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薰兄
，这太危险了！你不去不行吗？”吴仲禧担忧地说。“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得了什么？”吴石说，“组织上给我的联络代号是‘密使一号’。为了避免蒋介石嫌疑，除了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留在大陆外，夫人王璧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女都随我一同去台。”
1949年12月初的一天，吴石穿着整齐的中将军服，在台北寓所的书房里接待一位穿着漂亮旗袍的中年女人。对方从身上取出一封信交给吴石。吴石看后，说：“哦，朱枫女士！”他再看落款“刘栋平”的署名时，心中顿时明白，她就是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
“哎，朱小姐，你是什么时候来台的，现住在什么地方？”
“好几天了。”朱枫说，“不久前，我女儿女婿写信要我来玩，现住在我女婿王昌诚家。”
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湛之。
来台湾前，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内定的“台湾省委书记”，刘栋平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党员，与吴石有联系。
舒同说：“现在中央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抓得很紧，只有通过我们的‘密使一号’吴石，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这就要有人赴台亲取，我们认为只有朱枫同志最合适。”
“关于和‘密使一号’联系的问题，吴石赴台前，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给他。”刘栋平递给朱枫一张小纸条。
“你到台湾后，还要和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舒同说，“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代号‘老郑’。你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听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慎重藏好情报，三天后，在基隆港码头，她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手中。
朱枫随后又约见“老郑”蔡孝干。
在此后的40多天中，她分别和吴石、蔡孝干多次见面，又获得几批情报，都交张大副安全带走。
恰在这时，情况突变！
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也被捕叛变。
吴石派交际科长聂羲紧急约见朱枫，说：“‘老郑’被捕叛变，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病为名，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敌人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立即扑向吴石寓所，很快从吴宅中搜出他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蒋介石当即下令：立即逮捕吴石、朱枫！
吴石、朱枫、王璧奎相继被捕，被牵连的还有吴石的老战友、“联勤总部”中将总监陈宝仓等国民党高级军官。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羲、朱枫被台湾当局“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