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对于差异化、个性化服务的需求空间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姜奇平转述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发现：“当个人可支配收入占个人总收入60%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个性化需求了。而在社会发展到这个水平之前，对人力的需求还大多停留在普通劳动力阶段，而不是大量提供特殊智慧的、个性化的、点对点的服务。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一个传统工业社会，突然产生了一个后工业社会的需求。这是个人没法改变的，无论是用什么样的体系和模式来推动网络新兴职业，都不能一下扩大它的需求空间和就业规模。”
此外，网络交易所需要的信誉体系尚不健全也阻碍其进一步发展。陈渡风说，参与者的信誉度最令人头疼，“我们这几年是靠什么解决的呢？主要是通过身份证的实名认证系统，甚至可以在信息上面跟公安部进行核对，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有效，仍然存在漏洞。”从信息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社会诚信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我们当下的信用体系建立还处在初级阶段，网络交易安全尚待完善。
尽管仍处于“适度超前”的阶段，姜奇平本人早已过上了这种网络化的新生活。10多年来，他一直身居城乡结合部从事互联网研究，“这边指挥《互联网周刊》研究高科技前沿，那边养花、种树，这时西红柿又掉了，我得去捡。”姜奇平认为这已是他的生活常态。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中城市，很多人已经提前进入这种状态。“在工作中生活，在生活中工作。目前这些人群在慢慢扩大，个性化服务的需求也在慢慢扩大，我们现在正处在临界点上。也许未来5年不会这样，但是10年以后可能会看到。”姜奇平预测说。
(责任编辑：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