定后方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除了老弱病人员,每人必须割晒交公青干草40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

  出担架做军鞋。1948年6月和12月,边区政府两次动员组织随军长期担架2020副。每副担架5人,每4副担架又带伙夫一人、驮粮牲口一头。每次服期均为半年。第二批担架队随军打到河西走廊酒泉以外。不少担架队员立功受奖。妇女也不甘落后,1948年秋至1949年春共缝制军鞋222万双。

  1949年7月,人民-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和第二师奉命从榆林西进。8月4日,定边县城光复。至此,陕西人民保卫陕西解放区的光荣任务最后胜利完成。

  (执笔:贾自新)

  注:

  ①以延安县、宜川县各一部设立的县治。

  ②以淳化县、旬邑县各一部设立的县治。

  ③以淳化县、耀县各一部设立的县治。

  ④安庄稼又称招门客,是陕北农村一种租佃形式,出租人将土地、生产工具、种子、肥料及窑洞、房屋等出租给承租人,土地的收获按出租者高于承租者的比例分配。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保卫陕西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西省境内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行政区域。一个是中国*党创建和领导的陕西解放区,一个是中国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区。历史赋予了陕西人民“保卫陕西解放区”和“解放陕西国民党统治区”这两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中央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战斗大力配合下,经过4年多的艰苦奋斗、浴血激战,陕西人民胜利地完成了这两大历史任务,最终实现了陕西全境的解放。 解放陕西全境的概述分上、下两篇,上篇概述保卫陕西解放区的史实,下篇概述解放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史实。 本文是《解放陕西全境概述》的上篇,分七个部分:一、陕西解放区的概况;二、遵照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陕西解放区的人民积极进行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三、国民党军不断侵犯陕甘宁边区,解解放区军民坚决实行自卫反击;四、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率党政军民主动撤离延安;五、国民党占领延安后的反动设施,蒋胡军对陕西解放区的蹂躏和破坏;六、西北野战军和地方人民武装奋战歼敌,胡宗南部溃败逃出延安以北地区;七、延安光复,百万人民重见天日,解放区军民积极恢复建设,支援解放大西北。 一、陕西解放区的概况 本文所称的“陕西解放区”,是对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在陕西省境内的辖区的统称。 陕西解放区地处陕西省的北部,它的绝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在陕西境内的辖区。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共有5个分区、33个县(市、区),其中在陕西境内的有4个分区、24个县(市、区)。即:延属、关中、绥德、三边分区,延安市,延安、安塞、志丹、子长、延长、延川、固临①、甘泉、富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赤水②、淳耀③、定边、靖边、吴旗、安边县,延属南泥湾垦区、关中分区中心区。晋绥边区的神府县也在陕西境内。陕西解放区共25个县(市、区)。 陕西解放区约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20.6万平方公里的24%。人口约110万,占全省总人口1026万的10.8%。 陕西解放区的前身,是中国-党在西北的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历经八年抗日战争,它已经发展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晋绥边区的一部分。是全国人民向往的最进步最民主的地方。在这里,-自由民主,吏治清明廉洁,各族人民团结,生产向前发展,群众的物质生活较抗日战争前普遍有所改善,并且部分达到丰衣足食。在农村,从以前的以雇农贫农为主变成了以中农和富裕中农为主,人人有饭吃,乞丐已经绝迹。 陕西解放区的发展和成功,证明了中国-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陕西解放区的存在和发展,既是陕西人民的骄傲和自豪,更是陕西人民的希望和未来。 二、遵照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陕西解放区的人民积极进行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基于对国际新格局和国内阶级关系阶级矛盾新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获得一个进行和平建设的有利时机,在告诫全党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高度警惕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新的内战的同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的力量,充分利用战后对中国人民有利的大好时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党的这条方针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陕西解放区的延安,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全解放区的军民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更加积极地进行和平劳动和和平建设。解放区的和平建设是全面的,它包括-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为突出的则是广泛开展的选举、减租、生产三大群众运动。 (一)选举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包括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普选,为国内外所关注,中共中央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具体的指导。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5日发表题为《要在全国人民前面做出好的榜样》的社论,指出:“在抗战胜利结束以后,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进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的地区。边区这次普选,对于全国-的民主化和地方自治的推行,将会提供许多宝贵的经验。因此,这次普选不仅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于全国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也有极重大的意义。”号召全解放区的公民积极参加选举运动,充分运用自己的主人翁权利,认真检查政府的工作和工作人员的作风,选出为人民所信赖能为人民办事的代表;号召各级干部坚决执行放手发扬民主的方针,坚定群众观点,大胆地诚恳地鼓励人民检查自己的工作,向人民进行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改进自己的作风;号召所有的-党员要更好地和一切民主分子进行合作,并在倾听群众意见和自我批评上做大家的模范。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的这次普选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并精心地进行指导。第一,边区和分区进行试点试选,取得经验。边区首先派出包括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强有力的4个工作组,在延安市的新市乡、延安县川口区的第一乡和第五乡、延长县三区的第三乡,进行了为时近20天的试点试选工作。边区政府9月6日发出选举工作的训令后,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于9月18日召开汇报会议,对新市乡等4个乡的选举工作进行了总结,并要求各分区自己选择二三乡,再进行试点试选,培养本地的选举工作骨干。试点乡的试选经验,为边区政府和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制订有关的法令、指示提供了依据,为全面铺开乡选工作提供了具体经验。第二,广泛进行宣传动员,将党的有关选举工作的具体目标、选举原则、基本方针等交给群众,为群众所掌握和执行。边区政府和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的有关训令、法令和指示,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公开与群众见面,并通知各地的读报组、小学校、民校、夜校、文艺宣传队等,广为宣传和解释,使普选成为当前的舆论中心。