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至1964年间征服8000米级山峰的热潮中，由于国家的利益，举国上下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希望他们的登山家能首先登顶。各国最优秀的登山家们装备了最精良的设备代表本国的人民去登山。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登山同国家利益相关联的观念不复存在了。同时国家也就不在登山运动上投入那么多的资金。我们必须自找财源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幸运的是工商界和新闻界开始对大的登山活动感兴趣。如果看准了对象，且锲而不舍地做工作，为登山找赞助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对我来讲花别人赞助的钱去登山更心安理得一些。
喜玛拉雅山脉远非阿尔卑斯山脉那样容易接近。进山以后，我们需要数周逐渐适应的过程的规律。时至今日，也许可以乘直升机抵达进山前的最后一个小镇，但从这之后到大本营还是要靠双脚，直接乘直升机抵达大本营对身体调节是不利的，甚至是危险的。如果要登高，那就从低处开始。逐渐适应是身体调节的重要步骤，从1970年以来我一直保持着徒步进山的习惯，连走路的步幅都没有改变。在过去16年里，我的唯一变化是越来越喜爱登山了。
1970年当我第一次进军喜马拉雅山脉时，我遵循着所有的传统登山方式。在南迦帕尔巴特峰，我们按常规的、笨拙的方式向上攀登，勘察、修路、拉绳，每段路都要上下几回，然后建营，储存食品，由于有强大的后勤支援队伍，我登顶了。而且登顶了两次：第一次是我自己，第二次是同我弟弟一道。在这以后的五年当中我一直沿用这种传统的登山方式，直到我有了改变这种方式的思路和技术。在我开始登山生涯时，争取赞助辊一件困难的事，所以只能进行低耗资的登山活动，这也迫使我考虑改变常规的高耗资的登山方式。于是我在喜马拉雅山脉重操我在阿尔卑斯山脉使用的“阿尔卑斯式”登山。如果我能无氧登并能自建高山营地，那我就不需要高山搬运工。如果不用搬运工，我就无需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花在他们身上，我就能更有效的攀登，在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想登得更高，就必须轻装，必须减少人和物。同许多工商企业有时不得不精减某些“不可缺少”的雇员一样，我也得这样做，对我来讲，不用搬运工，少用技术装备登山方式比那种依赖技术装备的登山方式更公平合理。
攀登所有8000米级山峰时我没有使用氧气设备。我登山时也从不使用会在崖壁上留下痕迹的膨胀岩石锥。这是我开始在阿尔卑斯登山时就遵循的原则。膨胀岩石锥可以保证固定，减少危险，但我认为使用膨胀岩石锥是作弊行为。1978年时我自知可以吸氧登达8500的高度，但我没有去登。我要试试，我自己的力量，而不靠其它器具，究竟能登多高。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操作器具的人，我要拓展所谓“不可逾越的极限。”
今天，当我回首过去16年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日日夜夜，我忘不了那些我几乎坚持不住了的时刻；忘不了那些8000米级的山峰带给我的恐惧；忘不了对自我能力怀疑是如何折磨着我。这16年是汗水加苦练的16年，为了战胜危险，为了生存，我必须持之以恒地，精力集中地训练；这16年是失败和重新开始的一次次重复这些是我成功的关键。
在1982年一年之内，我成功地登顶了三座8000米级的山峰。在这之后我作出了攀登世界上全部8000米以上山峰决定。但我要做的不仅仅是登顶。1984年我实现了加舒布鲁一峰和二峰的跨越。这对我来讲比登顶所有14座8000米级的山峰都重要。我不是为了登顶而登山，而是为了实现将自己推向极限的想法。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从传统路线登顶马卡鲁峰和洛子峰，但在传统路线上我也创造了纪录：俩人第一次在一个登山季节中登上这两座山峰。其它登山家曾试图主样做，但都没有成功。
总计起来，我十八次登顶8000米级的山峰，有四座山峰登顶两次。截至1986年10月16日，如果按许多人的说法，把登顶全部8000米级的山峰看作一场“竞赛”，那么我在这场竞赛中遥遥领先。
1970年当我开始攀登8000米级山峰时，只有一位健在登山家登顶过两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他是克特.迪姆勃格。何门.布尔是第一位登顶两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西方登山家，他于1957年死于山难。我是第一位登顶三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山家，并保持着登顶8000米级山峰数目的纪录。除我之外，截止至86年10月16日，波兰登山家库库茨卡12次登顶过八座8000米级的山峰，其中两次登顶布洛德峰，我同他登顶的次数之比是3：2。
感谢上帝对我的青睐，我是幸运的，我希望上帝把幸运降临给所有为8000米级高峰而着迷的登山家们：库库茨卡、罗瑞坦、尾崎……。同山相比我们都是渺小的，再多的人也征服不了山。我们都需要幸运。
登顶世界上全部8000米级的山峰不值得我骄傲；我所有的成功都不值得我骄傲；值得我骄傲的只有一件事，我生存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