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澳门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徜徉在澳门街头，你可能会不经意地，在高楼大厦的间隙中发现一座古色古香的小庙宇，而不远的旁边却耸立着一间美轮美奂的大教堂。请不要惊奇，这就是澳门特色，几百年来东西方的相互溶合，宗教的宽容精神，造就了这种和谐融洽和多元文化。在中国，最富有西洋景观的地方，东北有哈尔滨，随处可见俄罗斯的痕迹；上海的租界区、庐山上的牯岭镇、青岛的八大关、厦门的鼓浪屿、广州的沙面，还有香港就不用说了。而澳门小城，却是中国最具欧洲特色的地方，这里华洋混杂，成为其旅游业招徕的一面旗帜。澳门地方虽小，但自古以来却是西洋文化入侵中国大陆的跳板。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经常由珠海到澳门去。每当偶然地路过一间庙宇，都会不自觉地放慢匆匆的脚步，进内打量一番，看看供奉的是什么神灵。在中国，佛、道不分是普遍现象。在澳门，道、释、儒经常会出现在同一间庙堂中，多种神灵同堂并列，大家相安无事，拥有各自的信徒，争取着各自的香火。
被供奉最多的是天后和观音。天后又称妈祖、林默娘，她是道教中凡人成仙的典型例子。本是福建湄州岛的一名普通渔家女，相传这位聪明伶俐的女孩有预言吉凶等能力，并救助海上遇险的渔民，后来竟然得道成仙，还得到历朝皇帝“天后”、“ 天妃”的加封，成为中国沿海独特的文化现象。她生活在宋代，到了明初就已成为广泛的信仰，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每次出航都去拜谒天后庙。澳门有多座天后庙，最古老的是妈阁庙，而规模最大的则是路环山顶新落成的妈祖文化村。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澳门自古以来就是渔村，渔民们当然是崇拜他们的守护神。而观音，自佛教传入中国后，既是佛教的神，又变成了道教的神，成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菩萨。
我认为，神的本性有两个方面：真理性和世俗性。神即真理，又或曰规律，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皆受其支配。 我们敬神拜神，是为了追求其真理性，以达到人神之间“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这一点来看，神与人类没有关系，因为人类产生以前，神早就已经存在了。由于人性追求自身的幸福，我们创造了世俗的神，作为我们的道德准则，并为我们消灾挡祸、趋吉避凶，人格化的神就是人性的反映，神的形态才以偶像或非偶像的形式表达出来。无论耶稣基督、释迦牟尼，还是穆罕默德，都有一个由人变神的过程，所以神又具有人性，即世俗性。在两个方面中，似乎世俗性更容易被人接受。有时在大水冲破龙王庙的尴尬中，虽然我们怀疑神的存在和能力，但我们始终还能找到这样的借口：虽然我们不能指望神来保佑我们，但至少神是我们品德修养的榜样。
让我们先来看看历史最悠久的三大古庙：妈阁庙坐落在内港入口处的海边，供奉天后，在半山处还有一座观音阁，这是澳门香火最鼎盛的庙宇，是游客必到之处。每逢农历三月廿三的天后诞，庙前的空地上就会搭起临时的戏台，唱起了粤剧，成了一个热闹的喜庆聚会场所。在大殿墙壁上，有一个小祭台，上有一块刻着“甶子位”的牌位。我曾多次问过庙里的工作人员是什么意思，但对方不是说不知道，就是面带愠色，显然是我触犯了他们的忌讳，后来经多方求证才明白那是海上亡魂的灵位。渔民们相信，那些水鬼常依附在船舵上，往上爬到船上，寻找替身。农历七月十四的鬼节，鬼门关大开，渔民们会在船上做醮，烧纸钱和纸扎品，来祭祀那些海上的亡灵，还会在船尾放鞭炮，驱赶水鬼。这种仪式，当地人叫水面醮。神和祖先受人尊敬及拜祭，而鬼，即游魂野鬼，包括那些在海难中丧命的水鬼，由于得不到拜祭，经常会出来作恶。所以人们也相应设立鬼节，来祭祀他们，使他们得到慰籍而行为有所收敛。君不见，每逢鬼节的晚上，街头巷尾路边，人们到处烧纸钱蜡烛，称得上是中国一大民俗奇观，虽然大家只字不提魔鬼，但从那严肃的表情来看，其目的意图已是心照不宣。风俗经常是由于信仰而产生，或者说，两者就是一回事。
莲峰庙，建于明朝，初时位于海边，后因填海的缘故，现在已经看不到海了。内有天后、观音、土地公公、财神比干、关帝、金花娘娘、文曲星和神农氏，信徒们各取所需，真可谓满天神佛，品种之齐全，堪称一大奇观。神灵本来就是由于人们的需要而诞生的，道教、儒教中的造神现象更为普遍。当地人的“造神”能力令人惊叹。譬如前面提到的金花奶娘，又名痘母金花娘娘，便是当地人创造出来的神，其实她姓甚名谁已难以考究。传说她有驱瘟治病之能力，又富有善心，是儿童成长的保护神。相传每当小孩出水痘时，父母带病童在她面前祈福，大多都会痊愈，故名痘母。
还有一座就是观音堂，建于明末，又称普济禅院，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和观音。屋顶镶满了石湾公仔（陶瓷人像），叙说着各种历史和神话故事，属于岭南的典型建筑风格。广东的佛教庙宇，大多受禅宗影响，这一间也不例外，多任方丈主持都禅宗的衣钵弟子。六祖慧能是堪称与孔子、老子齐名的哲学家，他的唯心主义论调至今还在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佛学界中备受推崇，他对佛教的贡献，可以跟欧洲的马丁•路德进行的宗教改革相比。观音堂还是当地人办丧事的地方，大多时候都能见到和尚们打斋做法事，超度亡灵。庙里有一种奇特现象，就是天井中的槟榔树上被人绑上了许多红纸，打听后才知道那是妇女防止丈夫有外遇的方法：人们相信槟榔树“一条心”，是爱情专一的象征，把丈夫或情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然后再绑于树上。至于是否还经过其他特别仪式，就不得而知了。呜呼，这些树竟成了反对“包二奶”的道德之树，类似于贞节牌坊。妈阁庙的观音阁旁边，也有相似的东西，不同的是，妇女们把红纸绑在竹林的竹竿上。有时我与客人到庙里参观，跟女同胞说起这种事，她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样做有用吗？
