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的小说本身并非取材于二战时期的真人真事，不过是一个德国侦探小说家笔下的爱情故事。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将一段难以定位的情感历程尽力以娓娓道来的语境通篇表述，如此冷静的笔触是为了揭开郁结于他心中的一个母题——“人是否因曾做过罪恶的事而彻头彻尾是个魔鬼？”由于小说作者也是电影《朗读者》的编剧之一，使得这一不断重复的叩问有幸在片中继续深入人心。
同为与纳粹有关的题材，同有拉尔夫·费因斯的参演，《朗读者》相比《辛德勒的名单》基调更为冷静，张弛有度。最亮眼的尝试是，全片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荷枪实弹的纳粹形象，而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浓雾梦魇却从始至终笼罩在银幕之上。那些对汉娜曾经从事的纳粹集中营看守这一隐秘前史心有不甘的观众，恐怕只好从那个穿梭于公车车厢、身着售票员制服、不苟言笑的汉娜的举手投足间窥得一斑。
15岁的懵懂少年与36岁的中年妇人相遇，随后是无可救药的肉与灵的碰撞，然后笔锋陡转，情节勇敢地迭向一次审判。
命运之神仿佛要故意惩罚迈克尔在情欲方面的债台高筑，迫使他面对法庭上瞠目结舌的一幕：正在受审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曾经令他“两眉愁聚倚阑干”的汉娜。她手足无措地坐在被告席上，风韵锐减、表情迟钝，但身上似乎遗存着当年迈克尔熟悉的气息。如果说汉娜当年的不告而辞让迈克尔的青春期戛然而止，那么这次她的意外重现，则使他感到深度蒙羞。此时，这个和他有过一段隐秘情史的老女人，如今成为战犯，于众目睽睽之下受责，而迈克尔却是一个孕育在象牙塔尖的律政才俊。
由于这个羞耻感常年在迈克尔心中暗涌而未得解脱，造成了他后半生与所有人包括女儿之间的疏离。他没有处理这个心结的能力，于是尽量少说话、少做解释，与群体保持一个他认为合理与安全的距离。从影片开头暗示的那种略带洁癖的人际关系，到结尾处终于开口讲出自己的故事，迈克尔试着向女儿说明自己为什么从始至终都是孤独的。
汉娜是影片中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较远的人物，很多时候，我们跟迈克尔一样，不明白她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笑，为什么哭。但至少有一点很肯定——她有着足以致自己于死地的自尊心，以及那种对文字始终不渝的敬畏心。在临近故事结尾的某个时刻，她把书踩在自己裸露的双脚下，找到一个位置，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位置。经历了这么多，在可以享受一下人生的时候，这两颗心到底还是把她带走了。
有一点很是讽刺，汉娜如此相信文字，最终还是文字出卖了她。一个当年集中营幸存者的女儿写了一本回忆录，里面提及包括汉娜在内的几个集中营看守的所作所为，才有了后来那场审判，而后，汉娜不愿在法庭上暴露自己目不识丁的事实，宁肯选择承担千夫所指的罪名。这就是汉娜·施密茨——一个没有家人和朋友，仿佛举自尘土、“身上带着新鲜汗味”的德国女人，在学会认字后，她仍然更喜欢听别人朗读。
影片有多处精彩对白，尤其在涉及审判和争论处，极尽一部小说电影之所长，将多个人物内心状态做出了严肃而细致的剖析。如迈克尔的一位愤青同学在见识了那场审判后，开始质疑法律的天平是否过于人为——“六个女人被送上法庭审判，只是因为有一个被害人恰好写了一本书？”汉娜的扮演者凯特·温斯莱特在谈到自己此次的表演心得时，也重点提到那几场法庭上的戏：“我坐在法庭上，等待导演喊‘开始’，心里很紧张，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
迈克尔最后一次见到汉娜，试图从她那里听到一些忏悔，然而他没有。他问她是怎么想的，她告诉他，她的想法一点儿都不重要。其实，迈克尔当年没有勇气站出来替汉娜举证而使她获得从轻的判决，面对汉娜，他同样需要忏悔。
小说中这样描述那次生离死别：“我站起身，她也站了起来。我们互相凝视着。铃声已经响过两次了，其他的女犯人都已经进屋去。她又在凝视我的脸。我把她拥进怀抱，可是，她摸上去不对劲。”文字将诀别之意表达得极为准确。电影化的处理则更为压抑，他们没有拥抱，或者说，汉娜做出了接受拥抱的准备，不料迈克尔没有给她。从剧作上看，这样便为之后汉娜的自杀给予了更有力的推动。毕竟，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可能接受她的人也在躲闪，对于她这样一个内心敏感、拒绝施舍的人来说，摆在前面的选择并不多。片中，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保重，孩子。
《朗读者》无论是作为小说还是电影，都忠于呈现这样一种进入的方式和过程——我们以为会看到的对历史和罪恶的批判、辩驳与反思，都化作问号，那些原本就让我们感到迷茫的，仍旧迷茫无解。唯一毋庸烦扰的，只有与那同为人类的情感共勉，好比热恋中的迈克尔写给汉娜的那首诗——“只有一样东西能让灵魂完整，那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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