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熊蕾供新浪观察专稿
为纪念人类首次成功攀上世界最高峰50周年，国内新闻媒体做了很多报道，也有些惊人之举。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央视对中国专业和业余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实况报道。
但是，这些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似乎少了一点“中国特色”。那就是，大多数纪念活动和文章，和西方国家的调子几乎没有区别，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珠峰探险历史的另一面。
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最高峰拥有主权的国家，又是一个曾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倍受帝国主义英国欺凌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由英国组织的珠峰探险成功登顶50周年的纪念，是否应该同西方主流媒介如出一辙？本文拟将中外媒体纪念这个事件时都忽略的一些历史事实，做一概略回顾，供热衷于珠峰探险的媒介同行和国人思考。
最早组织对珠峰探险活动的，是英国人。据已故北京大学地理教授林超1958年发表的《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阿尔卑斯俱乐部联合组织的第一次探险，是在1921年。从1921年到1953年，共组织过对珠峰的13次探险活动，其中9次是英国人主持，一次是英美合作，3次是瑞士组织。其中从1921年到1938年的7次都是英国单独组织，1950年的第8次是英美合作。也就是说，最早对珠峰的探险活动，都是由英国垄断的。这些，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新闻媒介在纪念人类首次成功攀登珠峰50周年时却回避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就是积极发起1921年第一次珠峰探险活动的，是时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的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
荣赫鹏何许人也？他就是1904年入侵到拉萨的英国远征军统领，是一个双手沾满西藏人民鲜血的侵略者。他下令用枪炮屠杀只有弓箭长矛的藏军士兵的行径，连当时一些英国人都为之齿冷。
以探险家知名的荣赫鹏是1863年出生在印度的英国人。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确富有探险精神，曾经在极困难的情况下，穿越戈壁，登上喀拉昆仑。但是，和他的探险精神同样突出的是他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信仰。所以荣赫鹏的探险决不单纯。英国书评家戈登·凯评论帕特里克·佛伦奇所著《荣赫鹏：最后的帝国大冒险家》(1995)时说，荣赫鹏的探险，出现在19世纪沙俄和大英帝国在“大角逐”中在谁控制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问题上形成对峙的时刻。所谓大角逐，就是搜集从阿富汗到新疆、西藏等大片未知领土的情报并实施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权。荣赫鹏一心效忠于英国女王和大英帝国，“没有一点私心”。“他的大半生都是个帝国主义者。”“他确信俄国想要印度，因此必然要争夺西藏。”所以荣赫鹏力主用兵西藏，并积极支持西藏地方政权从中国版图中分离出去，是“藏独”的始作俑者。
我们的媒介忽略的另一点历史事实，就是荣赫鹏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组织珠峰探险的目的。荣赫鹏自己在他的《埃佛勒斯(即珠峰)史诗》(The Epic of Mount Everest)中说得很清楚，攀登珠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征服”。他说，“当我们看到一座山的时候，我们迟早都会被努力达到它的顶峰的欲望所驱使。我们不能让它永远站在那里而不去攀登它。这里有希望‘会当临绝顶’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山对我们形成了挑战。我们必须通过和它的较量来显示我们能够达到山顶。……我们要展示我们的英武。”
荣赫鹏承认，最初看到珠峰的时候，是想不到要登上“那个顶峰”的。因为那顶峰直插云天，人所不能企及。多少世纪以来，印度人就翘首仰望着喜马拉雅山的座座山峰，就连攀登较矮的山峰都不敢想，更别说珠峰了。然而，来自北海岛国的英国人，在18世纪征服了阿尔卑斯山以后，就转向更高的山峰。19世纪，在他们征服了高加索山和安第斯山之后，他们打起了喜马拉雅山的主意。荣赫鹏说，攀登珠峰，是为了显示“人，作为精神的力量的化身，意味着比最强大的物质力量都更优越”。虽然山比人高，但是“人的意志将会表明他的精神更高大，而且人若不把山踩在脚下，叫山俯首称臣，他是不会满足的”。这是攀登珠峰的想法的“核心秘密”。他还说，皇家地理学会之所以对攀登珠峰感兴趣，是因为它不愿意承认地球表面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人上不去的。