除此之外，澳门还有林林总总的庙宇，如包公庙供奉包青天包拯大人，祈求他为市民主持公理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信仰就是伦理道德，神佛已经为人们定出了行为准则，人类创造了神，其实就是为自己定出了道德观念。庙里面还有金花奶娘神像和太岁殿。中国人信奉太岁，是一种迷信，犯太岁之说在民间已是深入民心，但太岁为何物，未必每人都能说得出，只知道那是冥冥中的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与人的命运有关。这种东西，与中国人笃信的“风水”相似，是神秘主义的一种表现。这里的太岁，是六十个神像，中国人相信六十花甲回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找到相应的太岁，并推算出自己的运情，比较直观，少了那一份神秘。宗教和迷信经常是在一起的，如果说宗教代表智慧，那么迷信就是愚昧。几乎在澳门的每一间庙中，都有求签问卜服务，便可窥见一斑。这样一来可增加庙的收入，但最重要的能是为信徒提供心理辅导，就好像教堂里的信徒向神父进行的忏悔和告解一样。
女娲庙和哪咤庙中的女娲和哪咤则是来源于古代传说。哪咤庙卷缩在闻名遐迩的大三巴牌坊旁边的一个角落，紧贴着一段古城墙，小小的庙堂与旁边雄伟耸立的牌坊相比并不显眼，但那种古旧质朴，却散发出另外的一种魅力和美感。康公庙位于十月初五街，正殿供奉康公真君，即汉代之帅李烈，因其保国有功，受封成为康公。左是南海广利洪圣大王，右为西山金圣候王，偏殿前为六祖慧能，后为汉代神医华佗。北帝庙位于氹仔市区，供奉北方真武玄天上帝，是一座典型的道观。三婆庙也在氹仔，供奉神话七姐下凡中那个偷下凡间与董永成亲的仙女。在澳门拜龙母娘娘的还不在少数，所有的几尊都是从广东德庆县的悦成龙母庙请回来供奉的。此外，澳门还有谭公庙、华光大帝庙、菩提禅院、莲溪庙、三圣宫和医灵庙等，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此外，澳门也有小乘佛教，四面佛就是其中的代表。氹仔赛马会前面有一尊，菩提禅院里有一尊，新口岸回力赌场旁还有一尊，都是从泰国请回来的。在澳门生活的泰国人当然要拜它。四面佛受崇拜，是因为人们相信四面佛能保佑人发横财。因此，赌徒进赌场搏杀前，会先来拜四面佛。而实现了愿望的人还要回来还愿，因而四面佛前又多了一回鲜花和香火。这似乎成了一种民俗，我们由此可窥见当地市井小民的芸芸众生相。
澳门不像中国大陆，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因此，那些几百年的庙宇全部都能完好地保留至今。有些庙虽然被火烧过，但灾后都会得到重修，成为我们今天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澳门今天只有四十多万人口，但庙宇之多，神灵之多，教堂之多，在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也反映出其宗教信仰自由的气氛。
在澳门的人口中，中国人占绝大部分，超过九成。而大部分中国人信仰佛教和道教，只有小部分人跟随葡萄牙人信奉天主教。但澳门的教堂数量众多，而且都修建得富丽堂皇。如果说那些被香火薰得黝黑的庙宇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古朴，那么，这些点缀着十字架的教堂则是一种文化的粗旷。
外来文化入侵中国，主要有两次，每次都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第一次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第二次是明朝以葡萄牙人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和天主教传入。不止在中国，纵观当时的亚洲，欧洲人的到来，为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葡萄牙人参与贸易全球化的航海活动，开辟了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和日本长崎的贸易航线，也将天主教带到了两个国家。日本后来还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爆发了天主教徒叛乱事件，而受迫害的日本教徒则大量逃往澳门避难。因此，今天我们在大三巴遗址的死难者名单中能找到大批日本人的名字。
第一个踏足澳门的葡萄牙人奥维士于1513年到达澳门。当时葡萄牙已经吞并了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王国，开辟了从里斯本到亚洲的航线。早期到达中国的那些葡萄牙人，在中国人眼里，是非常名声狼藉的。由于明朝的禁海政策，他们的贸易活动难以开展，他们于是在广东和福建沿海霸占中国的地方，甚至勾结当地的海盗，干了很多走私掳掠的勾当。明朝政府为此对他们进行了多次军事扫荡，开始是广东东莞县屯门岛和新会县西草湾之战，后来是朱纨率领官兵扫荡其殖民据点——浙江的双屿港，直至最后将他们驱逐出去，葡萄牙人因此损失惨重。
