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女馆制度
太平天国将具有行政、军事、生产等功能的基层组织泛称为馆。他们将男子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或有残疾的，编入牌尾馆或老民馆，但“女馆则老幼同居，因无所谓牌尾也”；其余则男归男馆或曰新兄弟馆，女归女馆或曰新姊妹馆。同时又将会技艺的百工各归各行，建立了诸匠营和百工衙。据专家考证，诸匠营有瓦匠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镌刻营等七种，主要从事建筑、丝织、刻书、金银器制作、制鞋、刺绣、壁画绘制等工作；百工衙则囊括了军事、食品、服饰、日用品、建筑、交通、印刷、工艺美术等诸多行业。使得“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云：“女馆多在西华门，比屋而居”。女馆一般以二十五人为一馆，但因人数甚多，也有以五十人、六七十人、甚至一二百人为一馆的。每一女馆，以参加太平军较早的广西、湖南女兵为统领。“或十余馆，或数馆，有一贼妇督之，谓之女伪百长，即伪卒长”。女馆妇女，每日发给粮米，过着统一的供给制生活。同时，还要从事削竹签、挑砖、挖壕、负米、割稻、担水等战事勤务或刺绣、织布等生产劳动。
由于天京城内的妇女，一度全部集中到女馆，女馆数量众多。“女馆住处甚多，城北由莲花桥洪武街一带，以至花牌楼、门楼桥等处；城南在南门大街以至内桥；城东在石桥新廊、武定桥、石坝街、军师巷、东牌楼、状元境、奇望街、承恩寺、王府园口；城西三山街坊口以至陡门桥、糯米巷、安品街东并前后街一带，直至朝天宫后，易家桥左右街巷，又自珠宝廊至虹桥、卢妃巷、土街口一带，共约有妇女十余万口。”
男女分营管理的政策在起义初期确实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否定家庭的非正常措施遭到城市居民的激烈反对，他们往往以逃亡消极抵抗，天京城内的女馆人数大大减少。同时，太平军内部亦越来越反对“别男行女行”，甚至出现了“旧党亦效新附私逃”的情况。加上天京城内的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到1854年夏已陷入“粮几尽”的窘迫境地，根本无力保障城中十余万女馆妇女的生活。为缓解危机，太平天国被迫于同年秋宣布解散女馆，历时4年的“别男行女行”的制度终告结束。
1860年以后，中断多年的女馆在太平天国占领的一些城市里重新出现。在苏州，“城内被虏少年妇女无算，禁闭于元妙道观内。有贼女百长管之，称姊妹馆”。在常熟，“城中四处房屋皆做馆子，多在县前。南境妇女，拘养在县西街绅士巨宅，防闲颇紧”。1861 年11月1日，太平军攻克绍兴，忠王李秀成收到捷报后，指示其子李容发、侄李容椿，对“城中妇女，总要分别，男归男行，女归女行，不得混杂”。
英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载了1860年以后天京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的‘圣城’里——他们经常这样称呼他们的新都，——秩序和纪律最为完善。城中划出几部分地区作为出外作战或因公出差的人们的妻女的住所”。“太平天国妇女或结婚成为家庭一员，或入姊妹馆（许多大城中都设有姊妹馆，由专人管理），而不准单身妇女有其他生活方式”。“姊妹馆由正式指定的女官负责，并特别设有机构以教养那些没有亲人照料的青年女子，以及那些因丈夫长期出外工作而无亲人供养的已婚妇女。”
可以看出，此时的女馆与前期已有很大区别。女馆并非集中全城妇女，而主要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妇女，无亲人供养的出征战士的妻子和其他的单身女子。女馆中的女子，太平军将士可以“奉令选娶”、“奖功赐婚”，“有功者辄令自择”。由此看来，太平天国的妇女根本没有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奖励军功的工具，处于被男性挑选的被动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