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以科技起飞的
发展中国家
印度与中国互为邻邦，又都是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佛教就是从印度传进来的，两国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但是两国的关系却一直是错综复杂。例如，在南亚地位上中国支持的国家都与印度有恩怨，特别是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而印度收容了西藏达赖喇嘛流亡政府，1962年两国还为了麦克马洪防线中印边疆问题打了一仗。然而，国人对于这个邻居却仍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搞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制，也很穷。于是毅然决定去看看这位老邻居，看看他们的社会发展是怎样的。
甘地：“一双血手不可能造就爱的天堂”
提到印度，中国人脑海中第一个会想到印度国父——圣雄甘地。我们的一个行程就是去拜访他于1948年被刺杀后火化的地点，位于老德里的亚穆纳河畔一个用黑色大理石筑成的四方形平台，黑色平台正中是一长明火炬，象征甘地精神永存。几乎每一位重要外国来宾都要到此献花圈或种植一棵常青树，以表示对这位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的尊敬。在甘地展览馆里我们看录像听介绍，才真正了解了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这位七十七岁的乾瘪、矮小、头秃、体重只有五十二公斤，一缕灰白色的髭须、相貌不扬的老人，却有着无穷尽的幽默感。丰富的表情和富有活力的狡黠目光，使其焕发特异魅力。当世界横遭暴力蹂躏之时，他建议人们走另一条道路，即非暴力运动。由于他的努力与精神感召，和平请愿代替了武装暴动、祈祷取代了枪炮、沉默取代了炸弹的爆炸声。他不求助于权势，也不乞灵于钱财的诱惑力，只号召愿意追随他的人们，必须准备“以地作床，身穿粗布、节制食欲”，领导印度人民展开一场波澜壮阔的解放运动。可以说甘地将人类的精神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也可以说印度是凭借一个人的精神力量获得独立的。这可能难以致信，但是这比那些通过杀戮而获得自由的故事更震撼人心。在英国监狱的门口，赤手空拳的人们排好队走到英国军队的面前接受殴打，毫不还手，倒下之后下一队再走过来，源源不断，目的只有一个——救出甘地。你完全不能想象，在那个瘦弱的身体里到底隐藏了怎样的力量，可以最终使大英帝国邀请他讨论印度独立的可能性问题，可以使他的殖民敌人大英帝国也从心底里敬畏这个精神巨人。
这样一位性情温柔的先知，却使称霸一个世纪的大英帝国无奈、头痛、屈服。有人说甘地幸好碰到英国，就象英国幸好碰到甘地，非暴力运动与宪法政权相冲，否则在印度历史上要推翻殖民主义独立，采用暴力革命，印度必定血流成河死伤几千万人。同样如果没有甘地非暴力运动的影响，整个世界为殖民地与种族主义解放、为推翻独裁政权又不知要死多少亿人？在二十世纪对世界民主运动的方法方式和理念上，甘地精神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和影响力。所以我对这位素食主义者与禁欲主义者的伟大先人崇拜得五体投地。
甘地曾经说过，“当时局要求说出全部真相和相应行动时，沉默就是怯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参加者必须做好随时坐牢的准备。他自己呢？一生共坐了十二次牢，首次是1906年在南非坐牢，最后一次是1942年印度独立前夕75岁时，可以说监狱伴随甘地整个后半生。甘地的概念是集体行为，公开行为，非暴力行为和愿意承担后果。具备这四个特征的，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公民不服从的概念。他最后是在起草完国大党党章，去祈祷途中被人谋杀死的。甘地主义的核心是爱，而非暴力学说正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他曾一再的对人们说，手段必须与目标相统一，一双血手不可能造就爱的天堂。因此，当他目睹着殖民地人民的悲惨遭遇时，他就毅然为了对世人的爱和对神的爱将自己投身到完成印度独立解放的使命中。也正是因此，他积极提倡废除印度的“贱民”制度，反对教派斗争，竭力主张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团结一致。他的主张不仅与基督教有着极大的相通之处，更与现代民主的理念和实践有着巨大的暗合。
这或许就是甘地的最大遗产吧：“要和普遍的和无所不在的真理的精神面对面地相见，人们必须爱护最卑微的生物，一如爱护自己，而一个有志于此的人，便不能对生活的任何方面采取超然的态度。这就是我追求真理而不得不投身于政治的缘故。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并以最谦逊的精神来说，凡以为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其实是不懂得宗教的意义。”
