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
徜徉在三民主义
的遐想中
还依稀记得小时候，学校里常常宣传“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那时的我多么希望人民解放军能一举攻克台湾，使祖国早日统一，让广大的台湾人民也能过上像我们一样“蜜糖般的幸福生活”。至于在台湾“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更是民主的敌人和人民的公敌，只是靠美帝国主义者的强力保护才苟活下来。
时钟终于拨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到大陆省亲、做生意。通过接触和了解，我和周围许多人渐渐意识到台湾人的生活和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远比我们富裕，而经历过文革的我们才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着实令我大惑不解，退败的蒋氏父子为什么在大陆统治时民不聊生、战乱连连，而到了台湾后，仅三十多年的时间就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它的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蒋经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统治者？已经实行民主政治、多党竞选的今日台湾人究竟是怎样看待两岸统一的？就这样，我又一次带上行囊踏上了新的旅程，希望能解开萦绕心头已久的谜团。
台北·故宫
我们是从泰国签证绕道进入台湾的，泰航飞机从曼谷飞往台北市。台北位于台北盆地中央，从空中鸟瞰台北市，棋盘式的道路错落有致，高楼耸立参天，车水马龙，公园绿化带遍布各处。前来接机的是台湾最大的东南旅行社的洪小姐，十分热情，大学毕业已做了七年专职导游。
台北市的规划留有日据时的痕迹，每条街道都有很好的绿化地带，从日本殖民时代就开始植树，所以长得高大繁盛，古树名木受到很好的保护，龙应台女士当年接受台北市长马英九的邀请，以作家身份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组织开展了全市珍贵树木的统计工作，详细记录了树名、树龄、植树年和地址，使这些树都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且每棵在台北的文化地图上都可以查到。作为台湾后花园的花莲，它的绿化面积更是高达每人拥有170棵行道树，在这里毁掉一棵树要罚款上万台币。许多台北市人在花莲买一个小别墅，周末假期时来度假。台北市的马路非常整洁，没有一点垃圾，在车上我们看到一个老人提着几个塑料袋，在几个垃圾箱旁分放垃圾。导游告诉我们台湾有“垃圾分类放置法规”，乱放置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罚款。
我们的车进入市区，经过中山北路——台湾第一条现代化道路、凯达格兰大道，来到博爱特区中正文化中心，由中央牌楼“大中至正门”远望中正纪念堂，气势雄伟。国家音乐厅和国家戏剧厅伫立两侧，那是台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艺术休闲中心。两院厅一个用金色琉璃瓦顶铺设的仿埃及金字塔之体，另一个是用宝蓝色琉璃瓦铺设的仿天坛之顶，加上高耸威严的纪念堂，呈现出台湾融合中西方建筑的美学思想与历史蕴涵。寸土寸金的台北市，从西门町、东区到天母、士林街区，商铺林立，街头巷尾到处是一家家咖啡厅、泡沫红茶店、24小时便利店、KTV，闪烁的霓虹灯妆点出不夜城的景象。
台北市90%的房屋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年龄，建筑大都已显老态，远没有上海的新、高、漂亮。导游介绍说，台北市的建筑规划动迁很困难，因为房屋土地都是私人的，一般富裕的人必然有土地，老百姓造房随心所欲。我们经常能看到在类似上海南京路的市中心，有一些不伦不类的房子，又旧又矮、与周围建筑很不协调，甚至其间还会出现一块荒地，房产开发商和政府却无能力动迁，因为市内一套普通的三房一厅不是二百万人民币，而是一千万。最使大陆同胞看不懂的是，台湾政府、部、厅、局的办公楼又矮又小，这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我走了三十多个国家，看到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政府的办公楼，都比不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气派。同样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的规划、改造、动迁，也远比不上我们彻底。这种反差说明什么？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造豪华办公楼从来不需要老百姓点头，他们却不同，必须由纳税人通过。每当看到这些，我们旅游团中的公务员干部总是显得很自傲，感觉中国真的强盛起来了。
到台湾一定要参观台北故宫。1933年，故宫大部分文物随国民政府南迁到南京，当时，国民政府曾公开表示，一旦时局稳定，文物将运回北京，但是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的溃败，蒋介石将南京文物的精品运到了台湾，从此一宫文物分两岸。台北故宫于1965年落成，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因此又称为中山博物院。故宫青铜器有五千多件，光西周时期的就有300多件，其中一半刻有铭文，属传世珍品。最有名的是西周三宝，其中的“毛公鼎”是古代煮肉的锅子，腹内铸有三行497个字的铭文，十分罕见，至今仍是西周青铜器铭文数目之冠。瓷器中精品更多，宋瓷中的汝窑，清瓷中的古月轩，90%都在台湾，这也是台北故宫最值得夸耀的收藏之一。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绝大多数都藏在台北故宫。书画方面，“三希”中两希在北京，另一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贴》则在台北故宫。故宫藏品约六十五万件，但因展览场地太小，每次仅能展出1700多件，如果按三个月换一次展品且不重样，大约可供展100年，据说其余都藏在后山挖空的地下密室里。我们还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左侧的“至善园”，占地约七千平米，是宋明风格的庭园。园内的八大胜景，洗笔池、松风阁、兰亭、流觞曲水、笼鹅、碧桥西水榭、华表招鹤及柳岸听莺等，将中国江南的园林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晚上，导游带我们逛夜市。台北夜市小吃非常有名，其规模之大、品种之多，真是叫绝。不同的地段有不同的消费群，辽宁街夜市从下午一直营业到凌晨；师大路夜市，消费者多为学生，主要小吃有花枝炒面、丁香豆花、鼎边锉等；华西街是国际级观光夜市，到处是中外游客，有小吃名产大鼎肉羹、鳝鱼面、北海鱿鱼羹、烧酒虾等；饶河街夜市摊位整齐、琳琅满目，有牛杂面、虾仔面线、生炒花枝等。大陆吃客大都比较能吃，特别是公务员和商人吃遍了中国大陆各派菜肴，一年不知要吃掉多少亿，但在台北市小吃面前却尝得嘴馋，都不想回旅馆了。以后每到一地我们都叫导游领我们去品尝台湾小吃，很多在大陆已经消失的民间小吃，在台湾都还能找到，基本都保持了民族传统风味。
阿里山·日月潭
我们乘车从埔里到阿里山，阿里山是著名的森林游乐区，以登山铁路、森林、云海、日出、晚霞“五奇”驰名。阿里山铁路全长71.4千米，是一条举世闻名的高山铁路，全程由海拔30米上升至2216米，沿途经过热带、暖带、温带三种林相。全世界只有三条这么高的铁路，其余两条在印度大吉林、秘鲁安蒂斯山脉。阿里山神木为红桧，有的树龄已逾3000年，树高有50米，我们十几个人都抱不了，因遭雷击大都已成枯木，但仍是阿里山一道重要的风景线。据说当年阿里山有十万棵神木，日本人当初不惜巨资建造这条高山铁路的目的，就是为了盗取神木。日本战败撤走后，阿里山上的神木仅剩不到一百棵。世界上最好的高山茶也产在阿里山，最高级的茶每公斤价值二百五十万台币，当地茶农富裕到用私家的奔驰、宝马等名车来运输茶叶。游览阿里山我想起一句歌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画啊！”应该改成“阿里山的姑娘壮如山啊！”——因为在阿里山看到的姑娘实在壮得惊人。
在日月潭，导游指给我们看蒋介石的旧居，原址上盖了一个全台湾最高级的六星级宾馆“涵碧楼”。她告诉我们，全台湾风水最好的地方在日月潭，而这里又是日月潭最好的风水地。导游风趣的说：如今大陆游客到台湾“游蒋热”，台独政客却“剿蒋忙”，台湾人纷纷拆除取消这些高度党国体制色彩、不符合民主时代潮流的封建产物，他们正忙于把蒋介石从神坛上请下来。日月潭处于群山环抱的谷底，是终年水源充沛的天然淡水湖，由大小两个湖泊组成，分别为“日潭”和“月潭”。面积没有西湖大，但它的风景比西湖美，水质也比西湖清。四周群山环绕，地上、空中没有一点工业污染，在湖区周边看不到一幢高楼与现代化建筑，保持了自然风景区的淳朴格调。日月潭中有个光华岛，岛上居住着世界上最少的种族——邵族，现存的混血邵族只有500人左右，纯粹的邵族人目前只剩283人。为了保护邵族不被同化消失，政府制定了奖励生育的政策，生一个邵族小孩补贴六万、两个十万。在邵族居民展览厅，我们发现不少蒋介石宋美龄与邵族人的合影。讲解员说，老蒋喜欢水，每天又要练气功，所以他和夫人宋美龄一年中有一半时间住在日月潭。他们也是邵族的常客和邻居，互相非常友好，连宋美龄在美国都治不好的皮肤病，邵族人用土方草药替她治好了。邵族人纯朴好客，喜欢跳舞喝酒。游客中不少俊男拼命献殷情，邵族女子却一点不动情，看来这个政策使她们的身份变得优越高贵起来。
当地政府为了保护好日月潭的环境与文化，禁止湖中游泳、绝不允许湖区周围有污染的厂或有关的服务性企业设立，甚至连餐饮的饭馆、酒店也在禁止之列。游区管理部限制捕鱼和游览，只发了少量游览船的牌照。日月潭有二十多种鱼，数量巨大，但政府只允许一百多个人有捕鱼牌照，他们平时住山上，捕鱼季节才允许到日月潭捕鱼。沿湖边筑了一百间捕鱼小屋，每一间都很漂亮，但造型却各不相同。从老蒋旧居看对面几个山坡的外型，像一条青龙在嬉水，当地人说：日月是天象，山坡上竖立一座宝塔，像一把宝剑插在龙脉上，仿佛保佑蒋氏家族。但由于建塔时考虑不周，建成了一百米，而不是传统帝王的九十九点九米，所以蒋氏家族不幸，蒋介石三个孙子都死得早，蒋氏家族中几乎没有人接蒋氏父子的班。
中横公路
