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昱 成都报道
经过长达5年的“爱情长跑”，成都市与国际代工巨头富士康终成眷属。
近日，富士康位于成都的项目正式签约。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包括LED—TV、LCD模组、LED背光模组及LED封装和照明光源生产线，另外还将涉足软件开发、精密模具生产、现代物流以及3C数码产品卖场等多个项目，总投资将达10亿美元。
“成都项目在发展初期，将采取外销加内销相结合的策略，并且外销占比会相对多一些，但随着内需市场的开拓，内销比例会越来越大并且最后会超越外销份额。”10月22日，成都市驻深办的夏捷说。作为成都市驻深办的工作人员，夏可以说是成都市争夺富士康的先锋部队之一。
这一个肇始于2004年的招商引资故事，经历了成都市的“单相思”、希望乍现随后便遭遇大地震和金融危机冲击、其他城市加入争夺等曲折经历。纵观整个故事脉络，折射出来的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代工巨头们开始加速在西部等空白点的布局以加快内需市场的开拓。
“就成都的项目而言，他们（富士康）将通过与长虹等本地其他企业开展合作；引入赛博数码广场作为内销的渠道，并以成都为中心，向其他二、三线城市拓展；此外在LED照明产品，将直接和四川省各级政府合作采购。”夏介绍说。
朦胧的单相思
2003年8月，英特尔宣布在成都投资3.75亿美元，用于封装和测试半导体产品。这一事件让原本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并不雄厚的成都市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野心也随之膨胀。这时，他们把眼光盯住了远在深圳的富士康。
在成都市看来，富士康集团整合上下游的能力非常强，这点是各地方政府最为看好的。如果富士康在某个地区投资，对当地产业的出口带动，还有产值的增加、就业增加，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但产业发展尚不殷实的成都要想迎娶这位国际代工巨头谈何容易。
思来想去，他们最终敲定先主攻富士康旗下的赛博数码广场项目，继而顺藤摸瓜把富士康下边的模具、连接器等项目引进成都的策略。随后，2005年，成都市长葛红林亲率游说团队奔赴深圳，目的就是为了那个数码广场项目能顺利落户。
不过，成都的热情并没得到富士康的热烈响应。“当时我们只见到它们一位部门总经理，没能接触到郭台铭总裁等核心人物，然后我们又以市领导的名义给郭总写了一封信，但最后信都到不了他手上。”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郑莉说。
这个时候，主抓国际市场的富士康尚在中东部跑马圈地般布局。2006年底，富士康落户武汉，2007年富士康科技工业园落户沈阳，随后落户南京。
看着这一系列动作，以郑莉为首的招商团队十分焦急，他们想通过富士康在成都的一些小关联企业而接触到高层，但这一切均无功而返。
现在回想起来，彼时，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影响力才逐渐开始，人才基础、产业配套能力等尚未满足大批量的代工业的落户。并且，作为国际代工巨头，不考虑物流成本并不占优势的西部地区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当时我们的想法也有点漫无目的，除了赛博数码广场，我们也没想明白富士康到成都能做哪个领域的项目。”郑莉说。
就这样，一晃3年过去了，郑莉们并没有找到任何的突破口。
合作的曙光乍现
转机在2008年初突然出现。此时，富士康在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布局基本完成，剩下唯有西部地区。
2007年１２月，曾在广西主政的刘奇葆调任四川省委书记。刘在广西工作期间，曾亲赴深圳考察富士康。随后不久，富士康决定在广西投资30亿美元，在铝材深加工、电子信息、环保节能、新型材料等产业开展全面合作。
“刘书记入川后对富士康的项目非常重视，并在2008年1月29日，由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亲自率领省台办、省招商局以及成都市政府领导等一干人马前往深圳。”郑莉说。这一次，接待他们的是几次登门拜访而未能相见的鸿海集团掌门人郭台铭。
据郑莉回忆，当时郭台铭对赴川投资开始有了兴趣，就让下属铺开一张中国地图。郭当场问黄小祥，“从四川连接欧亚大陆桥到欧洲路线该怎么走”。随即，黄小祥充当解说员，讲述了各条出川路线。
郑莉说，当时郭告诉黄小祥，到了2008年，其实富士康在沿海和中部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以后是不是往大西部走，就要看物流条件，所以他非常关心从四川到欧洲、到南亚包括通过船运到达越南的路该怎么走。
和富士康高层对话后，成都市方面开始频频行动，2008年春节刚过，市委书记李春城前往富士康沟通，并邀请郭台铭来成都考察。
2008年的五一，郑莉的招商团队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以郭为(郭为新闻,郭为说吧)首的富士康高管，当时，李春城尚在美国出差，获悉富士康高管的具体行程后，连夜赶回成都。这次考察当中，成都最终得以和富士康初步确定光电这个拟投资方向。
当时，也有部分光电显示产业的项目开始落户成都。是年3月，京东方成都TFT-LCD4.5代生产线正式开建，总投资达31亿元。7月23日，深天马A（000050.SZ）宣布出资3.6亿元，携手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合资公司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在成都兴建第二条4.5代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面板)生产线。
“我们结合成都的特点提出一些投资建议，也就部分政策做了沟通，但是感觉那时富士康对成都市的物流条件还是有疑虑，最终是否落户还在琢磨当中。”郑莉说。
但不容忽视的背景是，当时次贷危机尚且局限在金融市场领域，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未完全体现，因此，富士康似乎也并不急于拓展西部市场。
飞来的横祸