使大家懂得,“完成乡、县、边区-政权的改选”,是这次普选工作的具体目标;“坚持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信仰,不受财产与文化程度的限制,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是这次选举的原则;“在三三制政策的精神下,发扬民主,团结人民;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教育干部,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自由选举,选举好人;健全民主制度,加强地方自治”,是这次选举工作的基本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尤是选举工作做好的主要关键”。西北局还发出了党内指示,要求全党切实执行政府有关选举工作的训令、法令和指示,把普选工作“当作当前最中心工作之一”,加强领导,真正做好。第三,选举工作全面铺开后,精心进行具体指导。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边区和分区试点试选,-选举的基础乡选工作于10月中旬全面铺开。在乡选工作将要全面展开之前,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做好乡选工作的指示,根据试点乡的经验,就“如何贯彻选举工作方针”,“如何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工作人员”,“如何选举代表”,“如何开好代表会”,“如何改乡议会为乡人民代表制”等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这个文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很有利于这次乡选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在选举工作即将转入县和边区两级选举的时候,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又于10月27日发出《关于做好县和边区政权改选工作的指示》,对有关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指示。县级政权改选工作顺利完成,并选出了出席边区参议会的135名正式议员和35名候补议员。 陕甘宁边区的此次普选工作,原定于1945年12月底完成。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发动内战的影响和干扰,致使边区新的一届参议会迟迟不得召开。整整推迟了三个月,直到1946年4月2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才在延安开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讲话,号召边区人民把边区建设成为和平民主新中国的更光明的灯塔,更坚强的堡垒,并且与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反动派的阴谋,推进全国的民主事业和建设事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表政府作了工作报告,报告在总结抗战时期建设的基础上对1946年至1948年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复员方案》、《陕甘宁边区1946年到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暂行条例》等,并发通电多通,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政协决议,彻底实行停战协定,撤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习仲勋等9人为参议会常驻议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贺连城等16人为边区政府委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会议还选举林伯渠、李鼎铭、谢觉哉、高愉庭、霍祝三、马济川、柯仲平、吴满有、杜瑞兰、鲜维俊(回)等10人为出席“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田绍锡等4人为候补代表。 1946年4月27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以此为标志,陕甘宁边区的乡、县、边区-选举工作正式结束。 (二)减租 减租减息,是中国-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照顾了地主的合法利益,促进其转向从事经济事业的积极性,对于团结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出于“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主张,继续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1946年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方针》指出:“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根据陕甘宁边区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实际情况,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对开展减租运动作了具体安排。西北局在1945年12月28日《关于1946年边区工作任务的指示》中,要求各地“研究历年减租情况,继续进行查减,并整理租佃关系”。1946年4月召开的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进行查租保佃、贯彻减租方针”的提案。7月16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具体规定:“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庆、合、镇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并且重申:地主非法倒算的土地应退还农民耕种,地主假典假卖、抬高租额、骗取陈租、明减暗不减等不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并补偿农民的损失。 各地的选举工作普遍与减租查租工作相结合。绥德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于1945年11月14日发出《1945年减租办法》,要求各地结合乡选认真减租和查租。这个《办法》不但对定租、活租、夥种、安庄稼①的减租交租作了具体规定,还对夥种、安庄稼的副产物柴草的分配、灾后的减租以及公地、学田、水地、树木的地租等,也作了具体规定,深受群众欢迎。《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供各地参考。关中分区的马栏市在试选检查政府工作中,提出有关租佃纠纷的议案68件,主要是地主违犯租佃法令多收租子,灾年不按法令减租而在次年补收租子,一地多佃制造纠纷等,除调解处理,市人民代表会对其中较普遍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决议进行纠正。子洲县双区市农会召开佃农会查租,既揭发出了一些地主违法收租的行为,也教育佃农提高了执行政府租佃法令的自觉性。富县的张村驿、黑水寺、大义等区,通过群众性的查租,地主向佃农退出了违法收取的租子,包括献地共折合土地2343亩、窑洞37孔、房屋3间。减租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运动的开展。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是,鉴于当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共关系尚未最后破裂,为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社会力量,减少变革农村土地关系中的阻力,中央这个指示又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除了没收和分配极少数大汉奸的土地之外,主要通过清算、减租、减息、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7月,中共中央又考虑根据孙中山赎买地主土地的主张,对一般地主的土地采用发行土地公债的办法进行征购,然后分配给农民。根据中共中央的新政策,陕西解放区农村的减租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不少地方的农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起来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动向人民政府献地,有的地方人民政府准备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的土地。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致使这场改变农村土地关系的伟大群众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三)生产 物质生产是解放区和平建设的基础。