我们驱车去太鲁阁公园，沿途要经过中横公路。中横公路，也叫东西横贯公路，全长190多公里，山路的一边是高山，另一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我们的汽车沿着悬崖绝壁行驶，吓得一些女同胞都不敢看窗外，纷纷换到里面的座位。由于有的路面狭窄，一路上司机不得不多次倒车让对面过来的车先行，倒车时后车轮外挡边就是悬崖，我们坐在车上真是提心吊胆极了。每次惊险倒车过去，我们都跟着导游拍手，称赞司机大哥的高超技术。听说没有十年以上的驾龄，是不敢开这段鬼门关似的公路的。接下来的一段公路两旁都是二千米的高山，双峰夹道，山上是坚硬的大理石，车在峡谷里穿行，真担心山上的浮石会随时掉下来，因为前天还从电视里看到这条公路发生泥石流。
这条横贯台湾中部的公路，是蒋经国当年提出并亲自督导的。他当时是行政院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任，他认为这是横贯台湾东西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将为台湾的国防、交通、经济起巨大作用，同时也可以为安置几万退役荣军老兵找到出路。当时连美英等西方筑路大国都摇头，认为台湾没有能力修筑这么一条横穿山林的公路。这段今天看起来都是十分艰巨的工程，是四十多年前的台湾老兵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刀、斧、炸药，一米又一米地手工开掘进去的。四年的建设死亡200多人，伤者上千，可以说每米山路都是用血汗凝结而成的，一路上都有死难纪念碑。导游带我们下车步行一段最壮观的公路，公路穿越在巧夺天工的大理石山洞里，向右边抬头望，高山入云，山谷中咆哮如雷的泥浆从山上直冲而下，而左边峭壁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当年刀凿斧劈的痕迹，见证着老兵们流过的血与汗。在碧绿大坍方，那个叫“愚公峭壁”的地方是蒋经国命名的，为了让后人永远纪念修路的荣民们。这段工程就是现在看来也非常艰难，石隙错综复杂，有三个断层，修建时不断崩塌，经常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最后在多名专家重新勘测修改设计方案后才解决问题。当时有一句豪迈的口号，“不管伤亡多少，一定要打通它”。整个公路的勘查与修筑期间，蒋经国多次亲自翻山越岭、与大家一起工作。在途中的展览处，我们看到许多感人的图片，有蒋经国视察工地的情况、荣民们艰苦的工作场景。所以当时公路局长兼总工程师林则彬写下一行字：“我可以断然说：没有蒋经国先生，就没有东西横贯公路。”说心里话，我走了三十多个国家，还是很少看到这样人定胜天、雄伟壮观的公路。
以大理石岩景观而闻名的太鲁阁公园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整个太鲁阁峡谷沿线美景不绝，总面积达二十七万公顷，是现今太鲁阁公园的三倍。东起太鲁阁，北达雪山、南湖大山，西迄小雪山、梅峰、能高山、木瓜溪，现已被指定为国立公园。太鲁阁至天祥山的峡谷路段，也是景色绝佳处。许多游客皆在此享受露天温泉浴，充满了野趣。除了天祥外，团中身强力壮的人纷纷要求走一段山径，我想起班顿·马凯一句话：“山径，是让人们用脚去走，是让人们用眼去看，是让人们用心去体会”。如果说台湾的大多数风景没有大陆大气，那么太鲁阁绝对除外。
蒋经国
在这里我不得不不厌其烦地叙述蒋经国其人，这对想了解今日台湾变化的人是大有帮助的。自台湾八十年代过来的人无不称赞蒋经国是一个传奇人物。在蒋介石早年跟随孙中山“联俄联共”北伐时，十五岁就激进革命的蒋经国在吴稚晖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俄语，通过邵力子介绍认识中共领袖李大钊和许多苏联人。1925年他就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曾加入过中国与苏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大，王明、邓小平等许多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是蒋经国同校同学，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列精英。蒋经国是中大的宠儿，校长拉狄克长蒋介石二岁，是蒋经国的父亲角色，而另一位苏共重要领袖托洛斯基也器重这个中国领导人的儿子，蒋经国也成了忠诚的托派人物，连斯大林也曾单独接见过他。当时，苏联领导人都视蒋介石的儿子为中国革命运动未来的领导人，因为蒋介石那时已牢固掌握了中国军权，是国民军总司令，还没有与苏联翻脸。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逼出国门之后，所有托派都遭了殃。王明等人诬陷蒋经国，把他打成托派分子，送往西伯利亚改造。蒋经国在苏联前后十二年，当过电器厂学徒、下放当过农民、发配到西伯利亚当过煤矿工。苏联内政部一直对他严密监视，并威逼他几次写下谴责父亲蒋介石的公开信。从“人质生活”开始，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斯大林一直把蒋经国当筹码，多次拒绝蒋经国回国，以此来牵制蒋介石。他甚至把蒋经国从西伯利亚调回莫斯科，放在自己身边作为棋子随时用来跟蒋介石谈条件。一场西安事变既转变了共产党的命运，也转变了蒋经国的命运。蒋介石答应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为回报，斯大林放蒋经国回国，由当时第三国际中共代表康生护送回家。1937年，在苏共接受了十二年共产主义教育的尼古拉（蒋经国俄文名），结束了人质的噩梦生活，带着俄罗斯妻子芳娜和儿子回来了。蒋介石对这个唯一的亲骨肉儿子及带回的混血孙子充满喜悦，宽容了他的不忠，但要他先回宁波老家面壁反省、孝敬母亲，并洗清满是共产主义的脑子。
1939年蒋介石开始任命他去江西当专员整顿改造那里的局面。33岁的蒋经国穿着草鞋、长衫活跃在江西基层，生活起居跟老百姓一样。他一心以三青团江西支部作为团中央，召集精英在身边打造国民党的组织样板模范。当时小蒋对手下青年团讲了一句有名的话：“做官莫进来，发财请出去”。上司熊式辉向老蒋汇报小蒋成绩突出，树立了“赣南模范”，肃清了江西的烟、赌、娼、匪，但作风仍旧保持苏共一套。1946年，蒋经国又受父亲重托来上海打老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依然影响他的思想，他经常以“大资产阶级”来称呼孔祥熙、宋子文这些宋家姻亲，并与他们格格不入。老蒋周围国民党元老对蒋经国留苏背景也颇为猜忌。蒋经国打老虎的结果是，把蒋介石老友、上海滩老大杜月笙的儿子抓了起来，并缴罚了杜维屏大笔款给政府，杜一怒之下迁移香港，还揭了宋家老底；蒋经国又把老舅宋子文公司封查了；还把姨父孔家搞得狼狈不堪，罚孔令侃600万美元。那时上海人民拍手称快，蒋经国一度陶醉在赣南经验中。结果后母宋美龄的出面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宋迫使老蒋叫儿子收手。蒋经国被迫屈服，含泪离开上海。走时他发表一纸声明，向上海市民道歉。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失望的蒋经国一度想到把妻儿送去英美，但是他没有钱供养他们，又不肯接受宋家的资助。他是个孝子，自然在这关键时刻也不忍心离开父亲。
中华民国及国民党创建人孙中山的遗言三步走是“军政、训政、宪政”。作为继承人的蒋介石完成了军政，北伐、统一了中国，他的训政内容是“剿匪、抗日和戡乱行宪”，严格讲是失败的，中国人无法忍受国民党一党执政的腐败和战乱局面。1949年蒋介石带了200万军民撤退到台湾，使台湾人口一下子暴增30%，从600万到800万。美国当时预测会出大乱。训政后期的蒋介石开始退居幕后，支持儿子认真推行改革。国民党内部也痛定思痛，不断反思自己的错误。由于大权移交到蒋经国手中，国民党老朽的元老纷纷移居海外和退出政界，为蒋经国推行改革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有共产意识的蒋经国首先迅速、果断地推动台湾省长陈诚主持的土地改革，有效推行孙中山未完成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当时台湾可耕地面积的21%属于日本人所有，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没收过来，出售给贫农。台湾的地主多数是亲日派，土地改革强制地主大幅降租，它的成功立即产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效应。此后七年土地改革的其它项目纷纷出台，如：旧地主释出土地，拿回政府给的公债及政府接收日产成立的公营事业的国有股票，终于演化成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政治稳定也紧紧联系到他们的重大经济利益，从此台湾农民成为支持国民党的重要基础。
蒋经国在台湾的权力日增，但他不改亲民作风，一直利用星期天下乡的机会与普通百姓保持接触。从1950年起直到1978年出任总统，他的足迹踏遍全台湾320个乡镇，台湾几乎没有他不曾到过的地方。他经常不经预告就到普通人家访问，甚至到当地的普通小馆子随便吃点午饭，也因此在民间交了不少朋友。花莲小饮食店的老板戴荣光说，“他伸手来与我握手，我这个手湿湿的，他不忌讳，说没关系，……”台中美芳芋头冰店老板娘说，“他每次来穿着都很随意，除非是带外宾来才穿西装，有时穿着非常旧的茄克，尤其那鞋子，鞋底都穿到只有薄薄一层了，像是该被丢了的那样。”有时他还自备乾粮下乡，或者偶尔不带侍卫，自己开车到处走。一个夏天，蒋经国来到偏远的六龟育幼院，一个遭父母遗弃失去了双臂的小女孩对他说：“我没有手。”蒋经国抱起她，“没有关系，你还有脚”。就这样，蒋经国陆续来了六次看望这个小女孩，在她国小毕业的时候还写信给她，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成为口足画家的杨恩典。凡是接触过他的人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很惊讶蒋经国居家简朴，毫无大官气派。他身着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孩子们满屋子乱跑。有时他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和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他每天六点半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台湾人公认：蒋经国丝毫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那种谄媚逢迎，反而具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追根寻底、忠勤任事。
