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1942年7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了一则《华盛顿邮报》的消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曾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会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笔者注)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站在体谅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是事实。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
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蒋介石看来也是用美国政府压国民政府，他是不希望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也是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