考察完毕，主宾相谈甚欢，这一切都让成都市有了无限的遐想。殊不知，接连而来的两场大灾难将这些梦想击得粉碎。
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半，成都市政府第一会议室，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谈将要举行。
参会的双方是成都市长葛红林和郭台铭的特别代表。内容是项目投资的具体细节。
“2点刚过，我们就到了会议室，大家当时的表情都很轻松，就等着会谈开始。”郑回忆说。始料不及的是，2时28分04秒，8级的强震从距离成都约200公里的汶川猝然袭来。在剧烈的摇晃中，郑莉们明白主题将不再是投资，而是抗震救灾。
郑莉表示，接下来该项目至少在两个月内是属于停滞的阶段，中间富士康曾派人员来过两次，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到四川省地震局，还有国家地震局了解地震对四川的影响。当时，成都市也专门做了地震影响分析报告。
“所幸的是，他们从相关部门得到的信息对成都说是非常正面的，大地震对成都的影响并不大。”郑说。但是，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等着。
在这一年的10月份，美国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这标志着，由美国开始爆发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全面性的金融危机。随后不久，危机开始蔓延全球，各国股指均遭受重创。同时，金融危机开始进一步蔓延到实体经济，作为全球的代工巨头，富士康也被市场上各种裁员的传言包围。
当时，富士康的相关负责人曾给郑莉看过三张表格，内容则是正在洽谈项目的产能和出货量的情况。“他说项目的走势不妙，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来决定这个事情。”郑说。
稍后不久，一封来自富士康的信被转交到四川省、成都市的主要领导手上，信中内容提及，在四川的投资决心不会改变，但是基于地震的影响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他们会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再重启投资项目。
看着手里的这封信，郑莉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这位曾在雷曼兄弟破产当天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见证金融风暴时，尚认为金融危机离中国还很遥远的中年妇女，此刻却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这一年，鸿海集团下属的富士康国际(02038，HK)的2008年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了83%。
转机来临
显然，成都市并不愿意就此放弃从2004年便开始的追求行动。金融危机带来的需要重新重视内地市场的教训、二季度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以及腾讯、阿里巴巴、英特尔相继在成都出手，也给成都增添了不少砝码。
于是，2009年6月18日李春城率领成都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其间，李春城与郭台铭先生进行了一次会面。郑莉回忆，当时双方谈的非常好，于是又相约另择时间再谈，最后双方还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该项目重新又进入实质性的洽谈阶段。
不过，事情并没有因此而一帆风顺。
2009年8月4日，富士康宣布斥资10亿美元在重庆建产业基地。不过，重庆市也如当初成都的思维一样，准备顺藤摸瓜，开始瞄准了富士康的其他产业项目。
彼时，郑莉的上司给她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抓机遇是第一位。因为就重庆、成都而言，两地相距很近，投资选择上差异并不大。
“但是我们还是比较焦灼，因为对方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讲，‘虽然是老总签了备忘录，但是我们要为老总负责，这个项目放在成都公司能不能赢利。’”郑莉说，当时他们感觉这个项目随时都可能出现问题。紧张的情绪再次在郑莉的团队中蔓延。
据郑莉回忆，当时四川省、成都市的主要领导都在为这个项目而努力，当时黄小祥还亲自前往深圳工厂洽谈。“在这样的上下夹击策略当中，我们近乎是逼着对方把他们的真实想法和项目的框架一步一步规划出来。他们需要的配套和政策，我们能给的都会给。”郑说。最后，经过和项目的一把手20来次拉锯式谈判，项目得以顺利签约。
长期负责与富士康接触的夏捷告诉记者，金融危机也使富士康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它们更想做到本地生产、本地销售。而之前其在沿海的布局基本完成，需要填补西部地区的空白。
“西部的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市场成熟度已经得到了IT巨头的认可，而现在已经进入薄利时代，西部与沿海相比仍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夏说。不过，对于富士康最为关心的物流方面的优惠政策，郑莉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仅表示已经有解决方案。
此外，成都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四川省日前发布了《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行动计划（2009-2011年）》，明确提出要将四川建成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西部电子信息产业高地”。
“成都则是四川打造‘西部电子信息产业高地’最重要的载体。富士康在成都投产的是IT产业链的终端产品，这意味着整个成都IT产业链的完善，这也让其真正具备了成为中国IT产业发展第四极的潜力。”该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