孤立·腾飞
1953年蒋经国在台湾推行义务教育制政策。政府从大陆带来的大量精英知识分子身上看到，自己最大的资源应是人力资源，所以开始长期精心培养人才。扩招大学生，鼓励出国留学、办各类机动性的技术专科职业学校，大力栽培高技术人员，为成为欧、美、日轻工业加工基地蓄聚人力资源。台湾经济起飞之际，投入教育经费高达GDP的12%-22%，而那时大陆连2%都没有。台湾经济扩张了十倍，农村越来越富裕，中产阶级在受到良好教育后快速成长。在农业上，台湾政府制定以农业养工业，再反过来以工业促进农业的政策。台湾的农业改革很成功，农民技术一流，农产品、水果和茶叶品种优良。他们开始走出国门，去非洲亚洲传授技术，帮助第三世界贫困地区，台湾的农技团（农耕团）以此闻名世界。
蒋经国本人曾几次访问美国，看到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依靠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制文化中契约的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真是耳目一新，触动很大。而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台湾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大批知识精英，在蒋经国召唤下开始纷纷回台湾发挥作用。他们根据所学的专业，结合台湾的情况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像蒋彦士（农业部长）、孙运璇（经济部长）、李焕（党部主任）等官员构成台湾第二代技术幕僚，他们是帮蒋经国完成十大建设与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重要助手。而第三代归台精英中，当时有不少是外省难童身份或与其父辈一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官员子女，他们在台湾读完中学、大学再送去美国留学。像耶鲁大学博士钱复、芝加哥大学博士连战、柏克莱大学博士宋楚瑜、哈佛大学博士马英九，还有蒋经国的两个双胞胎子女孝严、孝慈等等。而蒋经国也广开言路、不具一格降人才，打破父亲和国民党老套做法，不分党派、籍别（本土和外省）、阶层，起用一切对台湾发展有贡献的精英派人才，如康奈尔大学博士、农业专家李登辉等本土人。所以他的班子几乎清一色是各类经济建设、财贸管理专家。当时台湾完全是财经组阁，社会上流传一句话，“不懂财经，不当官”。那时蒋经国发起全台湾人参加家庭工业化，搞各种外贸加工业，并引进海外技术、人才、资金，搞各种科学园区、高新科技园区、外贸加工园区。
从韩战以后到1970年岁尾，台湾多数人不太关心世界局势，他们只顾过快乐日子，生产加工厂一片繁忙，台湾岛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要指出的是五十年代朝鲜战争与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都帮了台湾的大忙，台湾成了美国庞大军事物资的生产供应基地，又得到美国巨额军援经费，工农业得到快速发展。七十年代，台湾工业逐步转向制造高科技产品。蒋经国看到台湾腹地小、土地窄、资源贫乏，制定以经贸起家的政策，发布五个奖励投资法律条例，五年免税出口代替进口，吸引海外侨胞回台湾投资，让美国日本投资来台湾搞加工业，大量引进他们的技术，台湾出口加工业突飞猛进。
1972年，台湾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尼克松访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上开始转向承认北京政权，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英国、日本等国相继与台湾断交，台湾外交危机四伏。加上当时世界能源危机，石油危机严重影响台湾发展，台湾面临了双重危机。这时蒋经国推行的十大经济建设已经进行了一半，蒋经国用“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这名名言，激励台湾人排除万难。十大建设是在财政窘困的情况下起步的，包括兴建东岸铁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园国际机场、新港口、铁路电气化工程和石化、钢铁、造船大型企业等等，成本预算高达800多亿，而当时台湾的外汇储蓄也只有十多亿美金，岛内外反对声不绝。台湾人怀疑、退缩、惧怕，有钱人纷纷撤离台湾，移居海外。民间投资也减少了，政府就把外销贷款利率降低，降低出口成本，使出口增加；利用扩大公共建设支出，全面翻修台湾的经济体制。
蒋经国这句名言给每个台湾人带来福音，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台湾抓住了时代机遇，经济在低潮后马上爬起来，领先全世界复苏，连续十年恢复到10%的增长率。高速公路、核能发电、铁路电气化在日后发挥了极大的功能。蒋经国所推动的十大建设，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规模。1981年，十大建设完工。1985年，台湾出口列全球11位，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蒋经国领导的时代（特别后期）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岁月，走过那一段路的台湾老百姓都清楚记得：自己是如何买下第一套漂亮公寓和汽车的？又是如何创办第一家公司的？再是如何接到第一张海外订单或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的……
解禁·改制
1949年以前，蒋经国在许多中外人士心目中，已经享有清廉、果断、亲切、务实、不摆架子、精力旺盛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大家公认他是真正关切老百姓福祉的官员。他的政敌认为他太理想化、天真、左倾，可是几乎人人（包括共产党私底下也承认）都认为他关心国计民生。但是1950年之后至70年代末，他却被视为“白色恐怖”的执行者。
1949年，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逐步控制了台湾的一切。1950年至1965年是台湾经济困难期，反攻大陆是老蒋的最高目标，薄弱的政府财政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有50%必须用于战备、教育，巨大的利益矛盾冲击了原住民。在蒋介石接管台湾省之前，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起初使用高压政策，镇压反日义士，后来推行同化政策，迁来大批日本移民，实施皇民化运动。尽管台湾民间抗日浪潮五十年没停止过，但日本人在台湾也做了不少有利台湾发展的事，搞了不少基础建设，如农业、制糖工业，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设施；民生方面，在台湾推行义务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搞自来水工程、建立金融制度等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美梦，把台湾也作为重要后方供应基地，此时皇民化更严重，甚至在台湾全面推行日语教育。台湾本土籍许多精英人才从小接受日式教育，长时期的殖民地教育培养了不少亲日的台湾知识分子，像蒋经国的接班人李登辉就是典型。日本统治台湾近五十年是太平年代，社会稳定，老百姓日子尚过得去。日本投降，台湾省被蒋介石接管时，中国还在内战中，全国城乡都处于民不聊生的境地。台湾人虽然爱国，但感觉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却比日本人统治时还差。1947年，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的“二·二八起义”，台湾本土人与外省籍的大陆同胞血刃相见，大批台湾本土籍义士被国民党血腥镇压，死了二万多人，其中包括许多本土籍台湾知识精英人士。国民党借此建立起稳固的政权。“二·二八”表明国民党接管台湾新政的失败、失德。国民党解决不了族群、本土与外籍的矛盾，消除不了台湾民粹精神，台湾本土人也产生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为了安抚台湾人，蒋经国一到台湾，首先逮捕了镇压“二·二八”的原台湾省主席陈仪，以阴谋勾结共产党的罪名枪决，以此来平息台湾的民怨。但未站稳脚跟的国民党对台湾继续采取白色恐怖政策，台湾人民处在蒋家父子的独裁专制的训政期下，胡适为此在美国支持台湾的《自由中国》抨击蒋氏独裁专制政策，要求释放主编雷震。
二十世纪70年代末，党外势力在台湾崛起，老兵上街抗议要回大陆探亲，政治精英为民主舍身坐牢，让蒋经国开始觉悟和反思。1979年夏，党外人士黄信介等人在台北创办《美丽岛》杂志，批评时政，主张“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以纪念“世界人权日”为由，在高雄组织2万多人集会，并在晚上举行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国民党当局则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导致流血冲突，有近200人受伤。“美丽岛事件”发生后，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扣，《美丽岛》杂志被查封。也就在这个时候，蒋经国认识到光给台湾人带来富裕是不够的，吃饱肚子的台湾人现在要的是民主不是钱，美丽岛事件就是例证。此时的蒋经国显然明白了，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而今天在台湾，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够温饱了，也够聪明了，他们所掌握的财富与知识的资源越来越与政府等量齐观，因此他们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政党不再是他们的主人，而不过是他们利益的代理人。那时，国民党内强硬派想再次强硬压制，主张对施明德等人中一两个处以死刑以示惩罚。蒋经国当时问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沈君山该怎么处置，沈劝告，“最好不要判死刑，我们终究要在这片土地上长期地生活下去的，血流下去了，就收不回来了。”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蒋经国没有把任何人送上刑场，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军法伺候异议人士，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蒋经国曾对属下感叹说：“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三十八年的‘戒严令’，是国民党的恶名与黑包袱，一定要想法解除与开放，否则永不安宁。”1981年，台湾人在经济上让全世界看到奇迹，政治上让全世界也看到了台湾人三民主义理想的实现。当时蒋经国认真听取社会人士的忠言，意识到一党专政不是最好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最后的理想还是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他下决心开党禁、言禁，他对英文秘书马英九说“解禁应该越来越宽，不能换汤不换药。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事后他用强硬手段要国民党把民主与自由逐步还给台湾人民。
