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到坟头”。 在中央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狠毒。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他们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均未遂)。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其中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地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7年7月至1930年11月间发生的大事，最后又缩小到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问被捕地点。刘多荃讲：“听说侦破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搪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被捕地点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人的身份，刘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刘多荃出狱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之后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对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8份主证中7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出自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泽东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江青等人扣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