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的思想统治中国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直到今天，其遗毒仍然流传，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但在两千三百年前，儒家学派曾遭到了一次堪称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由秦始皇赢政所发起的焚书坑儒。
蓬勃发展的各种学术思潮中的四大学派——儒、法、道、墨——发展到公元前三世纪，道家因为本身崇尚清净无为，从不与人竞争；墨家也告没落，没落的原因不是它的理想不好，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它的理想太好，要求太高，以致必须有一种殉道的极端宗教感情，才可以胜任，这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不久就发生后继无人的枯竭现象，逐渐在人群中消失，只留下使人敬仰的如迷一般的学说和故事，供人研究与想象。
于是，实际上只有儒、法两家在对抗，两家的学者都渴望得到君主们的垂青，法家学派的方法是向君主分析利害，提出具体方案，使君主们悚然戒惧，不得不赋予权力。儒家学派是拒绝谈利害的，他们只谈仁义，只对君主歌颂功德，使君主们在非常舒服的精神状态中，任用他们担任官职。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是法家学派当权的时代，在各国从事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儒家学派自然被排除于权力之门，不过这并不能使儒家学派灰心。
赢政大帝喜欢出巡，他的足迹几乎遍于中国各地著名的山川。每到一处，赢政大帝一定要建立石碑作为纪念。石碑上夸耀他征服六国，统一世界的丰功伟业。这正是儒家的拿手，著名的于公元前219年立在泰山顶上的颂德碑，就是儒家学派的博士（当时的博士跟现代的博士不同，当时的博士是国家最高的学术研究员，他们有优厚的薪水，地位仅次于“九卿”之一的“奉常”，可以经常觐见皇帝，而皇帝也经常召见他们。秦政府的博士，包括各学派的门徒和学者）跟故鲁国的儒生的杰作，赢政大帝十分高兴。
于是儒家学派认为机会已到，遂进一步做了一件自信赢政大帝一定会龙心大悦的事，那就是他们建议赢政大帝分封他的儿子们到各地当国王。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当时著名的大儒，太子扶苏的老师）正式上书给赢政大帝说：“从前商周两个王朝，立国都有千年（注：这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式的信口开河，实际上商王朝立国只有662年，周王朝连洛阳那种卖九鼎的日子包括在内，不过879年，距千年都远得很），主要原因在于分封儿子兄弟，作为枝叶。现在陛下虽富有世界，可是你的儿子们却跟平民一样，一旦发生危险，便没有人相救。凡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从没有听说过。”
（注意这最后三句话——凡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从没有听说过——它就是儒家学派的中心思想。）
这种明显是对秦王朝立国精神进行颠覆的论调立刻遭到了挑战，宰相李斯（法家学派在秦王朝中枢的代表）立刻反驳说：“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复，三代的制度不相抄袭。各自使用各自的制度，并不是故意反古，而是时代前进，不得不如此。陛下创立大业，所建立的是万世功勋，儒家学者愚陋，对此新的局面，不能领略。淳于越所说的是两千年前三代时代原始社会的事，怎么能够效法？儒家学者不向时代学习，只一心一意崇拜古人，用虚伪的言语打击真实。见到新兴事物，先议论纷纷。坚持现在的制度都没有古代好，扰乱民心。”
赢政大帝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儒生第一次遭遇了政治硬汉的铁碗手段。赢政大帝的手段是粗暴的，他下令焚毁那些使鲁国国君被强迫叩头的儒书。超过六十天仍不焚毁的人，处以鲸刑（在脸上刺字），罚做苦工。两个人以上谈论儒书的，一律处决。凡认为古代才是好的，现代都是错的——“是古非今”的人，全家斩首。但政府图书馆收藏，供博士们研究的儒书，以及其他学派的著作，跟医药、卜卦、种树的著作，不在焚毁之列。
——这就是“焚书”
经管儒家学派受到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但赢政仍准许博士们研究，所以影响并不太大。真正致命的事件发生于十多年以后：卤莽的武夫项羽攻进咸阳后，纵火烧城，政府所保存的图书，包括儒家的以及其他学派的很多著作全部永久丧失，很多智慧的结晶也就从那时起失传了。
赢政虽然焚毁儒书，其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对儒家学者，仍继续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研究。可是，焚书事件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又发生方士事件，终于激起赢政采取了流血的镇压政策。
方属于道家学派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跟阴阳家结合，高举着李耳、庄周的招牌，捏造说姬黄帝也是他们的祖师爷之一，从事着跟道家思想风马牛不相关的两件行动：一是他们宣称能够用火炉炼出使人吃了可以永远不死的仙丹；二是他们宣称能够用同样方法炼出黄金。言之确凿的不死药或长生药跟炼金术，足以打动任何人的心弦。这个新的支派，在公元前二到三世纪被称为“方土”，即是一种高级巫师，以后的历史中所产生的“道教”，就是从方士转化而来。