1986年，李光耀拜访蒋经国时私下长谈，蒋告知李决心改造台湾政治体制的计划，用“逐步推进”来完成政治改革计划。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领导人在台北市园山大饭店集会，成立反政府的民主进步党。国民党政军要员迅速报告蒋经国要求坚决采取措施，警备总部向他提交抓捕名单。生病的蒋经国坐在轮椅上接待他们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在中常会上，蒋经国压制和安置了许多年迈的死硬派，这些人对着他大声直斥：“叛国！叛徒！”并向宋楚瑜抱怨：“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父亲一样，把这些反对党人士丢到海里去。”军统蓝衣社的“铁血爱国会”举行集会，以血书要求蒋经国逮捕叛乱分子，蒋经国再次压制了激进派。已经下不了床离不开轮椅的他，指派中常委研制“政治革新”方案，他向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达三点意见：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他说：“如果我们不重振国民党活力，人民会抛弃党——甚至党员都会流失。”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第三，两岸统一。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蒋经国的一生充分说明“独裁者也会起变化”，他是属于明智、越来越开明的领导人，正是其父蒋介石的教训带给他深刻的反思与进步。
1984年蒋经国考虑接班人。蒋氏父子在台湾一手提拔的要员，第一代有林洋港、俞国华、李焕、郝柏村、孙运璇、谢东闵、沈昌焕、倪文亚，中生代有宋楚瑜、连战、陈履安等，这些人都有实力。但在蒋经国眼中最适合成为接班人的却是当时任副总统的谢东闵、行政院副院长林洋港和台湾省主席李登辉。结果蒋经国选了李。原因有三，第一蒋经国要借李登辉本土人的身份来处理台湾政治本土化时可能发生的族群间和谐问题；第二是李登辉的国际观，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自己本人是农业经济专家，魁梧高大的身形颇具领导人应有的风度；第三蒋经国认为学者气质浓厚的李登辉做事认真，不做生意，没有利益关系，对权位不忮不求，一向保持平常心，是个基督徒。蒋经国在台湾推行的“吹台青”政策，培养了大批像李登辉这样的本土化精英，他在晚年看清台湾“本土化”的必由之路。所以一次次约见李登辉，把自己的抱负、理想，以及对中华民国新纪元的展望，一遍又一遍详细地叙说给他听；并表示只有加强台湾的本土化国民党才能生存。后来李登辉执政十二年，强力推行国民党本土化，并对台湾民主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总统直选。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规定训政期为六年（1935年完成），但是直到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看到条件成熟宣布解除持续了38年的“戒严令”，台湾才真正告别训政期。蒋经国终于帮父亲完成了国父孙中山的遗愿进入宪政期。在中国历史上，对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蒋经国来说，中国社会的专制化背景，使他们都强烈的感受到暴政的困境，但他们之间在专制化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强弱差别，这种差别就是封闭的专制化社会向开放的自由化社会的演变过程。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是邓小平，而最彻底的是蒋经国。
1988年是台湾丰收年，那时台湾几乎家家开厂，户户开店，人人有钱，平均每4人就有1辆轿车，一片繁荣。不仅政治革新有进展，鼓励投资高科技产业的政策也得到亮丽的成绩。台湾成为世界第十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外汇人均持有的数值高居世界第一，失业率2%，人均收入从72年的486美元跃升到5917美金。在台东时，在我的极力鼓动下，我们顺路参观了绿岛，这里有闻名世界的三大火烧岩温泉（朝日温泉）。每天清晨躺在海边温泉里看太平洋的日出，是人生一件愉快的事。绿岛还有全台湾最小的机场，小飞机一次只能乘十八人。说心里话我想去绿岛是有个心结想解开：我知道台湾早期的民主运动领袖，几乎都被蒋家父子关在绿岛，有些人被迫害至死，如今还活着的施明德、吕秀莲等人都曾在绿岛度过长期政治犯的生涯。我在文革期间也坐过十三年的监狱，自然想看看台湾的政治犯的生存环境。绿岛环境非常好，四面青山围绕，没有一点污染，外部环境比我曾蹲过的上海市监狱、第一看守所及白茅岭劳改农场的条件要好得多，但内部环境也很差，牢房简陋狭小，卫生设施也差。从本质上说，世界上的独裁者都是一个德性，对政治犯的洗脑用足卑鄙手段。现在台湾民进党所有创始领导人，几乎都是美丽岛事件判重刑的当事人和辩护律师团人员。民进党政府非常不客气地揭露国民党独裁年代的罪行，控诉了早期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统治，展示的图片数据都表明台湾人民今天争取到民主自由的不易。绿岛是台湾民主运动的一部血泪史。团内大多数人看了感到扫兴，说“上当”， “什么东西不好参观，非要来看监狱，晦气！”而我激动得很，拍了许多有价值的照片，收集到不少资料。
老兵·探亲
在旅途中，我想起去年我从香港乘“丽星”号游轮去海外旅游，船上曾与一群台胞同团一起生活了一段日子。日夜相处后了解后，他们知道我是个独立思考的大陆商人，也就无话不谈。这些同船的台胞不少是退休的老兵、及台商和退休的精英派大学教师，谈起历史都有一段辛酸史。
他们告诉我四海一家的“眷村”的故事。它是蒋夫人宋美龄为安置被蒋总统带到台湾的近46万国民党军警部队家属发起建造的，当时全台湾共造有879个眷村，有近十万户家庭居住。“眷村”靠竹篱笆圈起来，里面居住着来自大陆各地方人，唯独每个家庭没有爷爷奶奶、叔叔姑姑。台湾本土人称眷村人为“外省人”，骂他们是“外来猪”。当时外省人都跟子女说：“居住眷村是暂时的，就当住旅馆，蒋总统答应会带我们回家的”。他们教育孩子，在台湾我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唯有努力读书这条路”。不少眷村子弟就是靠当时蒋经国教育救国的政策，通过读书上大学出国留学。一个老兵说，自己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出国留学没有回家，只有老三在身边。现在老大在美国，老二在加拿大，老四在新加坡。我问：为什么这么多精英都离台湾而去？他说：“只有眷村的历史原因，当老蒋逝世这一刻，外籍台湾人一下子明白过来，所谓反攻大陆是梦想，我们回不去，只有落地为根了，只求共产党不要解放台湾”。特别是老兵们去大陆探亲后：他们才真正醒悟“台湾才是我的家，可是不安全，能移民出台湾或让留学在外的子女不回台才更安全”。
台湾老兵几乎都是二十多岁离开家乡，如今巳是白发苍苍，思乡之情可想而知。老兵说：蒋总统曾许诺他们，“我把你们带出来，就一定会荣耀地把你们带回大陆去”。1975年老蒋逝世这天，全台湾哭得最伤心是老兵，像死了自己父母，回大陆的梦想破灭了。谁料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老兵们带来了机遇。1986年开始有少数老兵回乡，情景令人难以忘怀。
1948年的大陆内战烽火连天，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当时只要有饭吃，拿了一点安家费，就卖命当兵去了。当年父母弟妹拉着老兵的手痛哭流涕，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不绝于耳，“儿啊，活着回家，爹娘等着你”，“哥哥，不要走，我们饿死也要死在一起。”想起这些情景，至今仍还使人心碎落泪，四十多年来的思乡之情一直刻骨铭心。老兵回大陆时，台湾已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富裕程度已不亚于香港。而大陆却是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刚结束，改革开放才开始，穷山沟面貌依旧。踏上大陆的老兵一路上就止不着自己的眼泪，回到家乡，有些老兵是跪着进村的，当跪在病床前看到憋着一口气等儿子回家给自己送葬的父母时，哭得昏了过去。自己的弟妹、侄子侄女，穿着破旧的衣服排队给他磕头，老兵们发红包的双手不住地颤抖，老泪纵横。看到亲友们住的还是残壁破屋，用的仍是破旧不堪的家具，吃的是杂粮，穿的是破旧衣裳，就止不住流泪，直叹气：“一个穷字，想不到还是这么穷啊。”
