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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他是欧阳修以后的文坛领袖，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著述十分丰富。
苏轼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l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入，一时名噪京师， 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队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睁丧。三十四岁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柠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神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苏轼出京作地方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八九年的时间，他撮然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视”．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酌“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想与创作也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转折。眨重甚苎旦旦迢韭韭些卫乳 苏轼山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经济困难，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t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枯更化”。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对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祜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远谪惠、儋时期 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刀次的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奉响，喜敢《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井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司，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在惠州采访，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苏轼留下的人文气息。说到苏轼对惠州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惠州西湖。
苏轼与惠州西湖
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惠州人，都能对“东坡公”在惠州的事情说上几句。要说苏轼对惠州西湖的影响，最有研究的当属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惠州市委员会主委的梁大和先生。梁先生这样总结了苏轼对惠州西湖五大影响：
苏轼喜爱游览西湖。东坡到惠不久，即被幽深、曲折、秀丽的西湖所倾倒，不仅常在白天游览，而且连夜里也在游览，甚至通宵达旦。他说：“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此处即惠州西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甚至再贬海南后，仍念念不忘西湖，曾说：“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日欲没，因并西山叩罗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
苏轼最早品题惠州西湖。东坡在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写的《江月五首》了。该诗不但描写了凉天佳月下的西湖美景，而且还有“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名句。因此说：“此为题品惠湖风景之始。”
苏轼曾为惠州助筑堤桥。为了解决西湖两岸的交通往来，东坡倡议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他带头“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在堤上建桥，取名西新桥。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落成，东坡写诗描述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为了纪念东坡的功绩，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于是才有了西湖八景之一的“苏堤玩月”。可以说苏轼助筑堤桥为西湖增添了不少魅力。
苏轼最早称丰湖为西湖。到了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东坡《赠昙秀》一诗，头一回将丰湖称作西湖。南宋后，人们逐渐普遍将丰湖称作西湖。因此，明代较早编辑《东坡寓惠集》的大学者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西湖因苏轼而更出名。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历代文化名人与惠州有较密切关系的多达400余人，其中做过丞相的政治家有陈尧佐、留正、文天祥，著名文艺家有李商隐、杨万里、刘克庄、黄遵宪、丘逢甲等。但他们对惠州西湖的影响，实无一人能与苏东坡相比。清乾隆归善学者黄安澜在其所著的《西湖苏迹》一书中说得好：“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
珍贵书画回归东坡纪念馆
东坡纪念馆内陈列着最新制作的有关惠州苏迹的立体模型，并用大量资料表现东坡在惠州期间的活动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两馆中共收藏了一百多件与苏东坡有关的展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惠州市文博人员的努力，苏轼于1095年在惠州所作的水墨画《墨竹长卷》流落海外近一个世纪后，终于在美国浮出水面。几经周折之后，用电脑按原作大小复制的《墨竹长卷》终于回到了画作的诞生地，并摆进展柜与观众见面。
苏东坡有着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他的画在北宋画坛引领时尚，被视为“文人画”的理论奠基人和杰出实践者。据苏轼在惠州时期的史料记载，他在惠州期间还画了不少水墨画，而为罗浮山邓守安道士所画的水墨画《墨竹长卷》便是其中一幅。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画作散失殆尽，在惠州竟没有留下一幅。据惠州市博物馆馆长袁学君介绍，不久前，惠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国外英文资料里找到了一幅《墨竹长卷》，很像苏东坡的作品，他们如获至宝。几经考证，终于得到证实：这幅《墨竹长卷》就是当年苏轼在惠州时期的作品。他们用电脑复制成长2米、高0.6米的与原画大小相同的尺寸，在国内首次完整地再现了《墨竹长卷》。
苏东坡在惠州创作的部分流落外地的作品也被寻到10多幅，经复制后在馆内首次展出。除《墨竹长卷》外，原作流落于德国的书法词作《归去来兮辞》等也摆进了东坡纪念馆。
“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所言，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王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
王朝云字子霞，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因家境清寒，自幼沦为歌妓，却独具一种清新、高雅的气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一次偶然的机会，苏轼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轻盈曼舞的王朝云，被朝云的气质所打动，娶她为妾，备加宠爱。苏轼有一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这首诗明写西湖旖旎风光，而实际上寄寓了苏东坡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苏东坡在杭州四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副使，这期间，朝云始终紧紧相随，陪伴在苏东坡身旁，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苏东坡性情豪爽，了无城府，常常诗词中畅论政见，数度因得罪当朝权贵而遭贬。在苏东坡的妻妾中，朝云最解东坡心意。有一次，苏东坡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个答道：“文章。”另一个答道：“见识。”苏东坡频频摇头。此时朝云笑答：“您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朝云随苏轼到惠州时，才三十岁出头，而当时苏东坡已年近花甲。眼看主人再无东山再起的希望，苏轼身边的侍儿姬妾都陆续离去，只有朝云始终如一，追随着苏东坡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了惠州。苏轼十分感动，刚到惠州不久，就为朝云赋诗一首：“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这首诗还有这样一个序言：“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当初白居易年老体衰时，深受其宠的美妾樊素便溜走了，白居易因而有诗“春随樊子一时归”。朝云与樊素同为舞妓出身，然而性情迥异。朝云的坚贞相随让老年苏轼备觉安慰。