中共中央1945年11月7日提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2月15日,中央进一步提出:“按照11月7日指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1946年我解放区的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解放日报》于1946年2月l0日发表题为《前进一步》的社论,专论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号召“陕甘宁的干部认真研究和及早布置自己所在地区当年的生产运动,以期当年的生产成绩能够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为全国和平、民主建设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 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对开展生产运动作了具体部署。西北局在《关于1946年边区工作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努力发展增加边区财富的方针应该继续坚持。在农业方面以增产粮食为中心”,“工业方面,除公营的某些自给工业仍坚持与改善外,应特别着重发展家庭纺织”,“争取明年粮食、布匹的增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指示还要求继续整理各种合作社,使合作社经济与农村经济结合起来,救济受灾群众,坚持机关、部队、学校的自给性生产,开展全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同时,《解放日报》发表了边区1946年至1948年的建设计划方案,号召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实现。 农业生产是解放区生产的中心。为改进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质量,西北局于1945年12月29日邀请农业科技人员和劳动模范进行座谈,专门讨论改进农业技术问题。会议一致认为,改进农业技术是边区生产运动中极重要的工作,要使边区的生产运动更提高一步必须着重于农业技术的改进。会议指出,要贯彻和实现改良农业技术的方针,首先要领导机关加强对这项工作的具体领导,要使全体干部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把组织工作与技术工作结合起来,干部不仅是群众生产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同时要成为生产技术的指导者,农业生产技术研究机关必须把自己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指导同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群众中已有的丰富的农业技术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再到群众中去推广,而对于任何新技术新品种等的推广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主持座谈会的习仲勋还特别指出:必须认识改良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必须采取有领导有计划的群众路线,一方面反对对此不闻不问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方面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根据当地群众的具体情况,一步一步地做,且忌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1946年3月29日,西北局又召开专员和地委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春耕生产。习仲勋就组织春耕生产问题讲话,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上级对下级、下级对群众,能经常具体领导,具体解决问题”,把1946年的春耕生产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为扶植农业生产,边区政府财政厅于1946年3月9日拨发救济粮4000石,移民贷款1000万元、粮食2000石。 生产运动首先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45年边区的冬小麦种得比较多,达到600万亩,播种质量也比较好。靖边县40天抢种冬小麦15万亩,赤水县五区在秋田里套种冬小麦,淳耀县县长到农村帮助灾民解决麦种等困难,延安县姚店区的干部同农民商量采用多种办法为冬小麦施底肥。1946年春季的植棉生产很顺利,到6月全边区共播种了35.6万多亩。延川县8000名妇女参加纺织,到1946年10月织土布10万多丈,除解决全县6万人的穿衣布匹,还卖布买回了一部分粮食、土地和牲畜;永坪区四乡董家湾董凤翔家6个妇女织的布,除解决了全家16口人的穿衣问题,还卖布买回公牛母牛各1头;六乡军属郝玉英靠纺织典了6亩川地。延长县3092名妇女纺棉线3.3万多斤,织布3.1万多丈,人均纺织10丈。家庭纺织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国民党军不断侵犯陕甘宁边区,解放区军民坚决实行自卫反击 *反人民起家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其反动的阶级利益出发,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就下定了决心,企图继续通过内战之途来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彻底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抗战胜利后,它顽固地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方针,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来进攻解放区。因此,正在积极进行和平建设的陕西解放区,也同样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挑衅和侵犯,致使广大人民群众难以进行和平劳动和建设。对此,解放区的军民即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的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的教导,“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 陕西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斗争,从1945年9月到国民党军侵占延安的1947年3月,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 这个阶段时间较长,前后10个月。这个期间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玩弄“假和谈真备战”把戏的时候,他们对陕甘宁边区主要是继续重兵严密封锁包围,同时进行新的试探性的武装挑衅和骚扰。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最多时有18个师、3个旅和12个保安团,总兵力约20万人。特别是集结在解放区南面的胡宗南部,加紧进行着备战训练。各师均以一个旅专门训练攻击,一个旅专门训练防御,一个旅专门训练清剿,而又以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全部进行攻击训练,准备作为进攻解放区的主力部队。同时他们在解放区的南、西、北三面,特别是在南面,沿解放区的边境,增修碉堡,构筑工事。并派遣特务分子潜入解放区,搜集情报,建立秘密情报站、“*游击队”、“返乡团”、“复仇团”,网络组织他们进攻解放区的内应力量。 为配合胡宗南等部进攻延安,国民党在西安新设了空军第三军区,配备作战飞机48架。还给该军区司令部司令以特别权力,战时有权调动指挥武汉、南京的空军飞机作战,从而使其作战能力可以达到近百架的战斗机。同时设立了为该军区作战服务的空军第三供应分处和第三气象大队,扩修了西安飞机场。 抗日的炮火刚一停下来,国民党就又开始了对陕甘宁边区新的挑衅和骚扰。1945年9月19日,驻淳化县寨子村的国民党军到关中分区赤水县二区三乡的寇家村骚扰,打死农民1人,抓去2人,抢去群众不少衣物和40多只鸡。驻洛川的第一六五师一部到延属分区富县交道区骚扰,抢去农民季生荣的4口袋玉米。保安师的一个排到富县牛武区的边境抢劫捣乱,破坏农民收秋。11月20日,驻淳化县官庄的国民党军便衣队到赤水县四区二乡的南党家村骚扰,被民兵排长王永禄等打了出去。群众普遍说:“可不敢大意了,要时刻防备哩!”到了1946年,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骚扰和侵犯有增无减,在1月到6月的半年时间里,越境的骚扰侵犯共有29次之多。 第二阶段:1946年7月至11月 这个阶段前后5个月时间。这个期间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掀起全面内战的时候。为配合国民党的全国战场,西北的胡宗南在此期间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两次相当规模的军事侵犯。 第一次是在七八月间。7月,胡宗南调集10个旅约12万人,陈兵于关中和陇东分区边境,企图闪击延安。8月27日,国民党军侵犯新正县边境被地方人民武装击退,生俘53名,缴获机枪2挺、长枪50余支。8月30日,国民党军侵犯赤水县四区的坳内村等地,绑去郭家村小学教师郭凤瑞等3人,抢去耕牛18头、猪12只、麦子3000余斤。同时,国民党的特务七八十人侵犯延属分区固临县的临镇,枪杀居民9人,强奸妇女3人,抢劫群众财物达边币3亿元以上。