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地狱和喜玛拉雅
直到1969年我还一一个盲目狂热的登山爱好者，整个夏天都是在登山。我做高山导游养活自己，偶尔也去讲讲课，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训练，登山和攀岩上了。德国队1968年从如派尔壁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失利的消息第一次激发了我挑战8000米级高峰的热情。1969年，我成功地在风雪中沿最艰难的路线单独攀登了东阿尔卑斯山脉的三座山峰；我还单独攀上了西阿尔卑斯山脉上一面难度最大的崖壁—阿尔卑斯山脉对我来讲已经太小了，不够我显身手的了。作为一个没有经验，没有耐心的年轻人，除去天生的好奇心外，我要去登8000米级山峰的目的只有一个：看看我能登多高，试试我的极限在哪里。那时，南迦帕尔巴特峰的如派尔壁路线是我向8000米级山峰进军的第一选择。但是我不知道能否成行，谁会带我去呢？1969年春季一只小规模的安第斯山脉登山队曾邀请我入伙；不过那是因为有人临时退缩；去登8000米级山峰的可能性在那时对我来讲实在太小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毫无资金保障，而且由于我同一家法国广告公司签了一年的合同—我的时间被占用了。那一年的收入算下来不够支付这笔登山费用，为了积累资金，我不得不多打工。
值得庆幸是，一些登山家依靠广告赞助实现了登山的梦想。登山界的前辈瓦特尔. 波纳梯为我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按他的指点，我终于获得了第一笔广告赞助，这位登山家还把他最后一本谈登山的书《伟大的日子》赠给了我，并在扉页上题道：“给莱因霍德. 梅斯纳尔—登山运动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位传人。”这些鼓励使我的自信心大增。作为一个南台若林人，没有比获得精神上的支持更重要的了。向波纳梯这样的前辈学习是我们这些年轻登山家重要的一课。
那时，喜马拉雅山脉对我来讲是个梦，是登山的天堂。当1969年秋我收到一支德国登山队从南壁路线 实 南迦帕尔巴特峰的邀请时惊喜万分。那次行动被称为西吉. 娄纪念探险。唯一的遗憾是我弟弟根舍不能与我同行。后来由于两名队员退出了登山队，根舍才有机会成为队员。
那是一次庞大的德国--奥地利联合登山探险，整个行动从1970年5月到7月断断续续持续了40天，根舍和我在 实 途中总走在队伍前面，并首次抵达前人从未到达过的摩克裂缝。然而坏天气和雪崩的威胁几次迫使我们返回大本营，一次根舍和我在雪中开路达一周之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估计到将很难逃脱不能登顶的命运，最后经过全队长时间的讨论，决定根舍、我等三人重返已设置好的最高营地并向顶峰进行最后冲击，另外两人在7400米处建营。 7月27日根舍和我突击顶峰成功。我们从如派尔壁—世界上最高的冰、岩混合壁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在登顶前的最后一段路上，我们精疲力竭，但我们准备好了一拼，我们的青春活力和登山热情使我们超越了自己的体能极限。
登顶之后，我弟弟的体力消耗殆尽，并出现早期高山反应，他没有气力迈步了，按原路带根舍沿如派尔壁下撤在当时不仅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绳子，无法进行保护，在陡峭的下撤途中根舍注定是要滑坠的。接近黄昏时，天上的云越聚越多，我决定从西壁下撤到摩克裂缝上方的山谷中，这是一个仓促的决定，我当时想晚上在谷中露营，第二天清晨从那里返回到如派尔壁并希望在那里遇到上来救助我们的队员。那一夜是漫长的、可怕的。我们在8000米的高度，没有露营设备，没有羽绒衣，没有氧气，甚至没有食品和水。那一夜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第二天清晨我看清了我们所处的位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离大本营远着哪！我们等到10点钟，不见救援队员的身影。这迫使我们面对这样的事实：在7400米处的两名队员并未上来接应而是自己去突击顶峰了。在绝望中，我们开始从南迦帕尔巴特峰达米尔一侧下撤。这时我已近乎失去理智，我的精神近乎离开了我的肉体。一次我摔倒了，向山下滑去，这使我猛醒过来—我一定要把弟弟带下山去。
南迦帕尔巴特峰的达米尔一侧不像如派尔壁那样陡。从上边向下看，似乎的脱离险境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找路下撤，直到第二天午夜，我们一直在求生的路上奋斗。我要不时停下来等待根舍，带他绕过冰塔区后我们到达一处侧壁。这生死悠关的下撤持续到第三天。我们到达了冰川区。我在前面探路，根舍却没有跟上来。当我转身搜寻他时，巨大的雪崩冲了下来，我已经通过了雪崩区，但人马上意识到：根舍正在雪崩区里，他被埋住了！我不能想像他已经死去了，我们曾经在一起进行过成百次的攀登，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了吗？我同他是绑在一起的，他不会自己留在这高山岩雪之中。
我在这冰封雪冻的冰川中用冻伤的手脚整整搜寻了一天一夜。这是我第一次懂得什么是发疯。我当时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是谁；不知道，也不在乎我的命运会如何。后来我也几乎无力行走，只能 目 绊绊，痛苦地移动。值得庆幸的是我遇到了几个伐木工人，他们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直到许多年后，我还不能从那次悲剧的刺激中恢复过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弟弟的死，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悲剧而求生存，那次登山后，我的六个脚趾和几个手指尖被截去了。我不相信我还能重返高山—当时我也不愿意再去了。弟弟的死带给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悲痛使我认识到一个登山家给他的全家带来多大的精神负担啊！我母亲哀求我不要再去登8000米级的山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