现实迫使葡萄牙殖民者改变其侵略手法。于是，被打败的葡萄牙人又陆续回到了广东沿海，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放老实一点，掠夺之心有所收敛，采取正常贸易和向广东地方官员行贿的方法，混进了澳门，其后上岸居住。上帝与财神同行，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总是与传教活动一起进行的。为从思想上统治中国人民，葡萄牙当局于1555年派出名叫巴莱刀的天主教教士到澳门传教，澳门从此就变成了传教士的大本营和亚洲的天主教中心，受耶稣会派遣，先后有五百多位传教士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在澳门，他们宣传教义，主持红白喜事，发展教徒，传播文化，逐渐修建起圣母望德教堂、圣安多尼堂、老楞佐堂，利用这三座澳门最早的教堂极力做好事，乐善好施，发展教徒，确实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当时到达中国的传教士良莠不齐，有的借传教为名，充当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的帮凶，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我们知道，法国就是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广西被杀，而联合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而一部分却是真正怀着对上帝的虔诚信念来传播福音和西方文化的。
在这些传教士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方济各•沙勿略。他是最早随西方人从海上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受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依纳爵•德•罗耀拉的号召和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派遣，最先到达印度和日本传教，吸收了大批的教徒。耶稣会的传教士发现，日本的许多文化传统来自中国，两国的文化渊源源远流长，要征服日本必须先征服中国。1552年8月他抵达离澳门不远的台山上川岛，这次旅程是以偷渡的方式进行的。他想进入内地，最大的愿望是进京觐见明朝的皇帝，宣布他的传道使命，但发现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海边通往内陆的每条道路都有警卫把守。他后来在岛上染病，因得不到药物治疗和食物于12月3日逝世。虽然没有实现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愿望，但作为传教先锋，他一直受到天主教徒的极大尊敬，后人在路环的海边建了一座圣方济各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
澳门的教堂中，我觉得最漂亮的就是议事亭广场旁的玫瑰圣母堂，那种米黄色的格调最有南欧特色。教堂内庄严安静的气氛与门外的繁华闹市，仿佛是两个世界，端坐在教堂内，感受着上帝带给我们的和平宁静。圣堂内摆放着花地玛圣母像，每年五月十三日的花地玛圣母出游即以此教堂为起点，信徒们抬着圣母像，浩浩荡荡地绕城一圈，乃城中一大盛事。最值得一看还有教堂里的圣物宝库，收藏了数量众多的宗教文物，其中有些还是价值连城的。
针对中国人重视婚姻大事的特点，葡萄牙人1556年修起了圣安多尼教堂，供奉天主教的“婚姻主保”之神，与中国的花前月下的婚姻之神职责相同，澳门华人非常乐意前往，将此教堂称为“花王堂”，耶稣教徒则把它叫做澳门第一所“天王之屋”。
圣母望德堂是澳门最早供华人使用的教堂，贾内罗辅理主教1568年以此堂为基础创建了仁慈堂，成为一所慈善机构，专门赈灾济民，给流落到澳门的难民发放粮食，澳门难民蜂拥而至，将其称为“支粮庙”。 贾内罗辅理主教尝到了甜头，又以望德堂为基础，修建起贫民医院，还在望德堂后面开设了一所麻风病院，人们就把望德堂称为“麻风庙”。无可否认，天主教通过慈善活动赢得了大批的信徒，抵消了中国人的抵触心理，是它的成功之道。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中国社会自古至今对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关爱不足，天主教的慈善事业为贫穷阶层带来人世间爱的希望，也让他们找到心灵上的寄托。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澳门未被日寇占领，大批难民涌来避难，使澳门人口达到空前的高峰，慈善机构不堪重负，但是教会还是竭尽所能，安置难民，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针对澳门多渔民和海员的情况，葡萄牙人颇费心机地修建起来老楞佐堂，供奉葡萄牙人航海的风信之神，与中国的妈祖有异曲同音之妙，所以这教堂又称风信堂。它的不远处还有著名的圣约瑟修道院和圣奥古斯定堂，此区是葡萄牙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教堂的分布较为稠密。