特别严重的是国民党空军的8架飞机,8月2日轰炸延安,在八路军总部机关附近投弹11枚,扫射子弹约万发。八路军总部发言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以及劳动英雄、商会和市民代表等,纷纷发表谈话,对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向全解放区人民道歉,赔偿损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公开发表题为《提高警惕保卫边区》的文章,号召全解放区的人民一致行动起来,为保卫边区而奋斗。也就在此时,中原-的北路和南路两支突围部队,胜利抵达豫、陕、鄂边,分别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与鄂西北根据地,胡宗南乃不得已调军秦岭以南进行堵击。蒋介石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暂告搁浅。 第二次是在十一二月间。10月,国民党政府的参谋总长陈诚、国防部长白崇禧等先后到西安进行新的部署,宁夏的马鸿逵、榆林的徐之佳奉召到南京面受机宜,于是形成由南、西、北三面合击陕甘宁边区的态势。榆林的八十六师首先向绥德分区的佳县、米脂和三边分区的靖边等地进攻,侵占了一些村镇。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5000官兵在横山起义宣布退出内战后,胡宗南即空运二十八旅八十三团到榆林监督八十六师等进攻解放区。马鸿逵的第八师和第八十一师,亦相继在银南东渡黄河,侵犯边区的西北属地,配合从晋南西渡黄河的胡宗南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再次闪击延安。此时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共有8个师、23个旅、15个保安团、2个空军大队、2个独立炮兵团、2个工兵团、1个装甲兵团。进攻解放区的大小战斗达70余次之多,大有即刻闪击延安之态势。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边区军民立即掀起了坚决自卫热潮。中共中央于11月11日召开“保卫延安与保卫边区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到会讲话。13日西北局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习仲勋、林伯渠、李鼎铭、刘景范到会讲话。号召全体军民立即动员起来,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敢于侵犯者坚决打出去。同时边区政府宣布成立总动员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战备工作的领导。延安的备战疏散工作也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进行着,一些机关和人员向绥德方向疏散。就在此紧要时刻,人民-在晋西反击取得胜利,解放了吕梁地区,胡宗南部的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又不得已再次东渡黄河救援。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又一次搁浅。 第三阶段: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 这个阶段前后3个月时间。胡宗南的两个主力师再次东调山西后,国民党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进行了新的部署。从兰州、平凉东调的第十二旅集结于彬县地区,第二十八旅一部集结于旬邑县职田镇,第四十八旅和第二二三旅集结于同官、宜君县附近,第七十六师集结于泾渭河间的麟游山地区。此时进攻边区的国民党军兵力约16万人,其重点是进攻关中分区,企图撕开闪击延安的突破口。 1946年12月7日至9日,国民党军向关中分区发动了第一次进攻,两路进犯军均被击退。 1946年12月30日,国民党军兵分7路,再次大举进攻关中分区。解放区的军民坚决反击英勇抵抗,仅关中地方武装在一个月内,毙伤敌营长以下434名,俘代理团长以下1300余名,缴获炮20门、机枪44挺、长枪700余支。同时,敌淳化和旬邑“自卫队”的4个分队68人战场起义,携带机枪4挺、长枪60余支参加人民-。关中地方武装还收复了国民党1940年侵占的赤水县新五区和西阳区,1.1万多人民重回解放区。 1947年2月18日,国民党军第三次大举进攻关中分区。此次共出动7个旅15个团,在2架飞机配合下,兵分5路,从东、南、西三个方面进攻。驻防关中分区的人民-新四旅、警备第三旅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于19日主动撤出向延安靠拢,关中分区首府马栏市21日陷落。国民党占领关中分区的大部分地区后,继续向北推进,占领了陇东分区的一部。3月3日,人民-一部对驻西华池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八旅突然发起攻击,击毙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人。 四、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率党政军民主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初,已经侵占了关中分区大部和陇东分区一部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为骄横疯狂,在陕甘宁边区南、西、北三面集结的总兵力达到34个旅25万之众,剑拔弩张,箭在弦上,准备向边区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其首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而此时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以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委员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6个旅2万多人,约为国民党军兵力的1/10,且装备也处于绝对劣势,平均每支步枪不及30粒子弹,炮弹更为缺乏。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有利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采用“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寻机歼敌;并以此战略决策为出发点,主动撤离延安之前,在-、军事等方面,对“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自卫战争,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动员和准备。 (一)延安的大动员 延安的大动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向世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扩大内战,企图占领延安,消灭中国-党的阴谋,争取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一方面动员全体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参军参战,坚壁清野,为保卫延安而英勇战斗。 2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粉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阴谋》的社论,指出“蒋介石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是很明白的了”,“向民主圣地延安侵犯也是很有可能的了”。号召全体军民“为保卫边区、保卫延安而战斗、而工作”。3月3日,延安总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提醒全体军民:“胡军主力整第一师与整第九十师,均西渡黄河,正在宜川地区集中,此为进攻延安的主力。胡军进攻庆阳,乃一佯动性质,其目的在吸引我军西向,以便其主力乘虚袭击延安”,“这个袭击,很可能在最近几天发动”。要求全体军民紧张动员起来,准备彻底粉碎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 3月8日,延安万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动员大会”。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号召“抛弃和平观念,切实坚壁清野,民兵积极配合主力歼灭敌人”。彭德怀在讲话中列举历史事实说明,-一定能够打胜仗,不但会把入侵的国民党军消灭在陕北,而且将来一定要打到胡宗南的老巢西安去。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不打垮蒋胡军的进攻,就没有真正的和平。”“我们这里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大会向全国各界同胞及海外侨胞发出通电,指出蒋介石已集结几十个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向陕甘宁边区、向延安发动进攻,呼吁全国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扩大和巩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与蒋介石卖国独裁的民族统一战线,击破蒋介石进攻延安的阴谋,粉碎蒋介石的全部攻势,迅速结束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为建立一个独立和平的新中国而奋斗。 