老兵们白天忙着接客，晚上关起门听亲人们诉苦，良心受到一次次震撼与鞭打。亲人们诉说，从1949年他离开大陆去台湾，家里就成了“蒋匪”家属，亲人们戴上了“四类分子”、“逃台家属”、“蒋匪特务”、“叛徒”等一顶又一顶的反革命帽子。从镇压反革命、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厄运不停降临在他们亲人的头上，有的亲人被镇压了，有的送去劳改了，有的甚至被逼自杀了。“逃台家属”的帽子还让亲人们受到了各种歧视，侄子不得参军；外甥进不了社办工厂；外甥女因出身不好考不上大学……亲友们对遭遇的控诉，让老兵们感到十分内疚，心如刀绞，悔恨中有种负罪感，感觉确实是因为他们当“蒋匪”，亲人们才受了这么多罪，吃了这么多苦。欠下了亲人们四十多年的债，老兵们唯一的心愿是用有生之年的一点积蓄来赔罪还债。“返乡团”成了“慈善团”、“救援团”，老兵成了乡亲们眼中的“财神菩萨”、光宗耀祖的台商、台胞。有些老兵的弟媳跪着求他们把儿子带出国去；妹妹妹夫也跪着求他们为外甥交学费上大学；大哥要求他们出钱修祖坟；姐姐要求帮助修房子，他们都一一答应了。乡长、村长、远亲、近邻、孩童时代的好友带了子孙，也纷纷登门拜访鞠躬磕头，领走了一份又一份的红包。有所准备的老兵们把身边的人民币送光，把带进来的彩电、冰箱送光，再把带进来的十几个金戒指、金项链送光，还把身上仅有的一点台币委托导游兑换成人民币送光。短短几天除了回台路费以外，全部都掏出捐给了家乡、施舍了穷乡亲。有不少富裕的老兵还给村小学、村公所捐款修房。
“一石激起千重浪”，第一批回乡老兵的情景在海外媒体曝光后，引起尚未回乡老兵的惊奇和恐惧，“真想不到内地还这么穷”。亲人们像一个个无底洞，不少老兵一生的积攒一次回乡就都花光、捐光。不但钱花光，就连身体也垮下来了。当时台湾立法院发给每个回乡省亲的老兵三万台币，那些仍独身的老兵们花光了一生的积蓄，回台湾后就住进荣誉军人院，幸好在台湾还有荣军养老金、保障金和其它社会福利，还能保障他们以后的生活。海外的负面报导，引起了大陆政府的注意。据台胞说，后来他们再到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地，情况有了变化，当地政府对这些老兵的家属亲友落实了政策，帮助修房子，修祖坟，落实平反摘帽工作。老兵回乡进村像迎财神一样，敲锣打鼓，放鞭炮，贴大红纸。台胞家属团聚，各级领导纷纷上门拜客。
在当年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台湾老兵中，就有一些是当年朝鲜战场上被联合国军俘虏后拒绝回家、“叛变”去台湾的志愿军，今天他们成了富裕的台胞，荣宗耀祖地回来了。而当年少数被俘后坚持回国的志愿军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半死去，留下的也是穷极潦倒。那是一个爱国没有好下场的年代。我想起自己的父亲，解放前夕全家还为父亲拒绝随同他工作单位——联合国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类似红十字会）撤离到台湾的爱国行为拍手自豪，谁知57年，父亲的爱国热情就换来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从此被管制二十五年，直到文革结束平反冤假错案才重获自由。这种爱国没好结果“好心不得好报”的事在大陆太多了。
通商·交流
我在路上问台湾导游与司机：台湾人是否失业人很多？为什么都喜欢去大陆投资？小洪说，台湾人都在做“大陆老板梦”，认为实现这梦很容易。台湾人还有一句话：“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世界”。台湾进大陆投资前后有三拨三种人，最早冲进大陆的大多数是在台湾混得不怎么好的人，甚至有些与黑道有关系（大陆称“台巴子”），他们还会“杀熟人”，骗自己台胞投资大陆的钱。第二拨是中小企业家，办实业工厂的生意人，利用大陆廉价劳动力办加工业，典型的成功企业就是“康师傅”、“旺旺”。第三拨是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不少台湾的精英技术人才，他们受到台湾政府很大限制，但还是通过第三国籍，源源进入大陆。这些通称“台商”的人，素质与实力都不一样。进大陆的商人大多数是外省人的后代，他们都有情系，本身就想回去看看与发展。那个年代台商、台胞身份是香馍馍，中国地方官员到处拍他们马屁，招台商引资成为考核他们的政绩的一个指标。中国特别是像上海这些大城市，人们崇洋媚外的思想很严重，这就给台商在大陆搞“贴牌加工”提供巨大商机。“台流派”都会把中国大陆说得很烂、“人治社会”，成功的人不愿张扬，怕被台湾政府叮上，输光的人更是要面子回台湾也不讲。
帮我们开车的一位台湾司机也告诉我们，台商在大陆投资失败不占少数。我问他：既然如此为何还有大批台商趋之若鹜涌向大陆？他说：关键是投资成本。台湾地域窄小缺资源，造成台湾人到海外投资已成习惯。但是大多数台湾人的财力不够资格去欧美投资，欧美市场成熟规范、投资成本高。大陆投资成本却很低，特别是人工费，差距起码十倍。一个台湾人在大陆开同一规模的厂所冒的风险小很多，加上中国大陆对台商投资政策的支持、倾斜，大陆市场不成熟有空子可钻等因素，所以台商蜂拥而入。另外，在台湾是一个中产阶级，到大陆他就够富商的资格；在台湾是个平民，到大陆摇身一变，能成为令大陆人羡慕的不知底细的台商。由于种种政治原因，大陆无法全面了解每个台商的底细，甚至无法追寻投资失败的事后法律责任，所以台商在大陆投资失败欠下债务逃跑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台商与大陆商人都热衷于逃税，好像也是一个娘胎生的，他们说中国税收世界第二，不逃税活不了，而且在大陆逃税更容易。司机坦然告诉我们：五年前他也曾去大陆做老板梦，在广东与人合资开厂，结果失败，企业倒闭，欠大陆银行债逃回了台湾。现在他都不敢去大陆，只有在台湾开车，养家糊口，混混日子。
在游程中，我与小洪谈得较熟，并送了她一本我写的自传《风雨人生路》。小洪知道我想要了解台湾，特意介绍我认识她在台大教书的丈夫，并请了另二位台大毕业的台胞与我这个民间的思考者一起来吃饭闲谈。他们都是台湾精英派知识分子，一个目前从政，另一个在大陆投资经商。我知道台大非常有名，校长傅斯年（胡适得意门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成功地把台大办成了孤岛上的“北大”。他们告诉我：傅校长完全继承了当年蔡元培、胡适等人领导的北大的传统，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他反对国民党在台大推行党化教育、培养接班“工具”，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在他当校长时，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台大，都被他勇敢坚定地阻挡了。他倡导台大树立起“知识的诚实”、“专求真理”的校风。提倡胡适的“独立思考，促进学术空气，追求一切自由精神”。他上任时曾公告：“本校学风，素称俭朴，劝有钱有权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不要入本校之门，除非改行自新，否则开除学籍”，所以台大为台湾培养出了大批各路杰出人物。
这些精英派说：今天的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已落实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台湾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与检查，你进出政府机关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你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家公司、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不需要开后门，不需要托关系，不会有人为难你。他们时刻记着自己是拿纳税人钱、是必须为你服务的公务员，怠慢你则会遭投诉，随时可能滚蛋。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公开在网上，让市民查询监督。如果你不放心坚持查问，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单位或某一笔钱及某一个人，一旦发现资金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就会被处分和罢免。在台湾你经常会看到听到某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必须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职务福利。你也习惯看到官员因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你经常能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民众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讽刺。在台湾你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机关单位层层批准和担保。你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完后直接交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你要查询某些信息档案，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网络和各级数据馆包括一些政府档案室免费为你提供方便，随时可以使用。如果你是大学教师，你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的，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殊关系——这种人反而容易落选。在台湾你不用怕警员，因为有法律保障你的权利；你需要病床或动手术，不必贿赂医生；子女上好的学校不需要到处托人找关系。台湾人所有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有民主体制来维护与保护。……他们这些话，我在台湾的报纸、电视新闻中，与导游洪小姐的接触中，多多少少都亲眼得到印证。