荣赫鹏的气概确实非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这里讲的人，应该不是那些世世代代翘首仰望珠峰却“不敢”去攀缘它的人。他在乎的人，只是大英帝国的人。他对攀登珠峰目的的解说，把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征服欲望表达的淋漓尽致。
我们大多数媒体忽略的另一个事实，就是关于珠穆朗玛峰的名称之争。从荣赫鹏时代直到今天，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人根本无视西藏人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命名喜马拉雅最高的山峰为“大地圣母”珠穆朗玛，却把1830年到1843年担任印度测量局局长的英国殖民者乔治·埃佛勒斯的名字强加给这座圣洁的山峰。我国藏族学者格勒认为，这是对藏族文化历史和藏族人民极大的不尊重，也不符合地理名称应采用当地有名在先者的国际惯例。
据林超教授考证，标有珠穆朗玛峰名字的地图早在1719年就收入了康熙皇帝的《皇舆全览图》，当时该峰的名字是用满文标注的。这是有关这座地球最高峰的最早的官方文献。后来，参与了地图修订工作的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把《皇舆全览图》送到了法国，法国的皇家制图官唐维尔于1733年根据该图编制了“中国新地图”。这一法国版的中国地图册包括两幅西藏地图，这两幅地图上都用法语标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名字(M. Tchoumour Lancma)。康熙版的《皇舆全览图》在道光和同治年间曾在中国复制并流传到更大范围。虽然当时的地图中珠穆朗玛峰的汉语名字与现代汉语书写不同，但发音完全一样，而且音译与藏语的音节、发音非常吻合。1836年，德国地理学家克拉普洛息根据中国地图和文献发表了一份中亚地图，其中标出了珠穆朗玛峰的德语名称(Disomo langma)。康熙时期对珠穆朗玛峰的测量和记录比英国殖民者对该峰的测绘早了130多年。即使后来印度测绘局发现珠穆朗玛是世界最高峰，但这一发现与埃佛勒斯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将珠穆朗玛峰命名为埃佛勒斯是出于无知，那么半个多世纪之后，当他们发现该峰早已有自己的藏语名称的时候，他们却故意坚持错误。1920年，曾经在印度服役的布鲁士准将在英国首次赴珠峰探险队出征前曾这样说：“我希望即使这一准备中的探险队找到它的真正名称，看到它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写在山上，我们也不要理它。我知道你们一定同意没有一个名称比埃佛勒斯更美妙更合适。”
藏学研究中心研究藏族宗教的学者郑堆说，英国殖民者用他们西方人的名字给珠峰命名，实际上是置事实于不顾。即使英国人最早用现代的仪器测量了珠峰的高度并宣布其为世界最高峰，他们没有也权利以珠峰的发现者自居，并以一个殖民者的名字命名该峰。
在纪念人类首次攀登珠峰50周年的时候，没有一个西方主流媒介注意到并纠正了这个殖民主义的错误。他们对藏族人民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他们纪念的又究竟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忽略了当地藏族人民对攀登珠峰的看法。藏族人民有转神山圣湖的传统，但却鲜有把大山踩在脚下的念头。这种顺其自然的态度是当年荣赫鹏所蔑视的，然而今天看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要比征服自然文明得多。当年藏族人民就不欢迎英国人去骚扰他们的圣母，通往珠穆朗玛峰的道路，是荣赫鹏用武力打开的。
当经济落后的西藏已无法阻挡野心勃勃的英国人时，当地土著居民被强行拉入了珠峰探险活动。但是在英国人垄断的探险中，他们的地位只是苦力和脚夫，虽然他们一次次把沉重的物资背到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方，他们却连“登山者”的身份都没有。和新西兰人希拉里在1953年5月29日一起登上珠峰顶峰的著名夏尔巴人丹增诺盖，在参加了数次珠峰探险，直到1952年，才在瑞士人组织的攀登珠峰活动中第一次被承认为“登山队员”。和一心想把珠峰踩在脚下的西方人不同，丹增诺盖在回忆他那次著名的攀登时说，每(用冰镐)凿一下冰岩(以作为向上攀登的落脚点)，“我都要乞求圣母的饶恕”。他是害怕他的敲凿会弄痛了珠峰。这样的感情，难道不能给我们一些启迪吗？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阎银良对目前的“征服”珠峰热就很有看法。他尤其反感某电视台一位女主持人的说法，那位小姐居然说，“人类一定能像征服珠峰一样战胜非典”！阎局长说，怎么能把圣洁的珠峰与危害人类健康的非典病毒相提并论呢！他认为，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征服”的观念早已经过时了。纪念攀登珠峰，为什么不能提出一些新的观念呢？为什么不能提出一些善待珠峰、与珠峰为友的观念，而一定要“征服”它呢？
珠峰保护区管理局辖区3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31个香港。他们每年发动当地群众从珠峰清理的登山垃圾，能装运五、六辆大卡车，而处理这些垃圾的焚烧厂，因资金短缺还尚未上马。尽管如此，阎局长并没有一概排斥攀登珠峰，而是希望这样的活动应该树立新的理念，而不要跟着荣赫鹏这样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亦步亦趋。
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