延安的坚壁清野、战备疏散,更有计划有秩序地广泛地紧张地进行着。 为了配合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在延安进行大动员的同时,中共陕西省工委于2月11日、13日、18日、21日连续召开会议,对靠边区南线的礼泉、乾县、同官、蒲城、白水、大荔、韩城、澄城、合阳、朝邑、平民、潼关、华阴等地的地下斗争进行具体布置。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以农民为发展主要对象的同时,吸收青年学生入党,要注意发展国民党政权和民间武装中的革命分子;抓紧群众发动工作,以武工队为基础,建立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武装,努力培养人民武装中的骨干分子,提高现有的人民武装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党的统战工作,争取在乡的退伍军人,争取各种武装,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两面政权,争取上层民主人士和一切反蒋反胡爱国人士,掩护两面政权为人民做好事;扰乱敌军,破坏敌军后方供应,收集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特别注意收集军事方面的情报,提供人民-使用。国统区地下党的这些工作,很有效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在保卫陕西解放区的战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军事部署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首要目标在于夺取延安,所以边区的南面为主攻方向。 集结在边区南面的是胡宗南部15个旅14万人。3月10日,胡宗南在洛川城召集旅长以上将领部署进攻延安的计划。其计划概要是:第一军(军长董钊)为右兵团,辖第一师、二十七师、九十师的7个旅,从宜川出发,经金盆湾、麻洞川、南泥湾向延安进攻,占领延安东北地区后在拐峁停止待命;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为左兵团,辖第三十六师、七十六师、十七师的4个旅,从洛川出发,经牛武镇、清泉镇向延安进攻,占领延安西南地区后在枣园停止待命;第七十六师的另2个旅为总预备队,集结于洛川,于进攻开始后随右兵团前进,策应左右两个兵团作战;第十七师的另2个旅为第二线部队,修路护路保证前方补给;各部于3月13日黄昏前就攻击部署妥当,14日开始攻击,17日到达延安。参加这次会议的地下-党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及时将这个军事部署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告中央:在胡宗南军发动进攻之前,国民党将调集近百架飞机轰炸延安等地,同时监视黄河各渡口,观察其他解放区人民武装驰援陕北的情况。 集结在边区西、北两面的,是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的12个师,榆林第二十二军的2个师,策应南线的胡宗南军主攻延安。 (三)保卫延安的南线阻击战 3月11日下午4时,国民党空军飞机一架窜入延安市上空,低飞3圈,投弹轰炸人民-总部(即原八路军总部)。 3月12日,人民-总部以“新华社记者”名义评论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指出“蒋介石以武力赶走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联络人员,公然斩断国共10年连系之后,现在竟敢对延安滥施轰炸,可见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决心内战到底,而以轰炸延安为其大规模进攻延安之揭幕。”再次郑重表示:“不论美帝国主义者如何替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撑腰,陕甘宁边区和全解放区人民有充分准备,必能粉碎其进攻,直到最后消灭蒋介石的汉奸卖国贼统治。” 3月13日上午8时半至下午8时半,国民党空军25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延安,14、15日又连续轰炸了两天。并先后轰炸了金盆湾、甘泉、安塞、瓦窑堡、清涧等地。 就在国民党空军轰炸延安等地的3月13日拂晓,董钊和刘戡率领的两个兵团,分别从宜川、洛川出发,向延安攻击前进,疯狂叫嚣“三天占领延安”。 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部署在南线的少数部队,顽强作战英勇阻击。在临镇、金盆湾一线阻击的主要是教导旅,在牛武镇、茶坊一线阻击的主要是警备第七团和延属军分区第三团。新四旅为预备队。当地民兵、游击队积极参战,埋设地雷,伏击小股敌人,破坏交通。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各地的阻击战斗都打得十分艰苦、英勇,在空军飞机配合下的胡宗南军,头两天只进展了10余里。战斗激烈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亲到富县、金盆湾前线视察,指挥作战,要求前线将士胜利完成“一星期”的阻击任务,以便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转移。 为了更好地组织边区的部队同敌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16日批准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成立了西北野战兵团(后相继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委员,习仲勋任副-委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张文舟为参谋长,王政柱为副参谋长,徐立清为-部主任,张德生为-部副主任。 西北野战兵团参加南线阻击战的部队,胜利完成了阻敌“七天七夜”的任务,歼敌5000多,粉碎胡宗南“三天占领延安”的美梦,给中央机关和人民以充裕的时间进行转移,3月18日晚撤退到延安城以北地区隐蔽待命。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3月18日黄昏撤离延安王家坪,开始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19日拂晓,彭德怀在一切部署停当之后,率领“西野”指挥机关的人员,也离开了王家坪。 等待胡宗南进犯军的,是经过彻底坚壁清野、战略疏散的延安空城。 五、国民党占领延安后的反动设施,蒋胡军对陕西解放区的蹂躏和破坏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侵占了延安。之后,国民党军相继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上的集镇;为时不久,西北野战军和地方人民武装又一个一个地光复了这些地方。到1948年3月延安被占领一周年时,国民党军只能困守延安、定边、盐池、合水、庆阳等5座孤城了。从延安被侵占到光复,国民党在其占领区进行了一年一月又三天的反动统治,给解放区的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和痛苦。 (一)国民党占领延安后的反动统治设施 国民党侵占延安后,西安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均在延安设立了分支机构,领导指挥反动力量对解放区进行全面破坏。 在军事方面。西安绥靖公署在延安设立了指挥所和警备司令部,以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兼指挥所主任及警备司令军务。指挥所指挥胡宗南的主力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及陕西省政府以关中20多县保安队组编的9个“民兵纵队”,一面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一面在其占领区进行“清剿”,祸害百姓。 在政权方面。新设了陕北行政公署和绥德、延安两个专员公署。陕北行署于1947年10月1日在西安成立,13日在延安挂牌开张,胡宗南的亲信顾希平为主任。绥德专署辖绥德、清涧、延川、米脂、吴堡、安定等6个县,延安专署辖延安、安塞、保安、延长、富县、甘泉等6个县,以胡宗南系的骨干邱是膺、周保黎为两个专署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对上列12个县及佳县均派出了县长,有的还加派有副县长。这些反动的政权组织,主要是强迫编制“保甲”,建立“保安队”,搜刮粮草,为其作战部队服务。 在党务及特务方面。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设立了延安办事处,中统驻西安的华北办事处和陕西调统室派出大批职业特务分子,以“开商店”、“做生意”、“教书”等为掩护,建立情报组织,进行特务活动。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将原设在榆林的陕北分团部改设延安,并举办了“青年服务队”和“陕北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培训了百余名积极*分子,分配到各地担任乡长、镇长、保长、指导员、小学校长等。西安绥靖公署特务机构组织的近百人的“陕北还乡团”,随军到各地疯狂进行阶级复仇,残害贫苦农民。西安绥靖公署还办了一个《延安日报》,欺骗舆论,扩大反动宣传。 