葡萄牙人在澳门和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很多中国人对西方宗教是十分抵制的。中国官员曾多次颁令禁止澳门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也多次拒绝葡萄牙人进入内地传教的要求。一名多明我会士克鲁斯1556年到中国传教，遭到驱逐。在葡萄牙人在澳门落脚的初期，在澳门就曾发生香山县知县张大猷试图拆毁青洲教堂事件，因受到葡人以武力对峙而未果，后其继任蔡善继终于将教堂成功拆除。中国各地反传教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皇帝因为教会未经批准就将中国划分为若干教区而大为不满，担心影响到其统治。在中国的土地上，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教案不断发生，中国人将反西方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发泄在西洋宗教上，最终引发清末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因此，利玛窦神父当初在广东肇庆和韶州的传教活动也是困难重重，他因此不得不修改教义，将天主教本土化，改穿和尚服装，后来又改穿儒服，以迎合中国人敬祖尊孔的儒家传统观念。
在清朝康熙年初期，又发生了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被迫害事件。由于顺治皇帝去世，汤若望失去了宫廷保护人，他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安徽籍大臣杨光先首先向西方传教士发难，混淆科学、宗教与政治的界线，攻击传教士散播邪教。汤若望在鳌拜等权贵的迫害下致死，直到康熙亲政后才获平反。
我觉得，对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历史正面影响最深的有三个欧洲人：马可波罗、利玛窦和汤若望。马可波罗传播中西文化的功劳不容置疑，但他却不是传教士，而是一位旅行家。他的一本《游记》，将中国元朝描述成一个繁荣富庶的大帝国，让欧洲人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帝国趋之若鹭，因此才出现后来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向东方扩张的海上探险和殖民活动。而利玛窦和汤若望则是耶稣会派往中国的神职人员。他们先是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然后才进入内地传教。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将天主教义“本土化”，消除中国人的敌意。另外，他们想方设法进入明清朝廷，接近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并取得了皇帝的信任。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他们的个人品德和博学多才分不开的。利玛窦是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一个高峰，受范礼安神父的邀请，他先到达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礼仪，然后与另一教士罗明坚进入广东传教。在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后，他在北京实现了传教使命的最大成功，万历皇帝也对他另眼相看，连当时知识界的名人徐光启、李之藻等都先后受洗入教。利玛窦除了传教的成就外，还有他传播科学技术的极大功绩，我们今天中学的几何课本就是根据他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改编的，他还是第一个将世界地图带给中国的人，将外面广阔的世界展示在中国人面前。以他的学识来说，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影响当时的科学界，开创了明末西学东渐和科学探索的新纪元。
他的后继者汤若望将他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几乎成功让当时清朝的顺治皇帝皈依基督，汤若望与顺治的关系非比寻常，这对耶稣会来说，是极大的好事。顺治得知南明王朝的永历帝及其皇后、大臣大都受澳门宗教界影响而加入了天主教，而汤若望与澳门宗教界的关系非同一般，颇有地位，顺治希望通过汤若望施加宗教影响而招降永历皇帝，这真是少动干戈的好事。汤若望和其他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发展了十几万教徒，是继利玛窦后的另一个高峰。
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对于天主教，澳门的基督教教徒要少一些。白鸽巢公园旁的马礼逊礼拜堂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一间基督教堂，后面的墓园埋葬着马礼逊、他的儿子和其他教士。教会近年在北区增开了多间礼拜堂，吸引那些外地劳工入教。
澳门也有印度教，教徒较少，水塘边上有座摩啰园，内有印度神庙和墓地，其历史也相当悠久。葡萄牙人到达澳门的早期，就有黑人和印度奴隶被贩运至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被称为黑鬼奴。贩卖人口在澳门一直长期存在，清朝末期达到最高峰，澳门有为数众多的“猪仔馆”，大量的苦力华工被贩卖至世界各地。
澳门还有巴哈伊教，教徒人数不详。我在街上就碰到过他们传道活动。澳门政府对宗教的政策非常宽松，只要不违法，就不会被视为邪教，更不会被取缔。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
2004年3月于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