脏乱差的印度与无为的政府
在印度看不到像中国那样的“的士”，却到处有一种交通工具，当地人叫“嘟嘟车”，它其实是一种带顶篷的电动三轮车。游客在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的出口，都会被“嘟嘟车”司机包围。一旦上了车，“狡猾”的司机就会用蹩脚的英文向你推荐住处与购物店，当发现你第一次到印度，就会施展骗术，只要成功把客人拉到与他有协议的旅店或旅游商店内，他就能提取客人消费的近三分之一。据说“嘟嘟车”泛滥成灾，不少诚实的司机也只有加入骗赚佣金的行列才能维持生活。我们在北方跑了几天没有看到一条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地陪说在南方有，因为那里有富裕的高科技软件产业工业区。印度比较好的公路就类似中国的国道，我们沿着国道从阿格拉到斋普尔，短短三百公里，足足开了7小时，不仅路面差，货车、轿车、牛车、拖拉机、自行车、行人，都挤在只有二条车道的公路上，很容易塞车。汽车到处违章、乱带人，一辆小三轮的驾驶室坐三个人，车厢里面塞满人不算，后面还站满人，真叫人担心害怕。印度公路是我看到的世界上车辆最多最繁忙的公路之一，可惜车道不宽敞，夜间公路上货运车还排着长龙行驶着，这倒从另一面反映出印度良好的经济建设状况。
到印度才知道什么叫人满为患，城乡、公路到处是人，在40度以上高温的马路上，还是人流车流不断。带我们的导游是高种姓人，我问他：我们外国人很难发现种姓的影子，你们的证件也不会标明种姓。他说在印度一说名字，对方就知道是什么种姓，种姓在印度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敏感话题。我问：印度为什么不学中国计划生育？印度的资源不足以应付得了十一亿人口泛滥的局面。印度导游告诉我：生育权是印度人权的一部分，在一个讲人权的民主制国家是不可能计划生育的。我听后哑口无言，心想中国计划生育也是被迫无奈，我们的资源不足以养那么多人，谁让我们的政府在建国初不听从马寅初的建议早点控制人口呢？印度导游认为：现在印度中产阶级也讲究生活质量，基本上生育二个。而人口泛滥是英国人的过错，当时英国殖民地政策鼓励印度穷人多生小孩，并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土地与钱，所以贱民拼命生孩子，造成低种姓人很穷。
游览印度才知道什么叫“脏、乱、差”。到处有穷人，乞丐，老人、小孩、残疾人、抱着婴儿的母亲，他们穿戴破烂，肮脏不堪，前堵后涌包围外国人的旅游车乞讨。卖旅游纪念品的人更疯狂，在景点一路追赶外国游客，弄得人们无所适从。马路人行道上，经常能看到大白天躺在地上睡觉的乞丐和穷人，甚至有的地方穷人干脆安家落户驻营，搭起不堪入目的乞丐房。满街的牲畜随处大小便、连人都在路旁的树林丛中小便。公路两旁水沟里是肮脏的垃圾与发臭的水，路边的草丛树枝上挂满风吹上去的各色塑料袋，一看就知道很长时期没有打扫。一路上，公路两边都是车辆修理铺、杂货店、小吃店，又脏又乱。甚至有的店铺前面大白天还放着一张简陋的用麻绳拉紧的床，上面躺着睡懒觉的人。在高架桥下、公园旁、马路边，到处能见到贫民窟，却没见到一个城管人员和他们的车辆，难道这是印度穷人的人权？作为中国游客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途经印度政府官员的别墅区外面，同样看到不少垃圾堆，真使我们吃惊不小——官宅如此，老百姓住宅更不用谈了。这种事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印度人不像中国人那样要面子，各级政府好象不在乎脏乱差的形象和国际影响，听任自然发展泛滥。难道印度各级政府办事效率如此糟糕？或者是民主制度的讨论永远没完没了，什么人权、民意、宗教，哪一方都得罪不起，否则治理脏乱差并非天大难事。
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众多的民族，光语言就有165种，印在钞票上官方语就有十五种，每个邦又有自己的官方语言，不同语言之间就靠英语来沟通和粘合。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种姓制度，是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多次濒于动乱与分裂。但民主制度终究没有使印度社会出轨，这得益于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宽容。印度人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我的意愿，如结社、演讲、示威等等。虽然表达未必能够有预想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潜在的巨大冲突。我们在印度听到一件事：前不久，前副总理阿德瓦尼以及大批人民党高层抗议总理辛格领导的国大党政府施政无方，在首都新德里举行游行示威却遭到警方的逮捕。警方的理由很简单：这支喇叭吹得震天响、彩旗到处飘扬的示威队伍太过招摇，严重影响了新德里的交通，导致许多路口交通陷入瘫痪。为了恢复交通秩序，只能将领头的抓起来。被捕的全是印度响当当的政治名人、前朝政府的显赫大员，事后警察局获释了他们，没有引出更大的波澜。