我大胆地问他们：“你们对中国当代两位统治者怎么看？”他们告诉我：从表面上看，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三年中，大陆没有停止过炮声，先是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再是国共内战，国内没有和平安定过，国家建设也根本无法搞。而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七年里，国内没有战争，是太平建设年代。但从事实看，近半世纪过去了，台湾人均年收入翻了150倍，从100美金上升到1万5千美金；大陆才1000多美金，还是因为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个国家战争年代人民死去情有可原，可是和平年代人民死去的人数远超过战争年代，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发生的，人民也决不会答应的。古今中外，不发展经济者，不想老百姓富裕者，唯有毛泽东。从这二点历史亊实看，是容易做出判断的。他们说：“旁观者清”，全体海外的华侨都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中国独裁者正好走了相反的道路，蒋从独裁、专制走向腐败、失败，逃到台湾岛开始反省、检讨，重新开明起来，放权给蒋经国，支持儿子废除党禁、言禁，逐步走向民主、廉政、富裕。毛则正相反。台胞们认为，经过文革式的“军政”高峰期的磨难后，现在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可以视为新的社会背景下的“训政”期，而大陆的“宪政”期前景依然不明朗，他们希望国父孙中山的改造中国的“三政规划”早日在两岸实现统一。使台胞们称赞有加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打开了台海坚冰，特别是圆了台胞与大陆亲人的团圆梦。他们说，八九以前，台湾人和全世界许多华人都称赞邓小平，并寄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威信带领中国完成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化的进程。但“八九”事件以后，海外华人都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止步、倒退，甚至于走回头路，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多虑了。
我好奇地问他们：“你们喜欢台湾现在的领导人陈水扁吗？喜欢‘台独’吗？害怕解放军打台湾吗？”他们告诉我，陈是台湾本土人，毕业于台大，律师出身，代表平民阶层，属于本土籍“革命派”。他一直利用台湾外省、本土两籍长期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二·二八血案”、“美丽岛事件”，利用国民党的老化、保守、内部的分裂，拉拢亲民党，带领民进党战胜了国民党。他能取得胜利，跟新一代台湾人的价值观有关。他除了主张民主化、廉政外，在政治上利用台湾同胞怕统一、怕共产党的心病，极力打民主牌。应该正视，台湾独立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台湾人公投选陈水扁当总统的原因。但现状能维持多久取决于大陆及国际社会给台湾执政当局、政治精英和台湾民众施加多大的压力，进而影响他们的决心和选择，而其中能起主要作用的就是美国。目前，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一直用“政治挂帅”搅乱经济，他推行的是“台独锁台政策”，把大陆讲得很坏，引起台湾人民的不满。民进党的政治思维的“反中意识”与谋求台湾独立的战略思考，使台湾的外籍人，包括大多数台商不喜欢陈水扁、不喜欢冲突。这里除了大陆情结，还有重要的利益冲突。不过，台湾人知道陈水扁没有胆量冒“台独”风险，台湾的民主体制会严重束缚住那些政客的野心。因为今天所能决定台湾命运的是2300万台湾人的民主公投票，而不是几个政客。
我还问了关于台独的观点，他们说：台湾人这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理性思维和大陆人是截然不同。台商通常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不会有大陆人那种被升华的民族情结。你不可能听到在大陆的台商喊台独，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不想台独，那些在大陆做生意赚大钱的，一回台湾就投民进党票要台独的商人不占少数。台湾民众非常肯定“三通”的好处，但真正主张台独的人数比例不会在三通后减少。可以说：不论何人当选，台湾主流民意逐渐走向独立已不可避免，目前台湾的独立问题只是激进和缓进的差别，而不是有或没有的差别。从目前国民党谋变、开打台湾牌、大幅修改党章增加 “坚定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信念”条文就能闻到台独气味。更让大陆人担心的是：台湾民意测试，2000年有36%的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到2006年上升到68%，这表明台湾主体意识的强化在慢慢变成台湾社会的共识。
台胞不相信解放军会攻打台湾，这不是比谁的力量大、谁的武力强这么简单，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肯定会出面干涉。即便台湾第二次被美国出卖，台湾人也自信共产党不会打台湾，因为有太多原因都说明不会发生台海战争。例如，大陆的改革开放已使自己的经济发展完全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特别是巨额外资在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力。据美国国会一项统计，全世界对中国的投资总额已经是天文数字，其中相当部分来自台湾，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外贸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一旦战争爆发，随着外资大量撤离，中国的经济建设、能源供应、包括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将受严重损失。而台湾海峡的对面又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最巨大的富裕地区（上海至广东沿海省份），几亿外来民工聚集在那里，分别在台资、外资、私营企业中打工生存。战争引发外资大撤退，打工者的生存马上成为大问题，自然会导致混乱，深层积累的矛盾都将爆发出来，不安定因素太大，所以说共产党决不会冒这个险。
与这几位台胞的聊天受益匪浅，他们让我了解了台湾中产阶级和知识派的观点。可我想不通在大陆的许多网站上，为什么一提到打台湾，就有不少人兴奋不已、摩拳擦掌，是愚昧无知还是爱国好战？台湾老百姓跟我们有深仇大恨吗？我们是一个母亲生的同胞手足，不应该有封建家长制恶习。兄弟生活得比我们好、富裕、自由、民主，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救！而如果因为我们羡慕、妒嫉台湾人民，就要打他们，这更是违背常理的。身边有这样一个出息的富兄弟作榜样，身为穷大哥应该高兴，虚心学习，想灭他、伤他不荒唐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武力和流血强迫兄弟回家呢？我们只有加倍努力把自己家里搞得跟兄弟家一样富裕自由民主，到时，兄弟哪有不回家的道理？
政治·生活
台湾的城市街头、建筑物广告的政治味很浓，到处张贴着巨幅的两党地方竞选人的宣传标语。在台湾下榻的旅馆，我发现大门墙上有一块大铜牌，上面写着：“防空避难所”，容量多少，地下层1600人等等。我问导游为什么？小洪笑笑：“怕打仗，怕解放军空袭啊！”我们都笑台湾人备战意识强。
在台湾，很容易感觉到老百姓对政治的狂热程度，有点让人吃惊。绿军、蓝军、泛蓝军打得热火朝天，每当地方选举，大家泾渭分明，各人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拼命向周围人拉票，从社会吵到公司，又从公司吵到家里，夫妻、父子、同事、朋友为了心中的支持者可以吵到翻脸。导游小洪就告诉我们一件有趣的事，她父母是外乡籍人，丈夫是本土人，“每次上门，双方父母在饭桌上都会严肃问我们支持谁？为了讨好他们，我们只能事先沟通讲明演戏。我对公婆表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我选阿扁，公婆很开心；而丈夫在我父母前信誓旦旦，坚决反对老土的阿扁，支持英俊潇洒的马英九，讨得老丈人很开心，得意有个志同道合的好女婿。”台湾的族群矛盾激烈，立场黑白分明，不管你怎么样做思想工作都没用，该支持谁就是谁。我曾在台湾南部多次问过当地老百姓：“你支持陈水扁还是马英九？”一些老人说：“肚子扁扁，饿死也要支持阿扁。”
对政治选举，台湾人与大陆人截然不同，台湾人非常看重与珍惜手中的选票，选举投票率非常之高，连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美国都比不上。而大陆人要麻木、不感兴趣得多。以我自己为例，六十岁的人，一生中几乎从不参加选举，因为我是个独立思考的人，从不愿意接受别人指派，去当个投票工具。在我来台湾前，上海正在选举区级人民代表，想不到敲门送选票的干部，既送来选票又送来礼品“就餐卷”，听说还有的送日用品，农村乾脆送钱。我宁愿自己的权利被冷藏，也不能让一顿饭给卖了，什么时候大陆有真诚的选举，我再参加。举一简单例子，每次政府的《预算报告》形同虚设，财政预算无论是数据还是用途都不具体，“代表看了等于白看”。行政费用如此高，报告中只有用钱的单位，却没有说明钱具体分配给谁了，用于哪些开支，怎么个用法？在我四十多年的成人记忆中，中国的两会永远是“团结、胜利”的大会，媒体宣传轰轰烈烈，老百姓从来听不到政府存在问题、缺点与错误方面的报告与反省。大陆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台湾正相反，“报忧不报喜”，还特别喜欢“揭丑不歌颂”。
一路上我们被台湾人调侃自己领导人的笑话逗乐，洪小姐特别会调侃：“我真不知道选谁当总统好？选陈水扁？会造成台湾没水；选连战，他连年打仗咋办？选宋楚瑜？弄得台湾到处是水也不行；选马英九吧，他如果与阿扁一合，就成了一个‘骗’字，更不放心！乾脆今年弃权谁也不选。”我们大笑，她又说：“但我心里佩服李登辉，他有本领骗取蒋经国信任，没有几年把一个庞然大物一分为三，使国民党下台。而笨蛋阿扁，把好不容易分裂的国民党重新又促成三合一，团结为泛蓝军，阿扁好蠢！”我问洪小姐：“台湾政府为什么要拒绝大陆赠送的二只珍贵大熊猫？”她回答说，阿扁政府认为大熊猫征集起名为“团团”“圆圆”有政治色彩。她还告诉我，台湾一部分人甚至把“经济前锋”的台商也当作“叛徒”看待。
