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爵滋(1793-1853),男,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任监察御史,兵科、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卿,道光十九年(1839年)后任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他和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等人志趣相投,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刷新吏治,扫除贪污,整顿军务,巩固边防,是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敢于揭发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现象,“以直谏负时望,遇事锋发,无所回避。”在鸦片战争前,创议禁烟应重治吸食者,挑起了在全国各省军政大吏中关于严禁驰禁的一场大辩论,成为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的发难者。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奉派赴闽、浙查办鸦片走私问题和视察海防,坚持抵抗侵略的主张,揭露投降派的对外妥协阴谋,“一时以为清流眉目”①。
自道光初年起,鸦片流毒全国,愈演愈烈,以致白银大量外溢,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1838年6月2日),黄爵滋在鸿胪寺卿任上,针对当时烟毒泛滥的严重情况和两年前许乃济提出驰禁论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向道光皇帝上了一个主张严禁的奏折,这便是有名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在这个奏折里,他从国家财政收入支绌的严重困难出发,提出若要堵塞白银大量外流,“必先重治吸食”的主张。在奏折中,他列举近年来白银大量外流的数字,说: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而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每年漏银一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每年漏银竟达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又渐漏银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苏、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也有数千万两。因此,他不胜忧虑地说:“以中国有用之财,堵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他说“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倘若“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因此,从根本上说,“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主张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掉,否则即“置之重刑”②。
黄爵滋这个奏折,说理清楚,剖析利害关系最为剀切,是对两年来朱嶟、许球、袁玉麟等严禁论主要观点的补充与发展。它把白银大量外流与严禁吸食鸦片的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尖锐而明确地提了出来,迫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此问题不能不进行最后的抉择。道光帝很重视这个奏折,立即批转给各地军政大员,其中包括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直省各督抚,要他们发表意见。因而黄爵滋的这个奏折,对道光帝最后决定采取严禁鸦片的政策,派遣林则徐去广东禁烟起了重大作用,并在国内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