两位因法术不灵，唯恐怕被砍头的道家方士侯生、卢生，悄悄逃走。在逃走时宣传说：“赢政这个人，天生凶恶，只信任他手下的官吏，博士虽然有七十余人，不过吃吃闲饭，受不到重视。他又喜欢杀人，拒绝听自己的过失。方士们的法术偶尔不能应验，就被处死。他只知道炼仙丹、求仙药。没有人会这么傻，把长生不死的丹药送给他。”赢政大帝听到后，愤怒地说：“我聘请这么多知识分子，目的在促进永久的和平。他们中间有人建议说可以炼仙丹求仙药，像徐福者流，浪费了无数金钱，结果什么都得不到。而各人之间，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不停地互相倾害告密。侯生、卢生，我非常尊重他们，想不到却把罪过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用这种荒唐的话诽谤我。”
之后，赢政下令把首都咸阳（今陕西咸阳）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逮捕起来，调查他们平日有没有讽刺皇帝的言论。调查结果，罪状确凿的有四百六十人，给他们的处罚是全部坑杀——像长平战役对付那些赵王国的降车一样。四百六十人中，依情势判断，应该全体都是道家的方士，但鉴于崇古也是一种罪状，恐怕不可避免的也包括了不少儒家学者。
——这就是所谓的“坑儒”。实际上，赢政愤怒的对象只是那些不学无术的骗子方士，一些儒生只是偶然的才倒了大霉。
“焚书坑儒”使儒家学派把赢政恨入了骨髓，在此后两千多年儒家学派当权的漫长期间，一提起赢政大帝，就破口大骂，把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字句都堆到他头上在，这也是一代英豪秦赢政在大多史书中评价极差的最重要的原因。
参考资料：http://big5.cmfu.com/bookall/3354.htm#70897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的事件。
在中国古代秦朝始皇帝三十四年 (公元前213年)，秦朝的博士淳于越（人名）反对采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张根据古来的制度，把土地分别封给子弟们。秦朝的丞相李斯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就是不许学者们根据自己对学问的看法，对朝廷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出意见和批评。
在《史记始皇本纪》写到： 秦始皇下令焚书，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 《书》、 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就是说，凡是有谈论《诗》、《书》的人全都要处死，凡是借鉴古代的经验批评当代的朝政的都要剿灭他的全家族。第二年，许多方士和儒生（有学问的学者）奉命去寻找仙药，没有找到，还讲怪话攻击秦始皇。秦始皇大怒，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在咸阳活埋在坑里了。历史上称这件事为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秦始皇焚烧典籍、坑杀儒生的事件。
在中国古代秦朝始皇帝三十四年 (公元前213年)，秦朝的博士淳于越（人名）反对采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张根据古来的制度，把土地分别封给子弟们。秦朝的丞相李斯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就是不许学者们根据自己对学问的看法，对朝廷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出意见和批评。
在《史记始皇本纪》写到： 秦始皇下令焚书，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 《书》、 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就是说，凡是有谈论《诗》、《书》的人全都要处死，凡是借鉴古代的经验批评当代的朝政的都要剿灭他的全家族。第二年，许多方士和儒生（有学问的学者）奉命去寻找仙药，没有找到，还讲怪话攻击秦始皇。秦始皇大怒，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在咸阳活埋在坑里了。历史上称这件事为焚书坑儒。
秦始皇为统治国民思想，焚烧典籍、坑杀儒生喽
儒家学派的思想统治中国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直到今天，其遗毒仍然流传，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但在两千三百年前，儒家学派曾遭到了一次堪称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由秦始皇赢政所发起的焚书坑儒。
蓬勃发展的各种学术思潮中的四大学派——儒、法、道、墨——发展到公元前三世纪，道家因为本身崇尚清净无为，从不与人竞争；墨家也告没落，没落的原因不是它的理想不好，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它的理想太好，要求太高，以致必须有一种殉道的极端宗教感情，才可以胜任，这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不久就发生后继无人的枯竭现象，逐渐在人群中消失，只留下使人敬仰的如迷一般的学说和故事，供人研究与想象。
于是，实际上只有儒、法两家在对抗，两家的学者都渴望得到君主们的垂青，法家学派的方法是向君主分析利害，提出具体方案，使君主们悚然戒惧，不得不赋予权力。儒家学派是拒绝谈利害的，他们只谈仁义，只对君主歌颂功德，使君主们在非常舒服的精神状态中，任用他们担任官职。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是法家学派当权的时代，在各国从事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儒家学派自然被排除于权力之门，不过这并不能使儒家学派灰心。