在台湾我们才体会到什么叫民主和自由。每天晚上我们总喜欢在旅馆打开电视机，津津有味地观看一档接一档的新闻节目。什么总统女婿的“利捐案”、“2260合资案”、“罢免总统案”；南部地下电视台还报导准备暗杀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政治新闻有趣得像看电视连续剧。台湾人调侃自己领导人和总统的语调令人捧腹大笑，爆料不断，一点不顾总统面子穷追猛打，弄得总统脸面扫尽。而在立法院，人民代表的唇枪舌剑、大打出手更令人目瞪口呆，台湾新闻媒体的自由程度令人拍手叫绝，完全是全民监督、全民判断是非对错。我这个为追求言论自由坐牢十三年的大陆人，在看台湾彪悍的政治评论节目时目瞪口呆，各位名嘴和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怒批总统、部长的刻薄言论，甚至在公开电视传播上痛骂领导人的镜头，让我一个局外人惊出一身冷汗。在台湾，亲眼目睹人民在总统官邸抗议，看到媒体对陈水扁的揭露，从心里彻底佩服台湾人民与电视媒体，厉害！特别是电视台名嘴们对贪官污吏穷追猛打的作风，真是台湾人的福气。如果大陆也有这样敢于仗义执言，勇敢无畏的新闻媒体那就是大陆人民的福矣！贪污腐败绝对可以杜绝了。
这些都说明了台湾新闻出版事业的发达与开放，仅二千多万人口的小岛，居然有一百多个电视频道，而且不属于国家与执政党控制，想怎么样播与讲都可以。在这样社会环境里，贪官污吏真正难以躲藏，政府官员真要处处小心。而大陆媒体除了不敢不能说真话，还对台湾长期妖魔宣传，毛泽东年代更是闭着眼晴说瞎话“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不断播放台湾官员贪渎、国会议员大打出手的负面新闻，仿佛告诉大陆民众，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大陆人只看到台湾民主表面上的乱象，却从未认识到台湾社会在抗拒权力干扰下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不管台湾事情闹到多大多丑陋，他们终究还是在法治的框架内里。事实上检验一个民主制度的成熟的标准，并不在于有多“乱”，而在于这些“乱”能否在法治的框架里解决。我们团中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干部走访台湾后，都产生了反效与逆向思维，大家一致认为：陈水扁女婿的贪渎案放在大陆会什么样？是否允许放在公开的论坛上，让新闻媒体穷追猛打？让人民来扬眉吐气的公审？大陆普通地方贪官都比台湾总统女婿贪污还要多，所谓总统家属的内幕消息与礼券案，在大陆的股市证券交易市场不知有多少官员在内幕消息中获利，也不知有多少商人向各级官员送大卖场超市的礼券，更不用说送金银手饰、贵重礼品、现金与红包。台湾人能为这点小事把总统女婿抓起来，把总统老婆送上法庭去申辩真是了不起！
但是，台湾二十四小时的国内新闻把自己放大到铺天盖地的程度，又显出一种自我示弱现象。政客的嘴脸、口沫、权力斗争各国都有，但从来没有像台湾人那样，把政客的举手投足，巨细靡遗地通过媒体注入市民脑门里。最令我不可思议的是，台湾电视台对八卦新闻的报导，如南投狗吃槟榔、高雄小孩误吞钉子放大得太大，反而比战争、生态、贫穷、旧秩序的突变、大危机的潜伏这些国际上重视的大问题重要。这些大事在台湾仿佛都不存在、不重要，这也说明台湾缺乏国际化的眼光。但台湾被国际社会孤立了三十五年是事实，这对台湾人已造成深重的伤害，难怪台湾人经常抱怨国际不了解台湾的处境，哀叹自己是国际的孤儿。所以台湾领导人更是永远以政治的单一角度去思考中国问题，连送大熊猫、三通此类问题都要政治化。
我问台湾导游小洪：在大陆有种论调，中国人不配给多点民主和自由，否则会乱套。她告诉我：“这种谬论从前老蒋也散布过，你们表面上看我们台湾人好象生活巳经乱套？实质上民主化激烈一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台湾人已经习惯这一套，只有这样人民才放心，有权势的人才会收敛，台湾才会越廉政、越富裕。”小洪说：所谓台湾之乱完全是好事，因为正是在这些乱象中，权力机构学会了如何相互制衡，民众学会了如何运用自已的权利，而政党和政治家也学会了如何谨慎、透明行事老实为民服务。
我想，民主自由是西方舶来品，专制独裁是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货，但同为中国人的台湾，民主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什么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习台湾，学习蒋经国，把真正的民主自由还给人民，让实践来证实一下，看看大陆同胞一旦有民主会怎么样？是否更乱套？还是更和谐、更廉政？
导游·同行者
在长达九天的长途汽车中，我一点没有每次出国在外那样感觉疲劳，一上车就想睡觉。导游洪小姐想得非常周到，为了让我们解闷，在大巴士上一部接一部地放映大陆游客非常想看而看不到的盘片，诸如《两蒋父子》、《宋美龄》、《张学良》、《台湾的变迁与发展》和一些大陆禁播的反思文革的影片。尽管大家看后一声不吭，绝大部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看了心里还是为之震撼的。最有说服力的是，只要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乘车时间，总有人一上车就提出要看此类盘片，而导游小姐则是来者不拒，尽可能地满足大家的要求；回国时许多人还偷偷摸摸向导游购买这些盘片。这些资料片极大地丰富、充实了我对台湾的认识和研究。而放这些片子的缘起，却是因为洪小姐为大陆游客作导游时而产生的尴尬。洪小姐说：“因两岸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距，介绍与讲解时经常引起争论，特别是接待政府公务员团和涉及到一些历史性问题——究竟两岸谁对？谁真实？所以现在我在车上多放一些历史数据片，省得怀疑我乱讲。还有，在接待大陆政府公务团中，我老是抱错大腿，把市长、区长、校长、厂长当头头，途中向他们请示、征求意见，结果随团人员悄悄告诉我，‘你找错人了，大陆与台湾两样，应该找书记，党领导一切。’还有更倒霉的事，由于长期接受对立面教育，我们一些导游经常会脱口而出什么‘共匪’、‘中华民国’等，这些敏感性的政治用语触犯了共产党干部，几次被投诉差点丢了饭碗。有了经验教训，并通过不断的交流，现在我越来越适应和懂得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哪些得婉转点讲。”“记得有一次，一个山东市委书记，相处几天下来比较熟悉了，最后一天他很神秘地拉我到无人的地方，悄悄问：洪小姐你感觉两岸统一好？还是独立好？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想了一下说，大家最好在民主化的基础上统一。他回了一句：‘要像台湾这样民主，我们共产党怕做不到。’”
在回国前最后半天，导游在送我们去机场的路上，抽空还拉我们去免税店，一路上不断地煽动说：“大哥大姐们！出国要三光，第一出门要观光、第二为国要争光、第三回家前要把钱花光，花在外国人家里，还不如花在台湾同胞家里。”小洪真是个出色的导游，每到一处总有办法把大陆同胞口袋里的钱一点点挤出来，回国前还念念不忘掏光我们身上的钱。
我们同行的十二人中有一个四十岁的台湾人，带了一个二十出头的漂亮四川姑娘，听他们介绍是去相亲看婆婆的。到台湾第二天，在洪导的许可下，两人离团去台南，结果我们的车在路上被台湾警察拦截检查，司机与导游很紧张，在车外与警察说了很久，显然是在向他解释车上少两人的原因，请求网开一面。二十分钟后洪小姐一脸无奈的样子上车，一路上拼命打电话给公司，要求和离团的陈先生联系上。从电话里我们得知，这位离团的四川姑娘如果今晚十二点前不回旅馆，我们全团明天就可能无法活动，甚至会被遣送出境。原来台湾的旅游公司规定大陆游客一律不准离团自由行，台湾有关警员会全程跟踪随时检查，只要发现团队少了人，全团都要遣送出境。因为严格地讲我们进台湾是通过第三国，对中国与台湾官方而言，存在非法入境成分。据说今年以来，不断有大陆人逃离并滞留在台湾。前几天就有几个福建人通过武汉市团队来台湾后离团逃跑了，大陆已有几个省市被列为黑名单遭到拒签入境。因为警员频繁检查，引发团内许多人的猜测和不满，中国人的坏习气这时暴露出来了：大家背后议论猜测四川姑娘逃跑了，一些人自作聪明有根有据地分析她想滞留台湾做新娘，还有一个女同胞甚至肯定地说四川女孩肚子里有孩子了，弄得台湾导游和司机都怕起来。四川姑娘的事弄得大家很不安，许多人自己吓唬自己一夜没睡好，担心被遣送出境。谁知第二天吃早餐时，四川姑娘二人已在一起亲热地吃早饭，那些捕风捉影的人也只能自嘲。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与我们一起同行的还有五位江苏省的公务员，他们与我们行程几乎一样，可费用却要高许多，因为身份是公务员，作单独安排。这五人在飞机上与我们是邻居，都是酒鬼，在机上吃饭时就拼命要红酒、白酒、啤酒，甚至趁空姐不注意把整瓶红酒偷偷拿走。到台湾第二天，我在大堂看到台湾警察正在警告一个姓徐的南京人，因为他们的地陪女导游向警察报案，昨晚在一家歌舞厅，这些人对她有性骚扰行为，还报其中一个姓徐的向她强硬索要护照，要求离团二天看亲戚。由此纠纷不断，他们这一路上都有警员“护驾”，先后十八次——白天在旅游景点、中午在饭店、晚上在旅馆——直接点名查他们的护照和行踪，弄得他们火冒三丈，一路上发牢骚说：出了钱到台湾不是来旅游，而是来买罪受，变成了文革中的“四类管制分子”。最后一天，台湾警员还不放心一直护送到机场，在候机厅这五位公务员同胞与警察再次发生冲突，警员交回护照给姓徐的，并对他说：“我们作了记录，你来台湾不受欢迎。”五人齐口回答：“以后请我们也不会来，要来就跟解放军一起来。”这些小官吏的语言充满了挑衅，他们不检讨自己的行为，使我们这些旁边的人也为他们的言行感到羞耻。
洪小姐说：七十年代末，台湾经济腾飞，到世界各地旅游的台湾人也曾遭到不好的评价。1976年全台湾掀起一场持续到1990年初期的“富而好礼”运动，涵盖社会宣传、学校教育、政风政务、服务行业等方方面面。台湾儿童从幼儿园开始就上伦理课，小学有“生活与伦理”课，把“程门立雪”、“雪中送炭”、“孔融让梨”等中国式典故穿插在“上厕所要洗手、进屋之前要敲门、放学陪老公公老婆婆过马路”等现代社会规则的教育中；中学有“公民与道德”课，教育中学生不要“只顾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在高中讲“吾土吾民”、“我们并不孤独”、“宗教的世界”、“多元的文化”、“贫穷与富裕”、“民主的滋味”。在家里，父母经常以“孔子说——”为开头教育子女；他们的另一句口头禅是“世界是圆的——你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遇到别人，所以要与人为善。”在台湾，最严厉的谴责就是“没家教”，因为等于父母跟自己一起挨骂。反思我们的教育，从小只有政治课，没有伦理课，长大只有政治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标准。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导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如何如何”。
统一·前途