国民党陕西当局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反动措施,主要是以*分子控制文化、教育阵地,进行*反人民宣传,迫害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学生。 (二)国民党对陕西解放区的蹂躏和破坏 国民党在侵占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全边区的217个区中,195个区遭到敌军的蹂躏和破坏。敌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七光”政策,即房屋和窑洞门窗烧光;粮食和大牲口、衣物抢光;牛羊猪鸡杀光吃光;家具砸光;青庄稼放马糟踏光;壮丁抓光;妇女奸-光。他们又强迫群众拆庄并村,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人民武装与群众的连系,进而消灭人民武装。 国民党的兽行极大的破坏了解放区的生产,给人民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灾难。一年间,边区的4000多居民被拉走和杀害。耕地面积由1500万亩减少到1100万亩,360万亩荒芜,50万亩青苗被糟踏精光。粮食产量由180万石减少到91万石,棉花产量由200多万斤减少到五六十万斤。公营工厂损失50%。合作社和城镇商业大都陷于停顿。边区财政收入减少90%。由于“胡祸”和天灾,全边区40万以上的人民陷于饥饿之中。兼以疫病流行,人口死亡甚众,有的甚至绝户。 延安市的85个村庄中,34个村庄成了“无人区”。3.3万亩耕地荒芜了2.52万亩。380户小手工业中有330户被迫停业。2000多名流动工人被压迫逃亡。 清涧县的7个区中,敌军踏遍了5个区的23个乡、234个村。杀伤农民28人,拉走98人,刨抢粮食面粉5153.5石;糟踏庄稼16380亩;抢去牛138头、驴584头、骡马66头、羊6307只、猪1568只;抢去衣服50816件、被褥3057件、银币9703元、边币17214万元;损失饭锅1454口、瓮1474口、门窗1273副、桌凳6104张、农具5088件。 在佳县,敌军抢走粮食和面粉2337石,糟踏粮食270石,糟踏青庄稼8295亩,抢去骡24头、马53头、驴1076头、猪60只、羊1090只、鸡鸭6225只;损失衣物15368件、用具9154件、首饰615件(重1381两)。 国民党军第二次“清剿”富县、甘泉、志丹3县时,正值夏收,原坡地的小麦没法收割全部损失了。志丹县三、四、五、七区的牛羊,2/3被敌军杀吃。敌军过处,水井被填埋,碾子和磨子有的被滚到沟里,滚不动的被炸坏,还在锅头案板上拉了大便。仅有10多户人家的延安县牛家村,19个男子被拉走,家具全部被砸,全村饭锅无一完好。有的村妇女被驱赶到山峁惨遭强奸,其中有的被轮奸致死。 六、西北野战军和地方人民武装奋战歼敌,胡宗南部溃败逃出延安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率领党政军民主动撤离延安后,“保卫延安”的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依靠有利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依靠西北野战军和地方人民武装的英勇战斗,不论是前方作战还是后方工作,均不断取得重大胜利。 (一)前方作战 西北野战军是“保卫延安”战斗的主力军。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为西北战场制定的作战方针,用“蘑菇”战术,将国民党军磨得精疲力竭,一个一个消灭。 在北线战场。撤出延安仅7天,西野就于3月25日,将国民党军第三十一旅4000多人,歼灭在青化砭,俘少将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旅参谋长熊宗继。4月14日,将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歼灭于羊马河,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旅参谋主任朱祖舒、旅-部主任王文之。5月4日,于蟠龙歼灭第一六七旅、陕西自卫总队第三纵队等8000余人,俘少将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健、旅参谋长柳届春、旅-部主任陈献金,缴获面粉1.2万袋、单-4万套、骡马1000余匹及大批武器-。为了庆祝撤离延安后的三战三捷,解放区的5万军民于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出席并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边区军民受到极大的鼓舞。8月初,西野发动第一次榆林战役,歼敌5200人。8月20日,在沙家店歼灭第三十六师6000余人,俘少将旅长刘子奇,伤副旅长黄延辉。9月16日,在岔口击溃4个旅,歼灭4000余人。10月11日攻克清涧县城,歼灭第七十六师5300余人,俘中将师长寥昂、少将师参谋长刘学超、师新闻室主任曹锡武、旅长张新。10月13日,在清涧以南追歼逃敌2300余人。10月27日至11月16日,进行第二次榆林战役。在此期间先后收复安塞、志丹、米脂、佳县、吴堡、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子长、安边、靖边等县城。到1947年底,延安以北地区已无敌踪。 在南线战场。5月11日收复金盆湾,歼敌陕西自卫总队第二纵队5个中队的大部,俘中将总队副司令兼第二纵队司令李侠。8月24日收复关中分区首府马栏市。10月21日攻克宜川县城,子长县南部和固临县全境光复。1948年3月5日光复甘泉,10日光复富县。 一年来,西北野战军、地方人民武装和民兵,共歼敌11.7万多人,其中生俘7.2万多人,生俘将级军官21名、毙将级军官5名,缴获各种炮650多门、各种机枪3800多挺、长短枪3万多支、各种炮弹2.5万多发、各种子弹477万多发、骡马驴1.1万多头、汽车43辆,击毁汽车25辆、坦克5辆、飞机12架。 (二)后方工作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加强地方工作,更好地支援前线,各级党政实行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 西北局早在1947年2月分设了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后方工作委员会。前委以习仲勋为书记,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徐立清为委员;后委以马明方为书记,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周兴为委员。撤出延安后,前委随西北野战军总部活动,开展军队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后委和边区政府一起转移,领导地方工作。延属地委所属的市县陷落后,经西北局批准延属地委分设了西地、东地两个工委,各分别领导3个县。边区后方机关还两度进行精简,由8784人精简为2846人,其中边区政府工作部门由553人精简为220人。 撤出延安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先后转移到安塞县白庙岔、子洲县马蹄沟、绥德县义合镇等地坚持实行领导,各地的机关和干部则是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就近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因此解放区内的政令是畅通的有效的。各地的地方工作,围绕“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这个总方针,紧张地扎实地进行着,取得了很大成绩。 动员参军参战和战勤支前。1947年5月25日西北局作出《关于扩大西北人民-的决定》,5月27日边区政府发出《参军动员令》,各地立即掀起参军热潮。一年间,4.2万青年参军,其中绥德分区参军2万人,延属分区参军1万人。有2万多人参加的游击队和10多万民兵战斗在沟沟岔岔,山山峁峁,配合主力作战。随军担架6633副,随军运输牲口5440头,临时担架1.5万多副。战勤总动员民工513万多个、畜力318万个。绥德分区动员的民工高达420万人次,参加运输的民工22万人次,畜工2160头次,常备担架1900副、常备牲口2986头。延长县的7000个劳力,在3个月中,每个劳力平均负担战勤工28个。志丹县负担的战勤动员民工,是总人口的6倍、总劳力的30倍。1947年全边区缴纳公粮24.6万石,较1946年的16.3万石增加了8.3万石。其中延属分区缴纳公粮10万石。为了支援前线,群众自愿吃糠吃树皮,把粮食送往部队。妇女群众做军鞋58.4万双。 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有计划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坚壁清野,早从1946年深秋就开始了。从边区到乡村,各级都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深入广泛宣传动员,具体领导和组织机关、学校、单位和城乡人民群众进行坚壁清野。由于它是建立在群众的高度-觉悟和高度的自愿基础上的,做得认真、彻底,所以在夺取战争的胜利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封锁敌军消息和断敌粮源上收到了奇效。解放区的广大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中共中央和西野总部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使其象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西野的伏击圈,就是被西野的小部队牵上“游行”,拖得精疲力竭,而后被西野吃掉。中共中央和西野机关多次隐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只隔几里路,而它就是摸不着,找不到。