对于印度政治人物来说，身居高位时，无限风光；一旦下野后，因动辄游行示威而经常会身陷监狱。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也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在中国人看来，印度民主制度的危险在于这种趋势太过强烈，以至于导致了政府始终处于无为、无人负责的状态。集中表现在政府的“公地化”倾向，一种低效和不负责任，如普通人的福利被遗忘。但民主制度的宽容同时又给市民社会巨大空间发展，印度有很多的非政府组织，一些组织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政府。在印度新闻是高度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办报办电视台。
安分天命的穷人
现在的印度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据说全国约有六亿穷人，其中二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们到印度之后，看到了印度富人很富、穷人真穷。在新德里的富人区，有钱人住在带花园的洋房里，车库里停着两三辆车，有私人保安、仆人、司机、花匠、杂工和厨师等；可是穿过一条马路，转过一个路口便是砖头、铁皮和塑料布盖成的贫民窟。奔驰或宝马车出门停在随便哪个红绿灯下，车窗外就是光着脚的乞丐小孩。贫与富，在印度是如此贴近地存在，不论哪一方都不容易忽略对方。我们曾探访过老德里的旧街道与新德里郊区的贫民窟，望不到头的贫民区里，挤满了一排排低矮的用泥坯、破布、烂席、塑料搭起的破房子，密密麻麻，苍蝇、蚊子肆虐，拥挤程度难以置信。而那些散居在马路旁、荒丘上、野地里，甚至在废弃的破车厢、旧水泥管道内的贫民更是“家徒四壁”。一路上的农村像中国的西北农舍一样破旧不堪，其实印度土地很肥沃，国土不及中国三分之一，可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农作物一年多熟。
印度贫民窟的形成之初都是从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开始的，所以叫做“非正式聚集地”。印度贫民窟的长期存在，有人分析是印度政客们的一个阴谋，原因在于，贫民窟是他们的一个大票仓。贫民窟里有无穷无尽的需求，供水、供电、学校、厕所、下水道等等，都等待政府来解决，政客们少许的承诺和恩惠就足以赢得一部分选票，政府的无为给政客们留下掏空国家的机会，也给黑社会留下压榨百姓的空间。但是印度民主制度的好处又在于，它给民众留下了自己组织起来反抗政客和黑社会的权利。在贫民窟中，有不少如“人民运动”的自发非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在印度宪法中，保护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权优先于保障公共和私人的土地所有权。
印度穷人整体上生活成本低，这同印度的国情有关系。一是吃的成本很低。印度人吃饭是用手抓饭，筷子、勺子等都不需要。此外，印度人半数以上不吃荤，不吃牛肉、猪肉。穷人的饮食结构中不包括鸡鸭鱼肉，大多数富人也从不开荤。二是穿的成本很低，因天气炎热，特别在南方一年四季穿件短衣短裤就够了。所以，对穷人来说，缝衣钱、鞋钱、袜钱，统统可以省去。三是住的成本很低，不少穷人就睡在大街上、操场上、过道上，只需一块布、一张纸铺在地上，蚊帐钱、被褥钱、照明钱、空调钱等都可以省去。四是其它方面的成本也很低，例如，在孟买用水免费，游览公立的博物馆、公园，到公立医院看病等，都不用掏钱，基本免费。
印度宗教造就了甘地精神，而甘地精神又深深影响了印度人，印度人继承了国父的品德：“平和、忍让、非暴力”。所以，印度穷人尽管再穷，整体上安分守己，也不怎么思变。一般也只是怨前世造了孽，很少会把怨气发到富人身上，更少有因为穷铤而走险的。受苦受难是他们自认的命运，政府的救助是对他们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也是正常的事。印度人相信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的宗教思想，害怕做了坏事会遭报应，因而只希望神保佑他们从苦海中解脱。另一方面，印度政府每年补贴十几亿美金，给极端贫困者发放食品券。正因为如此，印度贫富之间基本上能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印度穷人这样逆来顺受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在印度期间，亲眼所见印度穷人，包括乞丐很安分、守规矩，虽然也听说过乞丐有时难免贪小便宜，顺手牵羊，小偷小摸，但绝大部分人即使再穷，也不会去偷盗、抢劫。穷人报复富人者，鲜有所闻。在印度社会贫富悬殊到了极致，但穷人富人竟能井水不犯河水，截然分明，彼此相安无事，这确实值得我们中国思考。可以从另一面说明，印度多数富人的财富积累比较乾净，取之有道，特别是改革后，印度软件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出的大批精英中产阶级。这是印度穷人安分守己的重要原因，也是穷人学习中产阶级希望所在。