1976年毛泽东故世，蒋经国当时对美大使安克志说，邓小平极有可能会复出掌权，他深知这位昔日中山大学同学东山再起的潜力。1980年李光耀访北京，邓小平第一次透过李光耀传话，“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候”。邓称：“北京绝不派官员和部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统一协议维持一百年”。因为邓小平知道蒋经国与李光耀交情很深，都长期反共，李光耀在变，蒋经国也会变。1981年邓小平向蒋经国示好，第一次在大陆停止了纪念“二·二八事件”，胡耀邦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中央下令修缮丰镐房、蒋经国母亲和祖母的坟墓，大陆并表示愿以优惠价格卖给台湾石油、煤等。
可是历史总是不按人们想象的那样进行。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时突然发病撒手人寰，台湾上百万民众沿路送殡，哭泣致哀，全岛人全都暂时停止工作，火车、巴士全部停驶，寺庙、教堂钟鼓齐鸣，向蒋经国做最后的敬礼。后来邓小平宣称，蒋经国这位老同学如果能多活几年，“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蒋经国死得太早了。”邓小平又说：蒋经国是遵从其父“一个中国”的立场的，可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丧失许多机会，他感叹直到今天北京才找到正确的路子——一国两制。我想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以其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或许他们两人会连手“推动统一的新局面”。毕竟他们曾是同学，又是两个伟大的务实主义领袖，他们两人在八十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来的历史，他们不是以旧式的大汉中心统治者角度出发，而是以现代的爱国人士与务实者角度去看待统一。他们两人都盼望自身的历史地位得到认可，留给后人的遗嘱大致雷同——给予人民繁荣、声誉与和平，又都能维持中国大一统的原则。
目前台湾人每年到大陆的有1300万人次，投资总额超过700亿美金，而大陆到台湾的仅5万6千人次不到，投资更无从谈起，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如果放宽旅游限制，每年有100万以上的大陆同胞去台湾探亲、观光、旅游，台湾失业率将会大大减少，市场消费会刺激台湾经济更繁荣。台商们认为合则两利、分则两败，两岸连手才能创造双赢。现在中国三地（大陆、台湾、香港）合起来的国民总产值超过日本，如果统一成“大中华经济体”，将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这是多么强大的一个经济实体。可是有一点台湾人是一致的，就是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的话：“自由与民主必须是两岸共同的语言”，“台湾人爱国不等于爱共产党”，就好像一个台湾人爱台湾，不等于一定要爱国民党或民进党一样。在台湾人心里，党与国完全两码事。台胞们风趣地说：中华儿女都会把祖国当母亲，那么父亲是谁呢？难道是霸占控制母亲一切的独裁者吗？历朝皇帝、独裁者都可以强迫人民呼喊万岁万万岁、爹亲娘亲不如他亲，但他靠专制独裁暴政决不可能使母亲膝下的子女拥戴他。这台湾人认为：“大陆只有在真正民主化、接近台湾富裕程度的基础上，两岸统一才能水到渠成。”海峡两岸是同祖同宗，完全没有理由互相厮杀，应该共同追求的是宽容、谅解、繁荣与昌盛。
然而，我们看到台湾在民进党扁政府统治八年中，他推行的“法理台独”路线，实质上是走极端的台独路线，不但没创造更大的国际空间，反而使美中联手约束台湾，也无法给台湾和海峡地区带来长治久安。造成台湾人缺乏国际观，忽略了自身经济发展，走下坡路。出现底层社会及农村人生活跟不上经济变化、贫富差距扩大，南部地区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可以这样说，以工业基础来说，目前台湾已经具有国际经济实力，大企业并不太受政府保守政策的影响，财富的累积仍然相当快速。然而，底层社会已经出现失去发展方向的严重问题，太过重视高等教育的错误政策，使得基本工业人才的培养供应已经出现断层，并且不符合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台湾在1949年后的40年内，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这曾经被全世界誉为“经济奇迹”，但现在却因政治干扰而出现经济停滞，台湾民众除了感受到大陆经济的强势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层面”上遭到打击。以往台湾对大陆在经济上可以自傲，台商最初到大陆都是抱着“帮助大陆、甚至向大陆施舍”的心理，但是现在台商到大陆却有一种“不到大陆只有等死的份”感觉，所以台商在大陆早就没有当年那种趾高气扬的架势了。
在两岸的经济往来中台湾当局走入怪圈，一方面希望大陆给台湾、给台商提供更多的市场、更多的优惠、更多的利益，希望台湾从大陆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担心两岸经济关系过于密切，使台湾经济上依附大陆，不利台湾独立。今天在大陆经济发展变得富裕与强大的同时，台湾越发觉自己相对变弱小了，政府充满矛盾与顾虑。他们感到，距大陆太近，离上帝太远。他们一直用屁股对着大陆，一直对台商强调：大陆虽然是你们赚钱的好市场——无止境的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的资源，可是必须要将企业的根、核心、研发、总部留在台湾，甚至规定每个公司的净资产值不得超过40%投资到大陆。反对西进的人则认为，台湾接海外生产的定单，其中近90%在中国生产，台湾巨额资金源源不断涌进大陆，并“锁在大陆”，对台湾而言非常危险。台湾政府认为台湾的资金和企业过度地移到大陆，使中共可以控制台湾的经济，进而影响台湾的安全和政治。而以现在台湾的经济战略看，没落是无法改变的。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借助中国大陆崛起的机会发展经济的同时，台湾则鼓吹“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忽略在大陆发展的人文、地缘和市场优势，一会说去拉美发展，一会说去印度发展。现在看来，这些东打西打的策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台湾经济已经严重地边缘化，就连飞往台湾的国际航班都在减少。台湾有识人士说，台湾经济只有融入大陆经济迅猛发展的大潮中才是上策，才能令台湾人重拾起当年的信心。海峡两岸应该建构一套命运共同体，可以包括文化的认同、血源的认同、民族的认同、价值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的认同等等。
游历台湾，使我徜徉于三民主义的遐想中：在中国大陆，不少人对1949年后的台湾存在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那不过是小朝庭的后段戏，或者是一个被赶到海岛的独裁腐败政权苟延残喘的故事罢了！然而“苟延残喘”四个字绝对无法解释台湾今天在经济、科技、流行文化上的一些辉煌表现。2000年台湾国民人均所得14200美元，外汇存底超过1000亿美金，是全世界人均值最高地区，台湾每18人就有一家企业公司。这中间必然存在某种被长期塑造过的意志，而蒋经国正是台湾后半世纪历史中关键和杰出的人物，无论物质还是精神方面。上个世纪下半叶，台湾人在蒋经国先生的带领下，以忧国忧民的胸怀、高瞻远瞩的智慧擘画建设，使得破落的小岛变成富裕的亚洲四小龙之首，真正实现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走访台湾我有一个感叹：两岸两地区别最核心的是人文价值。台湾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与大陆比经济、比军事‘硬实力’，就如大人与小孩之比。但是能比‘软实力’，台湾的软实力比大陆强，表现在礼让文化，民主多元性，政治新闻的自由透明度等等——。例如：台湾的大学，完全由教授治校，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不受执政党控制。台湾新闻透明度极高，同一条新闻，各种报纸看法都不同，绝不像大陆千篇一律紧跟党中央。在台湾，城市与乡村人的生活水平、文化教养，包括房屋建筑差别很小，你会发觉到处像台北市。但在大陆内地你很少看得到有类似上海北京的发达城市影子。台湾人热情有礼貌斯文，周围环境舒适，半夜在街头行走感觉比大陆安全。另外两岸的导游对比素质也不一样，台湾导游态度真诚、互动性强，感情流露真挚。大陆导游表面功夫好，实质上虚假多、功利多。我跟小洪说：台湾最能影响中国大陆的两大力量，是民主和媒体。大陆游客进台湾带来的是无形的内心疑惑和有形的钞票消费；带回去的却是比去香港感受还强烈的洗脑教育。台湾人要知道：他们最能与大陆人民相比的资产与价值优势，是“民主、自由和人权，这是大陆人民梦寐以求想要的愿望。在台湾沿途的所见所闻也让我感叹，台湾的民主已经如同杜威所言“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我的信念：所有中国人都能实现民主制，我希望大陆能加快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像台湾人一样让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台湾与大陆经济发展的奇迹，都来自于经济开放、引进外资政策，也就证明改革开放代表着成功与发展。我们既然已经跨出了经济改革正确的一条腿，为什么不能学习台湾兄弟再跨出政治改革的另一条腿呢？想想半个世纪来我们与西方社会所有的分歧、矛盾、冲突是什么？无非是“民主、自由、平等”！难道十三亿大陆人不期待这六个字吗？想让大陆做一个真正华人老大表率，吸引海外三万亿美金的华资，与台湾、香港、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携手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的大中国经济体。只有当我们真正跨出政治改革这条腿时，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华民族的大国才能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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