赢政大帝喜欢出巡，他的足迹几乎遍于中国各地著名的山川。每到一处，赢政大帝一定要建立石碑作为纪念。石碑上夸耀他征服六国，统一世界的丰功伟业。这正是儒家的拿手，著名的于公元前219年立在泰山顶上的颂德碑，就是儒家学派的博士（当时的博士跟现代的博士不同，当时的博士是国家最高的学术研究员，他们有优厚的薪水，地位仅次于“九卿”之一的“奉常”，可以经常觐见皇帝，而皇帝也经常召见他们。秦政府的博士，包括各学派的门徒和学者）跟故鲁国的儒生的杰作，赢政大帝十分高兴。
于是儒家学派认为机会已到，遂进一步做了一件自信赢政大帝一定会龙心大悦的事，那就是他们建议赢政大帝分封他的儿子们到各地当国王。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当时著名的大儒，太子扶苏的老师）正式上书给赢政大帝说：“从前商周两个王朝，立国都有千年（注：这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式的信口开河，实际上商王朝立国只有662年，周王朝连洛阳那种卖九鼎的日子包括在内，不过879年，距千年都远得很），主要原因在于分封儿子兄弟，作为枝叶。现在陛下虽富有世界，可是你的儿子们却跟平民一样，一旦发生危险，便没有人相救。凡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从没有听说过。”
（注意这最后三句话——凡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从没有听说过——它就是儒家学派的中心思想。）
这种明显是对秦王朝立国精神进行颠覆的论调立刻遭到了挑战，宰相李斯（法家学派在秦王朝中枢的代表）立刻反驳说：“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复，三代的制度不相抄袭。各自使用各自的制度，并不是故意反古，而是时代前进，不得不如此。陛下创立大业，所建立的是万世功勋，儒家学者愚陋，对此新的局面，不能领略。淳于越所说的是两千年前三代时代原始社会的事，怎么能够效法？儒家学者不向时代学习，只一心一意崇拜古人，用虚伪的言语打击真实。见到新兴事物，先议论纷纷。坚持现在的制度都没有古代好，扰乱民心。”
赢政大帝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儒生第一次遭遇了政治硬汉的铁碗手段。赢政大帝的手段是粗暴的，他下令焚毁那些使鲁国国君被强迫叩头的儒书。超过六十天仍不焚毁的人，处以鲸刑（在脸上刺字），罚做苦工。两个人以上谈论儒书的，一律处决。凡认为古代才是好的，现代都是错的——“是古非今”的人，全家斩首。但政府图书馆收藏，供博士们研究的儒书，以及其他学派的著作，跟医药、卜卦、种树的著作，不在焚毁之列。
——这就是“焚书”
经管儒家学派受到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但赢政仍准许博士们研究，所以影响并不太大。真正致命的事件发生于十多年以后：卤莽的武夫项羽攻进咸阳后，纵火烧城，政府所保存的图书，包括儒家的以及其他学派的很多著作全部永久丧失，很多智慧的结晶也就从那时起失传了。
赢政虽然焚毁儒书，其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对儒家学者，仍继续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研究。可是，焚书事件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又发生方士事件，终于激起赢政采取了流血的镇压政策。
方属于道家学派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跟阴阳家结合，高举着李耳、庄周的招牌，捏造说姬黄帝也是他们的祖师爷之一，从事着跟道家思想风马牛不相关的两件行动：一是他们宣称能够用火炉炼出使人吃了可以永远不死的仙丹；二是他们宣称能够用同样方法炼出黄金。言之确凿的不死药或长生药跟炼金术，足以打动任何人的心弦。这个新的支派，在公元前二到三世纪被称为“方土”，即是一种高级巫师，以后的历史中所产生的“道教”，就是从方士转化而来。
两位因法术不灵，唯恐怕被砍头的道家方士侯生、卢生，悄悄逃走。在逃走时宣传说：“赢政这个人，天生凶恶，只信任他手下的官吏，博士虽然有七十余人，不过吃吃闲饭，受不到重视。他又喜欢杀人，拒绝听自己的过失。方士们的法术偶尔不能应验，就被处死。他只知道炼仙丹、求仙药。没有人会这么傻，把长生不死的丹药送给他。”赢政大帝听到后，愤怒地说：“我聘请这么多知识分子，目的在促进永久的和平。他们中间有人建议说可以炼仙丹求仙药，像徐福者流，浪费了无数金钱，结果什么都得不到。而各人之间，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不停地互相倾害告密。侯生、卢生，我非常尊重他们，想不到却把罪过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用这种荒唐的话诽谤我。”
之后，赢政下令把首都咸阳（今陕西咸阳）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逮捕起来，调查他们平日有没有讽刺皇帝的言论。调查结果，罪状确凿的有四百六十人，给他们的处罚是全部坑杀——像长平战役对付那些赵王国的降车一样。四百六十人中，依情势判断，应该全体都是道家的方士，但鉴于崇古也是一种罪状，恐怕不可避免的也包括了不少儒家学者。
——这就是所谓的“坑儒”。实际上，赢政愤怒的对象只是那些不学无术的骗子方士，一些儒生只是偶然的才倒了大霉。
“焚书坑儒”使儒家学派把赢政恨入了骨髓，在此后两千多年儒家学派当权的漫长期间，一提起赢政大帝，就破口大骂，把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字句都堆到他头上在，这也是一代英豪秦赢政在大多史书中评价极差的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