低种姓印度司机
我们在印度的司机是一个低种姓的男子，因为长期为中国旅游团服务，能讲中文。他告诉我们自己的经历：八十年代中为了逃避贫困，父母带着他与弟弟妹妹离开农村来到新德里。开始一无所有，父亲找了一块空地用几块塑料布搭起一个破帐篷为家，从此跟许多穷人一样赖在贫民窟里安营扎寨，一呆就是十几年。印度司机也在贫民窟里长大结婚生子，全家二代十多人成了那里的“永久居民”。最初几年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对付蛇、各种昆虫和疾病上面。一到雨季他们“家”顿时就变成了一个臭水坑。为了生存，他当过刷盘工，修路工、做过小贩、最后参加政府提供的低价收费的驾驶学习班，现在为旅游公司开车，月薪相当于4000人民币，还享有无限制的医疗保险、免费午餐、交通费、印度教节假日津贴等。司机的收入水平，即使在中国也达到了小康，有能力为自己的两个孩子提供好的教育。
司机告诉我们：他的弟弟很努力读书，政府规定公立大学必须为“不可接触者”保留50%配额。弟弟就是靠这政策进大学的，毕业后再到政府开办的高职软件培训班，现在南方软件产业科技园工作，工资比他高许多是真正中产阶级。曾经一贫如洗、低种姓出身的司机一家，如今竟能够从银行贷款在贫民窟为自己盖“违章建筑”，奠定了自己一家新生活的起点。他二楼新建的卧室，买了彩电、DVD，楼下铺了白色大理石地板，房后还修了一个洗澡间。他告诉我们，贫民窟里低种姓人很多，政府为了打破种姓观念，巨额奖金鼓励种姓通婚，妹妹与妹夫就拿到5万卢比。我问他们结婚顺利吗？司机回答“当然不”，男方父母激烈反对过，但没用，因为妹夫喜欢长得漂亮可爱的妹妹。贫民窟里像他们这样条件的人也不少，究竟为什么他们愿意赖在里面呢？关键是土地、房子、动迁、赔偿问题。现在他面临着许多中国的贫困阶层都面临的问题：拆迁。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贫民窟顽固地挡住了发展的路，但他们就是不走。因为手里有着捍卫自己权利的武器：选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怎么敢推倒阻挡经济发展的选民的房子呢？在印度，穷人即使一无所有，手里还有张选票，政府虽然没有效率，但也不敢对他们太坏。政客们为了选票不断来讨好他们，许诺改造贫民窟的公共环境，帮贫民窟铺设公用自来水管道，家里接通电话。司机与他的邻居们，还把自己的政客代理人送进了市议会，于是好处马上就来了。虽然他们是非法居住，但政府给他们建立了公共厕所。不过，贫民窟的生活还是艰苦的。他每天要排队等着用厕所，排队等着接自来水。这里没有清理垃圾的服务，垃圾到处乱扔，边上的河水已经发臭了。政府已获得大量投资急待扩建，想加速这块宝地的改造，首先要清理这些非法居留者的贫民窟。但是在印度，这样的拆迁却触动了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司机居住的贫民窟有几万户居民，他们选举时投票，比中产阶级还踊跃，被称为“选票银行”。谁敢动他们？铁路与公路的主干线，一度被棚户区包围。这些棚户居民因为离铁路太近、太拥挤，火车不得不减速。为了清理几万户棚户居民，足足花了五年时间谈判，谈何容易！因为国大党是最亲贫民窟的党。司机自豪地说：“那些住在高楼里的富人不投票，我们贫民每次都会去投。”“也正是我们的选票，使国大党在选举中总是获胜。”比起金碧辉煌的北京、上海来，新德里、孟买更像个大垃圾场，印度许许多多贫民们的经历，正说明了印度的力量。他们比起中国的民工来，起步虽低，却幸运得多，不用像中国外来农民工在城市遭受各种歧视，而是享受着各种同等的政府服务。
软件大国
“十年磨一剑”，印度软件业在短短十年内就跃居全球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软件大国，让人刮目相看。比尔盖茨曾惊呼，未来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欧洲，而是印度。今天全球软件发展市场，印度占据17%的份额，在信息产业最发达的美国，印度占据其软件销售市场份额高达60%。与之相比，2005年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出口仅有1.7亿美元，不足印度的1/10。1990年以前，印度的软件产业几乎是空白，软件出口更无从谈起。但经过十年的发展，软件产业出口增长近四十倍，2004年印度软件出口总额就达173亿。过去10年中，印度软件的年均增长率为42%。
印度政府非常重视软件产业的发展。早在开放之初的1991年，政府就制定了非常优惠的软件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不但非常优惠，而且一步到位给予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国民待遇，软件产业实行零税率政策。政府规定2010年前，凡在印度销售的软件产品免营业税，软件企业免征所得税。