没有想到的是，造化弄人。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年轻女人并没有陪伴老迈的苏轼走完他的人生之路，反而先于苏轼离开尘世的喧嚣。绍圣二年七月五日，朝云突然得了一种瘟疫，不治身亡。朝云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在咽气之前握着苏东坡的手，念着《金刚经》上的谒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意思是：“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像闪电，转眼之间就永远消逝了，因此没必要过于在意。”这番话不只是朝云对禅道的彻悟，其中也隐含着她临终时对东坡的无尽牵挂。
八月三日，按照朝云的心愿，苏东坡把她安葬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朝云安息之所是一个僻静的地方，黄昏时分可以听到阵阵松涛和禅寺的钟声。附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就是“六如亭”，用以纪念朝云。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副亭联不仅透射出苏东坡对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更饱含着他对一位红颜知己的无限深情。这副联已经损毁在漫长的岁月里。现存的朝云墓和六如亭是清朝伊秉绶任惠州知府时重修的，亭柱的石刻楹联是陈维所书：“从南海来时，经卷药炉，百尺江楼飞柳絮；自东坡去后，夜灯仙塔，一亭湖月冷梅花。”楹联形象、真切地概括了东坡与朝云当年贬谪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反映出千百年来朝云墓带给后人的阴冷、凄清的感觉。
为纪念苏轼侍妾王朝云修建的六如亭。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参考资料：http://www.paiai.com/Article/ss/yq/200402/1120.html
苏东坡在惠州的恋情
http://www.paiai.com/Article/ss/yq/200402/1120.html
苏轼与惠州西湖
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惠州人，都能对“东坡公”在惠州的事情说上几句。要说苏轼对惠州西湖的影响，最有研究的当属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惠州市委员会主委的梁大和先生。梁先生这样总结了苏轼对惠州西湖五大影响：
苏轼喜爱游览西湖。东坡到惠不久，即被幽深、曲折、秀丽的西湖所倾倒，不仅常在白天游览，而且连夜里也在游览，甚至通宵达旦。他说：“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此处即惠州西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甚至再贬海南后，仍念念不忘西湖，曾说：“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日欲没，因并西山叩罗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
苏轼最早品题惠州西湖。东坡在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写的《江月五首》了。该诗不但描写了凉天佳月下的西湖美景，而且还有“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名句。因此说：“此为题品惠湖风景之始。”
苏轼曾为惠州助筑堤桥。为了解决西湖两岸的交通往来，东坡倡议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他带头“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在堤上建桥，取名西新桥。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落成，东坡写诗描述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为了纪念东坡的功绩，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于是才有了西湖八景之一的“苏堤玩月”。可以说苏轼助筑堤桥为西湖增添了不少魅力。
苏轼最早称丰湖为西湖。到了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东坡《赠昙秀》一诗，头一回将丰湖称作西湖。南宋后，人们逐渐普遍将丰湖称作西湖。因此，明代较早编辑《东坡寓惠集》的大学者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西湖因苏轼而更出名。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历代文化名人与惠州有较密切关系的多达400余人，其中做过丞相的政治家有陈尧佐、留正、文天祥，著名文艺家有李商隐、杨万里、刘克庄、黄遵宪、丘逢甲等。但他们对惠州西湖的影响，实无一人能与苏东坡相比。清乾隆归善学者黄安澜在其所著的《西湖苏迹》一书中说得好：“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
珍贵书画回归东坡纪念馆
东坡纪念馆内陈列着最新制作的有关惠州苏迹的立体模型，并用大量资料表现东坡在惠州期间的活动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两馆中共收藏了一百多件与苏东坡有关的展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惠州市文博人员的努力，苏轼于1095年在惠州所作的水墨画《墨竹长卷》流落海外近一个世纪后，终于在美国浮出水面。几经周折之后，用电脑按原作大小复制的《墨竹长卷》终于回到了画作的诞生地，并摆进展柜与观众见面。
苏东坡有着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他的画在北宋画坛引领时尚，被视为“文人画”的理论奠基人和杰出实践者。据苏轼在惠州时期的史料记载，他在惠州期间还画了不少水墨画，而为罗浮山邓守安道士所画的水墨画《墨竹长卷》便是其中一幅。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画作散失殆尽，在惠州竟没有留下一幅。据惠州市博物馆馆长袁学君介绍，不久前，惠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国外英文资料里找到了一幅《墨竹长卷》，很像苏东坡的作品，他们如获至宝。几经考证，终于得到证实：这幅《墨竹长卷》就是当年苏轼在惠州时期的作品。他们用电脑复制成长2米、高0.6米的与原画大小相同的尺寸，在国内首次完整地再现了《墨竹长卷》。
苏东坡在惠州创作的部分流落外地的作品也被寻到10多幅，经复制后在馆内首次展出。除《墨竹长卷》外，原作流落于德国的书法词作《归去来兮辞》等也摆进了东坡纪念馆。
“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所言，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王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
王朝云字子霞，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因家境清寒，自幼沦为歌妓，却独具一种清新、高雅的气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一次偶然的机会，苏轼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轻盈曼舞的王朝云，被朝云的气质所打动，娶她为妾，备加宠爱。苏轼有一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这首诗明写西湖旖旎风光，而实际上寄寓了苏东坡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苏东坡在杭州四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副使，这期间，朝云始终紧紧相随，陪伴在苏东坡身旁，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苏东坡性情豪爽，了无城府，常常诗词中畅论政见，数度因得罪当朝权贵而遭贬。在苏东坡的妻妾中，朝云最解东坡心意。有一次，苏东坡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个答道：“文章。”另一个答道：“见识。”苏东坡频频摇头。此时朝云笑答：“您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惠州、儋州,皆东坡贬谪流放之地,苏轼能从贬谪流放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以幽默的笔调化解之,其乐观旷达的精神可见一斑。...唐庚(1071-1121),字子西,眉州丹棱人,与苏轼同乡,曾有《闻东坡贬惠州》诗,表示了对于苏轼的推崇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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