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被放逐以后。
《离骚》的题旨，司马迁解释为“离忧”，意思尚不够明白；班固进而释“离”为“罹”，以“离骚”为“遭忧作辞”；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把“离骚”释为离别的忧愁。二说均可通。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这样明确地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以后，面临个人的厄运与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一个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我们可以把《离骚》分成前后两大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方式。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即楚王）和一群“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说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贵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赐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众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使楚王成为“三后”和“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总之，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和正义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康庄大道。
“党人”即结党营私的小人，是同诗人敌对的、代表邪恶的一方。“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们只顾苟且偷安，使得楚国的前景变得危险而狭隘。而且，他们不但“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认为诗人受到重用阻挡了他们的道路。于是谣诼纷起，“谓余以善淫”，诬蔑诗人是淫邪小人。
那么，掌握最高权力、因而能够决定上述双方的成败并由此决定楚国命运的楚王，又如何呢？他却是昏庸糊涂的。由于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他也一度信任和重用诗人，最终却受了“党人”的蒙骗：“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斎怒。”进而背弃了与诗人的“成言”，“悔遁而有他”，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衰危。
这是屈原所描述的楚国政治关系模式。我们不知道当日的势态是否就是如此简单明白，但可以看出：这一模式能够把君主的错失与“党人”的邪恶分开，从而既满足忠君这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不管事实情况究竟怎样，屈原可以作出的解释只能是如此。顺带说一句，这一模式在后世仍然反复地被人们使用着。
诗人受到沉重的打击，甚至他亲手培养的人材也纷纷转向，“众芳芜秽”，他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这却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复地用各种象征手段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饮木兰之露，餐秋菊之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又身披种种香花与香草。同时，诗人坚定地、再三地表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然，诗人在理智上是坚定而明确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神话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一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嬃”对他劝诚，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也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但紧接着，通过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舜）陈辞、表述治国之道的情节，否定了女嬃的批评。这是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而后诗人在想象中驱使众神，上下求索。他来到天界，然而帝阍——天帝的守门人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以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出路到底在哪里呢？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给予指点。灵氛认为楚国已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游在一片广大而明丽的天空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诗中出现了一片迄今未有的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这表明，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赂。这在当时，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选择。春秋以来，包括孔子、孟子在内的众多贤才辩士从事政治活动的范围都不限于乡土之邦。但这对于屈原，最终仍无法接受。在幻想中，正当其“高驰邈邈”之时，“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于是，在这里发生了第三层巨大的感情波折。
既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而且不可能离开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别无选择。全诗总结性的“乱辞”这样写道：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地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服膺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他宁可怀抱这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
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如果说屈原在政治上受儒家学说影响较多，那么他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孤立的处境中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却与提倡“中庸”的儒家文化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屈原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被放逐，但直接的理由却是肮脏的“谗言”。这意味着他所属的社会群体对他的人格作出否定。然而诗人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拥有美好的品格。一部《离骚》中，通过大量的关于美人、香草等富于象征意义的辞藻铺陈，通过上天下地驱使神灵的辉煌奇幻的场面，通过反复表述自己的心迹，重建了崇高的诗人自我形象。另一方面，当诗人意识到他和自己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这同我们在《诗经》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汉代的班固站在正统的儒家立场上，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实际是看到了《离骚》的一种特点。不过他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已。
2.B.屈原
B
B.屈原
回答完毕 呵呵
2.B.屈原
哇,選擇題呀,我也來做做
當然是.B.屈原啦
2.b.屈原
都不是。是屈原等。
B.屈原
地球人都知道的弱智問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