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励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这样，外国各软件公司（如美国微软公司、Sybase公司、Oracle公司等）、信息技术公司（IBM公司、摩托罗拉公司、诺基亚公司等）纷纷到印度兴办自己的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几乎所有的大型软件公司、信息技术公司均在印度设有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印度政府在其境内设立了几十个软件园，仅在卡纳塔卡邦就有４-５个软件园。其中，班加罗尔软件园是印度最大、最著名的软件园，并且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可谓是印度的硅谷。在每一个软件园内，政府均设立一个非盈利的管理机构，负责软件园内的管理工作。园内建立软件发展所需要的共享基础设施，并提供公共服务。印度政府组建以国家总理为组长的“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向政府提交了“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该计划在税收、银行贷款、风险投资、基础建设等方面采取了系统全面的促进措施，倾力为软件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印度政府试图通过该计划中108条政策的实施，达到2008年软件和信息服务出口500亿美元的目标，把印度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信息技术超级大国”。印度软件企业严格遵循CMM所规定原则进行软件产品开发过程的管理，从而保证了软件产品的质量，因此获得了全世界软件客户的认可和信任。CMM是由美国研制的评估软件能力与成熟度的一套标准，它侧重于软件发展过程的管理及工程能力的提高与评估，是目前国际上最流行最实用的软件生产过程标准和软件企业成熟度等级认证标准。而中国软件产业始终存“小、散、软”的局面，为了提高竞争力，中国也正在走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努力实施CMM认证。
400年左右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英文成为印度的第二官方语言。印度的教育也完全继承了英国的教育制度（英语教育），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就大力推行英语教学，部分学校采用英语讲授各门功课；大学免试入学，在大学阶段，除个别文科外，全部采用英语教学。所以，印度信息和软件产业一上马，就采用英文，因而可以使用现成的实用工程技术，这等于节省了30年的基础建设时间。对英语的熟练掌握使印度人能够快速学习先进的软件技术，大大加快了开发研制软件的速度，并且能够与美英等软件产业发达国家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在需要进行深入沟通的定制软件合同领域和软件服务领域更具有优势。20世纪，印度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杰出人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很高的英语水平，很容易融入国际社会，对外交流与合作极为便利。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今天，英语教学为印度培养国际交往人才带来了极大优势。印度现有300万IT技术工人，70万IT专业技术人员。全印度有1000多所IT教育机构，每年培养10多万IT专业人士。在印度，IT被称为“印度的明天”（India’s Tomorrow）。
印度与中国：不同的改革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早于印度十年，同为发展中国家，两国走了不同的发展之路。
印度的独立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在这过程中担当重任的也是高种姓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因此被跳过。有人说中印走了两条不同的民主化改革，印度是先“乱”，民众从开始就享受到自由，而后达到“治”；中国是始于“制”（秩序），民众要忍耐，长期缺乏自由，而后才过渡到“治”。但是这个“治”不是“人民想不想要”，而是“政府想不想给”。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开始就走低端产品低价值的加工业，十年后成为了低端产品加工的“世界工厂”，而印度由于长于软件服务业而被称为“世界办公室”。这两个称谓本身就体现出了两国经济发展的思路的差异。两种思路带来的后果不一样，中国一直都在为集装箱里装着笨重而价格低廉的出口商品而苦恼。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曾经算过一笔账：“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而印度人只要几皮箱芯片软件，就可以换中国整船的低价格货物。同样是经济起飞，从表面上看，中国好像开着豪华车飞奔，印度则还是老牛拉破车。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可是如今印度也达到8%左右了。老牛拉破车居然和开豪华车的速度差不太多。人家一旦上了豪华车，岂不轻松地把中国甩在后面？