粮食是维持战争的主要物资之一,由于解放区人民的彻底坚壁清野,国民党军在陕北找不到任何粮食,只能靠从关中等地长途调运,以至在后来发生严重的粮荒。1948年4月1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电示陕西省政府:“延安粮食奇缺,希即准备贵属在延单位应需面粉一个月份。面粉准备后希径与本署第四处洽商,便机空运延安。”陕西省财政厅4月3日核定,陕西省政府所属在延单位6个共78人,其中延安专员公署40人。4月8日,延安专员周保黎急电省主席祝绍周:“此间近月以来粮断食绝,极感恐慌,以致员工生活无法维持。”要求祝绍周电转困守延安孤城的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从4月份起按照本署实有人数45员名配发面粉,以救眉急”。周保黎的急电说明,陕西省政府并未按胡宗南的命令,将“省属在延员工的一个月面粉”,交西安绥靖公署空运到延安,不得不向何师乞食,苟延残喘,即使至此景况还不忘多报5人吃“空名”。及此,也就难怪何文鼎在十多天以后,不待胡宗南的命令到达而溃退延安了。 组织生产。虽在战争环境,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仍对边区的主要产业农业生产实行具体领导。边区政府于1947年4月29日发出关于开展春耕运动的紧急指示,7月1日发出关于夏收夏耘的紧急指示,9月7日发出关于扩大麦田、防止霜冻、组织副业生产、加强备荒的指示,10月1日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联合发出秋收动员令,1948年1月10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关于搜集早粮春菜籽的通知,4月23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发放农业贷款的指示。同时边区政府还多次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工商业,减轻农民战勤动员负担等布告。区乡干部采取多种形式,向农民传达这些指示精神。各级党政机关、学校负责指导当地的生产,并出动人力和畜力帮助农民生产。野战部队和游击队在战斗空隙的助农生产,更是在帮助农民解决劳力和畜力的大困难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组织运粮救灾。为了克服“胡祸”与天灾造成的严重灾荒困难,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大力组织生产自救的同时,从河东太岳解放区借粮10万石(每石300市斤)。1948年1月5日,西北局委员会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对涉及两个边区,完全靠人背畜运的“转粮”工程,作了周密具体的安排。在西北救灾委员会下设立了运粮救灾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习仲勋任-委员,罗贵波、惠中权、王子宜为运输指挥员,分驻河东、河西指挥。运粮总站设于山西隰县,沿途设分站70多个,具体组织转运和办理交接转运粮的手续,并帮助安排长途转运人员的食宿。在河东,基本上是农民义务的逐村、逐站“接力”转运。吕梁解放区动员妇女赶制10万条运粮布袋,组织10万民工,在2月中旬至3月中旬的1个月内,把6万石粮食运到黄河岸边。在河西,则是采用运粮和救灾相结合的办法,由灾民转运救灾粮,少部到河东,大部在河西,既解决了运力困难,又使一批灾民就食于运粮之途中,群众满意。这批救灾粮大部于春耕大忙前转运到陕北重灾区,对救灾和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犯,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暂停了一段。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此时延安以北的解放区已全部光复。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作出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进行整党的决议。土地改革工作遂即普遍展开。但在工作中发生了“左”的倾向和错误。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批评了各地工作中“左”的倾向和错误。西北局立即传达中央指示,坚决纠正土地改革以及工商业政策中的“左”的错误。陕西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按照中央的正确政策,在健康地向前发展。 (三)英雄的战士,不屈的人民 在国民党军侵占陕甘宁边区的一年间里,不论前方和后方,都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解放区的脊梁。 战士掩护群众,群众救护干部。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的几十架飞机在轰炸延安途中轰炸教导旅旅部驻地金盆湾,一时惊呆了正在疏散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旅司令部秘书袁绍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横飞的弹片,穿过呛鼻塞喉的浓烟,吆喝群众卧倒隐蔽。群众脱险了,而这位从北平到陕北的24岁青年,永远倒在这里了。敌机过后,中共金盆湾区委书记李国瑞站在袁绍牺牲的地方激动地说:“乡亲们,要记住,这位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被敌人飞机炸死的呀!”群众悲愤交集,纷纷表示要为烈士报仇。一天,赤水县的机关干部姜文治在石门关附近被敌逮捕,在场的河南难民朱彦铎之妻急中生智,赶紧走到敌人面前说:“这是我的男人,你拉他干啥?”敌人说:“你们俩的口音为什么不同?”她毫不迟疑地说:“我的男人病死了,这是我在这里招下的。”从虎口里救出了姜文治。赤水县五区的干部米和真隐蔽在一个村子进行活动,一天下午他从村外回来时不巧碰上敌人,米便顺手牵上村口一头小牛犊镇静地向村里走,一位站在街门口的老农见情便“骂”起了米和真:“你从哪里跑回来?为什么这么久才把牛吆回来?”米尊敬地回答:“牛犊跑得快,赶不上。”老者又气冲冲地说:“快拾柴去,真懒得要命!”米和真把牛犊牵进院,拿着镰刀蝇子去“割柴”,安全出村脱险。 机智夺枪,勇拦俘虏。1947年4月18日,两个敌探冒充-新四旅的战士窜到延长县张家河村,民兵连长曹明带领5个民兵假意招待,趁机把敌人的枪拿在手故意说:“你们的枪敢看不?”敌人大意地说:“敢。”曹明他们便把枪拿到院里,从窗口瞄准敌人,活捉了这两个敌探。9月的一天,南逃到岔口附近的一部胡宗南军,强迫禹店区贺家河村21岁的农民惠世恭带路。惠世恭故意领上敌人绕道爬山过沟,20里路走了多半天还未到。敌军骂他“被八路军的红水灌昏了”,边走边打他,直把他的嘴巴撕破。第二天战斗发生,惠世恭趁机夺得美式步枪1支、子弹120余发,奔向-“九龙部”,以后他又给-带路打退了这股敌军。9月底的一天,-的大炮轰击清涧县三十里铺的胡宗南军,伏在山头观战的白维诚老汉看见敌军满山乱窜,便拿着从敌军手里交来的一颗手榴弹冲下山沟,藏在一块大石后面,乘机猛扑抓了两个俘虏缴了两支枪。10月1日,白维诚老汉象胜利归来的战士一样,把俘虏和-送到了“平遥部”的第三营营部。 坚不事敌,宁死不屈。延安城东翟子沟的余福堂,原是民主政府下属的村长,国民党军威逼他当甲长,他跳崖殉节。城南孔家沟25岁的农民姜三福,也不愿为敌当甲长而悬梁全义。敌军要安塞县五区二乡榆树寨村的郭九富带路,他宁死不肯,并大声喊叫:“你们进边区谁给你们带路的?”恼羞成怒的敌人打死了郭九富和他的媳妇。黄伯梁的王四老汉和史家沟的青年农民杨步钧,也都因为坚不为敌带路而被枪杀了。还有延长县交口区的一个农民,在敌军严刑拷问人民武装活动情况时,他连续三声高喊“不知道”,就什么话都不说了。后来敌军把他枪杀。 血洒疆场,英名长存。西北野战军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在歼灭11.7万名敌军的战斗中,自己也伤、亡了近2万名干部战士,不少人长眠于陕北黄土高原。在阵亡的烈士中,团以上干部有17名。以牺牲时间为序,他们是: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副团长王树生,三五九旅参谋长王子良,七一八团副政委胡炎奎,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副团长周绍训,新四旅十六团副团长宋绍连,第二纵队独四旅十二团参谋长吴化民,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副参谋长吴锡,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副团长甘俊发,第二纵队独四旅十三团参谋长李侃,第三纵队独二旅六团副团长柴枫、张野炬,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储汉元,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任世鸿、团参谋长武治安,第四纵队警三旅七团副团长李清业,第三纵队独二旅四团-委员耿翼周,第三纵队独二旅六团参谋长陈希聪。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英雄们贡献出了他们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顶天立地的革命精神不死,他们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七、延安光复,解放区军民积极恢复建设,支援解放大西北 1948年2月底,消灭了国民党军11.7万多名有生力量的西北野战军,从陕北解放区南下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大规模的外线作战。