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审查制度没有这么小心翼翼，因此孕育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尤其是近些年，流行歌曲的主题趋于多样化，谢安琪和陈奕迅是其中的代表，《囍帖街》直指香港的街道规划改造缺乏人性，《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讽刺女友对男友的过分要求，然而这类批判和暗讽在十几年前只能是AMK和ANODIZE等地下乐队的小众话题。“如果能用音乐来引起社会的关注，通过音乐分享一些正面的讯息给大家，一定是件好事。”
“就创作过程而言，我常用贱形容自己，越是叫我往东，我就越想往西。当大家都做同一类东西时，我就想找一个新的方向。”的确如他所言，1996年陈奕迅刚出道的时候，所有的流行歌曲都逃不出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似乎爱情就是亘古不衰的永恒话题，但他却在首张同名专辑里用《游离份子》描写一夜情，用《爱情，幼稚》展现出对于情侣相处学的疑惑。没过几年，他又通过《第五个现代化》质疑了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纵然如此，生意大于情意的唱片公司还是要把握商业与兴趣的平衡，不能任其自由发挥。
“如果公司觉得某一首歌会红，我也会配合去做，会努力把这个歌的意思诠释出来。于是当我有自己的喜好和偏爱的时候，公司也会尊重我的意见。反正一张专辑有十几首歌，完全可以做到让双方都满意。”其实做专辑对陈奕迅来说不是终极目的，专辑之后的演出才是他的兴趣所在，甚至弥补唱片当中的不足之处。“现场的声音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是一个直接的互动。我觉得编曲如果改一下，比如将原来钢琴变成现在的风琴，感觉就会很不同。做Live始终是我的最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