我在想：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钱就那么多，投到这里，就少了那里。中国的发展是推倒民房建高楼，小民百姓为大资本让路。政府官员更牛，在世界最豪华漂亮的办公楼上班，而印度官员住在不象样办公楼办事还不算，在长年四十度高温的赤道办公室连空调都没钱装，因为他们不敢也无权奢侈消费纳税人的钱。中国政府把钱都拿去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城市建设恨不得比美国的城市看上去还要富丽堂皇，这恰恰说明在别的地方的投资不足。相反，印度城市破败，钱没有用在盖高楼上，却大力投到了教育上。据说印度公立大学生每年学费不过700-800元人民币，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教育开支仅占国民总产值的2%，是联合国规定最低标准的三分之一，列世界倒数几位。令人想不通的是干部公费出国考察经费每年高达2550亿元，但中国的义务教育总支出仅有1500亿左右。更令人想不通的是一个领袖为了所谓理想和文化大革命，竟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如果他不死，真不知中国何年才能恢复高考？对这样一个竟敢剥夺自己子民十年读书权力的领袖，无知的中国人却曾经顶礼膜拜呼喊“万岁！万万岁！”了三十年！
其实，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印度小民百姓拥有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在经济发展中有了讨价还价的武器，能够把资源配置权留在自己手里，改善自己的生活、教育自己的子弟。由于印度穷人有权利要求利益补偿，并且要价很高，所以不像中国老百姓那么容易打发。我一直在想：印度要拆一个贫民窟都如此困难？而我们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多么容易与辉煌，令世界目瞪口呆。中国是强调权力由上而下的国家，在九十年代就开始对数百个城市进行“总体规划”，但我们的规划是政府和开发商的联合体，卻把一座座宅院业主抛在旁边。我们的发展像水波一样把人一圈一圈往外撵，把城里人撵到郊区和乡下的可耕地上。铲车把绝大部分城市中心的灵魂消灭了，把每一座城市自己独特的文化沉淀消灭了，甚至把属于一些珍贵的建筑遗产消灭了。中国“圈地热”的背后，有惊人的腐败温床，利益诱惑、权力寻租、执法不力、违法圈地、虚假指标、暗箱操作、乱批乱占、低价出让、补偿欠缺。地方政府请客，老百姓买单；三无农民大量出现，（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而每个利益集团只知道死死把住已到手的利益不放，每一寸土地都以金钱的角度去衡量其价值，全然不顾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面对子孙后代将来无地可耕无饭可吃的前景又算得了什么？在这场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中正是“人人为己、天诛地灭”。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改革，中产阶级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带动经济持续发展，而且还保持社会的稳定。克林顿曾说过：印度的潜力将比中国大，因为它将会出现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印度改革开放15年来最重要成果就是产生了大量中产阶级，迅速猛增至占总人口的25%，超过2.5亿，这一点比中国强。印度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社会购买力也逐步扩大，穷人的生活不断得到真正的改善，国家的经济也终能走上良性循环。反观中国则是穷人没钱买，富人不想买，社会购买力始终提升不起，这样国家经济虽然在增长，但恶性循环会越来越严重，造成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
注重发展高端科技、高附加值的电子软件产业，使印度的国民经济增长不需要像我们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资源巨大浪费与环境严重污染，还要耗费巨大财力精力来转型。当然这里也有一些原因：首先国家体制帮了印度的忙，以美国英国日本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投资与高端技术的转让上绝对倾向于民主政权的印度，而打压限制不同意识形态的中国；其次殖民主义留下的政治体制为印度储备与培养了不少英语体系的精英人才。印度的GDP总值已经进入万亿美金经济行列，成为全球第十二个国家的里程碑。这次，中国通过长达三年的谈判，直到2006年夏天，才终于使英特尔放弃印度与以色列，准备投资中国大连25亿美金，建设一个生产300毫米芯片工厂。英特尔在中国建厂，将使其在产能和市场培育上占领先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将有利于中国自主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与培养专门人才。