首战宜川县城和瓦子街获空前大捷,歼敌3万多,向仍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又敬献了一份厚重的礼物。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去河北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共中央工委会合。4月16日,取得宜瓦战役全胜的西野出击西府,数日间连下10余城,关中国统区一片混乱,胡宗南已再无力调军驰援孤守延安的何文鼎部。在此形势下,何文鼎部遂于4月21日晨仓皇逃出延安,在延安附近活动的人民-延属军分区干部刘秉温等即带领高善祥游击队进入延安市区。延安宣告光复,人民重见天日。 (一)庆祝光复延安 4月23日上午,延属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返回延安市区。地委即于当晚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戒严3天,划分区段,由分区保安处、市公安局等单位负责,组织力量清除市内和近郊的地雷,以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立物资接收委员会,负责统一接受处理国民党军队逃跑时遗弃的一切物资。会议还对保护工商业、处理敌伪人员等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 同日,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延安市民主政府联合发布《安民布告》。首先向被敌蹂躏年余的延安市人民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布告下列三事:一、为恢复经济建设和一切工商业,1948年免收商业税;一个月内免征货物税;半月内允许国民党政府货币流通,过期后向银行、贸易公司兑换边区的农币;外逃人员的工商业由政府暂管,待其返回后即行交还;欢迎外地工商业到延营业;禁止买卖毒品。二、凡敌伪库存的物资、机关住宅、花园树木,均由接收委员会统一接收;其他任何人不得破坏和窃取。三、参加敌伪组织助敌为虐者,应立即向政府登记,交出一切文件、证章,政府当予宽大,既往不咎;否则,定予严惩不贷。布告后不数日,全市500多家商店、作坊、摊贩均纷纷开门营业。 4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和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祝贺延安光复,特向西野和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表示慰问。 4月25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庆祝延安光复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各军在采取各种形式庆祝延安光复的同时,应更加积极地困击少数残敌的据点,肃清反动团队,猛烈追击逃敌;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继续努力支援前线,协助人民-作战;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巩固新的解放区。 5月4日,延安万人集会隆重庆祝延安光复。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延属分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李景林、劳动英雄杨步浩、游击队长田启元等到会讲话。会议还分别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西北野战军发出了致敬电。 (二)努力生产救灾,恢复解放区的建设 边区的恢复建设,先是全面抓了农业生产和救灾两大项工作。 关于农业生产,边区1948年的《恢复与发展生产计划(草案)》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力争消灭熟荒地,完成1400万亩耕种面积,格外勤苦耕种,多打粮食;严禁宰杀役用母畜,严禁母畜出口,奖励多养牲口,保护耕畜;保护老棉区的播种面积,推广扩大新的植棉区;实行生产劳动与战争勤务相结合,生产劳动与人民武装相结合,解决战后劳动力尤为缺乏的困难。各级干部下乡到村,具体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延安县委下乡干部,帮助蟠龙区白家沟、枣园、圪凹村群众调剂土地,兴修水利,增加了水田。延川县城市六乡干部,用调剂公地、租地等办法,帮助赵家沟村4户农民解决了土地、农具、耕畜等困难。在延安市机关干部的帮助下,枣园川的780亩川地,到5月中旬已耕过下种了700亩,种在了高产期。由于各地大力抢耕抢种抢锄,组织与安置移民,加之雨水比较均匀,夏田大部丰收。“立秋”后,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于8月24日发表社论,认为“广种冬麦,增产粮食,是目前边区人民提高农业生产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号召“广种冬麦,增产粮食”,在600万亩麦田的基础上扩大60万亩。为推动扩大麦田,边区政府贷发麦籽1000石、农业贷款边币3亿元。9月27日,《群众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边区的干部、-党员、群众积极动员起来,迎接秋收,把秋庄稼收好。经过一年的努力,1948年全边区的粮食产量达到战前水平的70%,耕畜头数约达到战前水平的80%左右。 关于救灾。主要是:1948年初又从晋冀鲁豫解放区争取到一大批援助粮,从晋察冀解放区争取到援助棉花100万斤、棉布80万匹;组织3万灾民到陇东、志丹等地就食生产,并从边区西部转运一批粮食到东区的重灾区;边区政府再发放赈粮1.5万石、农贷粮5500石、籽种1500石,另外又专给南泥湾垦区灾民拨发了100石救济粮。生产自救工作在各地普遍进行,多种了一些豌豆、春小麦等早熟作物,利用零星地抢种了一些春菜和秋菜。根据战后的疫情,西北局于7月12日发出关于扑灭时疫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切实加强对防疫灭疫工作的具体领导,把各级的“生产救灾委员会”,扩充为“生产救灾防疫委员会”,普查疫情,组织中西医下乡防疫治病,团结农村民间医生,搜集土方,提倡预防。并要求各机关、部队、学校的医疗部门,必须负责当地的群众医疗工作。边区政府先后派出12支医疗队,分赴重灾区进行疫病的防治工作。11月4日,西北局又发出关于帮助群众解决冬衣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这一关系人民生命的迫切问题,逐村逐户了解灾情,和群众共同商量解决办法。指出任何漠视群众具体困难或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经发动群众互助互济,组织生产自救,政府贷款和贷放布匹、棉花、羊皮等实物,公营商店和合作社组织交换,在大寒之前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困难。 (三)努力支援前线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庆祝延安光复的通知》指出:“延安光复后也没有减轻我们老区工作的责任,不但必须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而且必须继续努力支援前线。依然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开展新区’。”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甘宁边区人民,虽然在经一年多的残酷战争之后本身尚有极大的困难,但还是咬紧牙关,勒紧裤带,鼓起精神,继续努力支援前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主要是: 支援干部。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办的西北党校、延安大学、延安行政学院、西北革命大学,以及几个地委办的干部学校,广泛吸收解放区的干部和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学习培养,在一年多时间里,源源不断地为新解放区输送了2万多名干部。 支援粮草。包括在保卫陕甘宁边区战争中新解放的黄龙分区,全边区1948年缴纳公粮32.2万石,公草3220万斤。延安还开展了割晒青干草运动,规定后方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除了老弱病人员,每人必须割晒交公青干草40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 出担架做军鞋。1948年6月和12月,边区政府两次动员组织随军长期担架2020副。每副担架5人,每4副担架又带伙夫一人、驮粮牲口一头。每次服期均为半年。第二批担架队随军打到河西走廊酒泉以外。不少担架队员立功受奖。妇女也不甘落后,1948年秋至1949年春共缝制军鞋222万双。 1949年7月,人民-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和第二师奉命从榆林西进。8月4日,定边县城光复。至此,陕西人民保卫陕西解放区的光荣任务最后胜利完成。 (执笔:贾自新) 注: ①以延安县、宜川县各一部设立的县治。 ②以淳化县、旬邑县各一部设立的县治。 ③以淳化县、耀县各一部设立的县治。 ④安庄稼又称招门客,是陕北农村一种租佃形式,出租人将土地、生产工具、种子、肥料及窑洞、房屋等出租给承租人,土地的收获按出租者高于承租者的比例分配。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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