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的日子
（日月谭）
1966年的秋天，随着“文革”的发起，随之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大串联运动。当这一运动的政治积尘被拂去后，现在，大约是可以被视为是世界旅游史上的一个吉尼斯记录。
究竟全国有多少大专院校和中学、包括中专技校的学生，参加了大串联，也许永远是个未知数，但是，有报纸为证，仅该年的10月18日，在北京一地，被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当时称为“革命小将”──就达150万之多，以至于整个里三层外三层的队伍竟然绵延50华里。更何谈在全国各地转悠学生，西出天山祁连，东游黄海之滨；北到黑龙江内蒙，南观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大串联的学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因为“停课闹革命”，大串联期间，不用到校没有课可以上。开初是规定家庭成份好的“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可以到北京等地串联，有关部门还专门印发了供这些学生使用的免费乘车证，这乘车证现在成了奇货可居的“文革”文物。我的家庭成份栏中填的是“职员”，属于“红外围”性质，规定从上海出发，最远可以到江苏省的北缘徐州，这是一个我迄今还未曾到过的城市。
但是，这些规定实行了最多不会有半月，由于“造反有理”致使学校管理系统的瘫痪，转眼任何学生可以免费乘车到任何城市去进行“革命的大串联”了。沿途也有红卫兵上车盘查家庭血统的，“出身不好”而又胆小的学生，在承认了自己的成份后，被带下车去的事情也很多。
免费大串联，首先是乘火车和轮船的不用买票。那些时日，上海的北火车站的大权，为几派人马轮流易手，但是对学生的免费上车是毫无二致的。那时出门，没有行李不备钱粮，任何停在站台内的火车，只要有本事有力气从车门或是车窗中挤进去就行。至于列车什么时候开车，到什么地方去，完全不在考虑之内。火车厢内挤到水泄不通的地步：从过道到厕所，从座椅底下一直到行李架上，到处挤满了人，连薄如刀背的靠椅背上都躺着在睡觉的人。
由于火车运行的时刻表全部混乱，火车只能开开停停，摸着铁轨向前，由上海到北京开上三五天是很正常的事。以至我迄今留下这么一个情结：能够坐在卧铺车厢中并且准点到达你要去的城市，就是神仙般的日子。车至半途，遇临时停车时，从车窗翻出去在野地黑天中“方便”的人，黑压压的一片；能从囊中摸出一块硬馍或是几片酱菜当众就餐者，会招来无数饥馋的眼光。
当时大串联的学生都是十六七岁到二十来岁的人，没有阅历也没有钱，出门坐火车绝大多数是人生的第一遭。那个时代没有今日的旅游一说。有胆小的，从上海出发，就近去一次南京或是宁波或是杭州的亲友家，也就算是经过风雨见过市面了。胆子大一点的，则一去十万八千里，隔了个把月后出现在教室里，穿了新疆带回来皮靴吹起海南岛拾来的海螺号，让同龄人羡慕得没法透气。最令青年学子激动的是到过北京，受到过接见的。口气大的，后来在讲话中因此而动辄就敢说：“毛主席也见过我¨¨¨”再就是去湖南的韶山、江西井岗山等地的。
大串联的日子，莘莘学子领先一步，享受过今日公费旅游的诸般好处的皮毛。每到一地，在政府部门设置的“接待站”中，出示学生证后，仅须填上一行表格，就可以领取饭菜票、卧具和其他物品，接受免费的医疗，登记下一站游程的免费车船票。在大串联的后期，进入隆冬季节，在北方还有发棉袄棉大衣的。我在自江西南昌到井岗山的步行串联中，因为生病，而在一个小乡村的接待站享受到病号饭的待遇：一碗专门为我下的鸡蛋面。这种境遇，对于“小时候，家里穷”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件刻骨铭心感激涕零的事情。
但是，这种非常共产主义般的好日子，很快就使得国家无力负担。当年10月，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学生，突发奇想，组织起“长征红卫队”，步行了2 千多里到北京去串联。为了减轻运输部门的压力，《人民日报》专门为之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鼓励学生步行串联。但是，步行串联带来的各种问题更多。单单为步行的学生准备的草鞋、扁担、雨衣、水壶以及在沿途乡村设立接待站等，就成为一项巨大的实事工程。
由于提倡步行串联，有很多喜欢拉队伍的学生“司令”出来组织长征队，号召自发而聚积其麾下的学生，从江西的井岗山沿红军的长征路线走到陕西延安等等。但是，开过誓师大会的队伍，开拔后没有走出远，就鸟兽散了的居多。1967年初，这一大串联的壮举终于到了穷途末路，代之而起的口号是“复课闹革命”。铁路部门在沿线的各站组织人力，严厉堵截还在到处闲逛的学生，记帐发给回家的单程车票，或强行赶回。这样，史无前例的大串联遂在进行了5个月后， 澎湃的势头终于基本得到了遏制。
随之而起的是1968年底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一次，城里的学生真正由城市走向穷乡辟壤，踏上了自己人生的艰难旅途。这人生苦旅中再也没有接待站，而且，这趟远门一出就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