打开近代工业发展史，我们能看到19世纪末的美国，到20世纪的日本与韩国、后发“工业明星们”都建立起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但中国没有。就拿在中国飞速发展的汽车业来说：前合资时代走了23年，二十年南柯一梦，不仅品牌与技术几乎空白，更完全是以“市场换技术”，吉利的汽车像温州人卖鞋子一样廉价卖到亚非拉，只有产品没有技术的企业怎么会有全球竞争力？今天政府方清醒，要在政策上大力支持国产商开发自主高端品牌，后合资时代中国又面临一场对决，一场危险的“赛车”。对方是汽车工业界百年老将，我方是一群初生婴儿和两个初出江湖的中国小子，一场真正的生死决战。
比较印度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印度每年投入教育经费为国民收入的6%，主要流入高等教育。1965年时印度的高校生为中国2倍多(若考虑两国人口比例，则近4倍)，而毛却在此期间把中国少得可怜的知识分子精英下放农村，大学停办，后再招收一些都是当时水平较差的工农兵，导致十年教育混乱倒退。印度教育开支侧重大学，这维护了印度精英阶层的利益，因为原统治阶层的子女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受过良好的中、小学教育，加重大学教育投资，大大有利原统治阶层维持权力基础。印度教育的问题是忽视基础教育、扫盲，这也正是印度的半封建种姓制度得以保存至今天的原因。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无可能全面现代化，这导致了印度至今无法完全演变为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印度教育给予普通人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大批平民子女通过政府支助的教育道路，成为软件产业的生力军，成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这正好是穷人的希望与榜样所在。更重要的是穷人手中都有真正的选举权一票，可以独立思考选出能为穷人说话服务的政党和领导人。贫民窟出生的司机就是一个活生生事例。
没有民工潮的农业大国
中国每年春节都有上亿回乡与返城打工的民工潮，属实让中国各级领导紧张一番！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奈，为生活所迫情愿荒弃耕地远离家乡去做民工。中国民工潮的源头是什么？从法制观上讲这是长期的户口制造成的局面，户口制本身也是维护和导致城乡不平等差别的产物。改革开放像打开了水笼头，“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穷的地方必然涌向富裕沿海城市。巨大的诱惑力，成千上万的外贸出口加工厂、世界低产值的制造厂，需要几亿廉价农民工，民工为了这份微薄工资来养家糊口甘愿受剥削。
照理讲，同是人口超级大国、国民大多数是农民、城乡贫富差距严重、存在巨大的廉价劳动力、正处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十一亿人口大国的印度同样也会产生这一现象，但让我奇怪的是印度并没有民工潮。印度没有户口制、没有狂热去发展世界加工制造业，同时宗教信仰造就了农民与民众的安分。其次，印度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像我们那样遭受如此巨大的破坏，这就为很多农民提供了可以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的一个保证。另外，印度政府采取了和我们不同的土地政策，允许外来人员在城市里搭建“违章建筑”，他们不用像中国的流浪人那样总是在城市里到处被追赶。这还是得益于每个贫民都有一张选票，政府官员上台需要这张选票，并要不断承诺努力改善着贫民窟的生活质量。所以，贫民窟就成为了他们的家。中国官员不存在老百姓选票的威胁和牵制，他们担心的是党对自己的信任程度，而不是人民的信任度。
中国民工大都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从事的只能是低端的制造业，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着紧密的关系。1947年印度独立时宣布废除种姓制度，但半世纪过去了，目前印度仍有1亿6千万低种姓族人，占全国人口16%，其中三分之二是文盲，半数是农民。印度文盲比中国多，可青年能上大学的比例却比中国高，他们的民工一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且从事着相当技术含量的工作。虽然印度还有许多民工现在比我们的民工还穷，但他们比我们更有希望，因为他们的政治权利、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都比我们强。
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令世界兴奋，中国的发展是一条直线，错与对都没有大的干扰；印度则不同，一个人说“好”的东西，肯定有十人说出“不好”的意见。中国有邓小平，印度没有这样决定性的人物。中国体制能独断专行，快刀斩乱麻，不用考虑民主制度带来的麻烦顺序。在印度，对与错是没有界线的，一件事永远讨论不完。当中国崛起成事实后，印度人方醒悟过来，就连最保守的人也不得不放弃所谓的“印度均衡论”，转而支持改革。印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社会。但印度人在努力，在世界上特别在亚洲，它一直在暗暗与中国赛跑。西方国家曾怀疑印度“不正常的民主”必然会消失，他们认为民主制度是拥有中产阶级的富裕国家才能实现的。但万没想到，印度对民主政治的坚持，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成功典范。所以对“印度模式”十分推崇，认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穷民主国家”。印度给中国的启示是：第一、民主政治制度不需要用革命流血的方法，去摧毁任何事物来换取。第二、印度虽然因为它的民主而发展缓慢，但长期而言，它似乎比起专制的中国更能够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印度的发展选择是整个社会辩论多年的结果。其方向经过反对党的试练、测试，根植于民主的合法性。自由争辩，取得共识已日渐演进与稳固。而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方向，只反映出共产党里支配集团的偏好，不能充分体现老百姓利益。现在，这个发展中大国已搭乘着高科技列车隆隆地快速驶入二十一世纪，她的潜力不容忽视，又一个亚洲大国的崛起在蕴量之中。
附：
教育促进印度软件业大发展
印度软件业突飞猛进的发展绝非偶然，除了得益于印度政府未雨绸缪，超前采取一系列发展软件业的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注意软件技术人才的培养。这是印度软件成功之本。
软件业是一个技术更新非常迅速的行业，为此，人才培养必须跟上技术发展。美国《商业周刊》有这样定论：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是印度史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是百万富翁的制造地。55年前，印度创设第一所理工大学，选址在卡拉格普尔，英国殖民者专门关押印度政治犯的监狱，就是希望学校永远记住，“人才是印度富强之本”。如今这所名校在印度各地共有七所分校，三万多名学生，每年经费投入十亿元左右。每年共招4000多名新生，全印度上千万学生要挤进这扇窄门，只有通过一个管道——参加联合入学考试。政府还特别制定一个为它量身打造的独立法案，将学校定为“国家级重要机构”。该校最成功之路是：高度自治，绝对自由。可以选择“要教谁、谁来教、教什么”。所有课程设计、招生、教职员招聘，全由教师组成的学术议会裁定，不受政府、政党、一切非学术势力的干扰与压力。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盛赞它是具有全球影响力、“令人不可思议”的学校。据美国硅谷高科技基地统计：2000家新创公司中，有40%由印度人创立，绝大部分都是该校学生，在全球名校中学生毕业成为百万（美金）富翁比例最高的也是该校。半世纪来该校为印度培养出17万毕业生，去美国有3.5万人。在印度有个说法：该校毕业的人一只脚踩在印度土地，另外一只脚踏进印度航空。不知中国清华大学有否这样世界共认的辉煌？
另一方面，要迅速培养大量软件人才，光靠大学不行，因为建立大学需要大量投资，且大学的学习时间往往较长。为此，印度政府大量投入职业教育培训帮助平民子女，这又是印度软件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则决定了它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印度软件人才培训模式的首要特点，不是学术教育来培养，而是通过职业教育。目前，印度每年约有50万新生软件人才，其中大学毕业的只有7.4万，其余的几乎全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模式培养的。这一资料充分反映了其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的职业教育定位。为什么印度主要通过职业教育，而不是学术教育来培养软件人才？主要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对大多数软件人才来说，主要的能力是做，而不是掌握系统的计算机理论进行科学研究。他们在培训过程中，对计算机专业和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严格按照ＣＭＭ标准来进行培训，为高科技的软件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