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的蘑菇云在西部升起，无数国人为之动容。为了纪念40年前的壮举，本报记者专访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顾问、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回忆起当年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幕幕历历在目的往事仍令他激动不已。
法国总统为落后于中国拍桌子
如果说原子弹的成功部分借鉴了前苏联的经验，有前苏联专家帮助的成分，那么氢弹的成功则是在外界对我国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奇迹。
抢先：中国研制氢弹比美国少用4年半
“原子弹爆炸后，氢弹技术的研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鹰翔回忆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拿到了核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但氢弹的研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制造技术上都比原子弹更为复杂。“跟原子弹相比，氢弹绝不仅仅是量上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是原理的突破。”
但是中国人还是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就提出要求：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而中国科学家却出人意料地将这一时间提前了。
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是6年零3个月，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一速度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为什么中国能搞得这么快，这在世界科技界成了一个谜。”
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氢弹却抢在了法国前面，成为世界第四。“当年中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惊诧。当时的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人抢在前面了。在场的人都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解释不出中国这么快研制出氢弹的原因。”
创新：从“全民办铀矿”到“技术民主”
如果说原子弹的成功还部分借鉴了前苏联的经验，有前苏联专家帮助的成分，那么氢弹的成功则是在外界对我国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奇迹。
对此，李鹰翔有他的一套解释，他说首先有中央决策者的指示，毛主席特别要求“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另外有一点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真是聪明。”虽然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尚不强，但中国科学家的头脑却毫不逊色，当时的王淦昌、于敏等一批国家各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都被汇聚到核武器研制中来。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这些科学家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科技界的领导人才。”
1958年，正在全国搞“大跃进”的时候，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后来反观这两个口号虽然有大跃进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好处还是很多的。通过“全民办铀矿”积累了一定技术力量和专家队伍。
而氢弹研制前的“技术民主”更是把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李鹰翔说，“技术民主”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类似于“头脑风暴”，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没有学术权威，只有科技工作者。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负责制造工作的技术工人，都可以到黑板上写出自己的想法，汇聚科学思想的火花。
“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他们当中有老一辈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轻一些的，如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专家都已经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氢弹，谁也没有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未知世界，这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他们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是最能激发潜能和积极性的。”
李鹰翔激动地说，40年后重新回忆氢弹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两弹精神今天仍然是取得成功的法宝。
领航员一度忘记投下氢弹
由于执行的任务万分重要，心情比较紧张，领航员在心中还一直默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注意力，所以飞临指定区域时忘了按下自动投掷器按钮。
-择日：一年中“良辰吉日”并不多
其实早在1966年12月28日，中国就进行了氢弹的原理试验，不过当时只对外宣称“我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李鹰翔说，氢弹爆炸的日子在科学家快马加鞭的工作下被一再提前，“周总理曾提出力争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科学家把这一时间提前了，聂荣臻元帅提出争取在1967年国庆节前完成，又被科学家提前了。科学家搞的实在太快。”
氢弹爆炸的具体日期如何选择？李鹰翔说，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天气。因为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年当中找到适宜的“良辰吉日”并不容易。“因为是由飞机空投氢弹，所以首先要考虑天气是否适宜飞机飞行，另外高原风沙天气多，也不能因为风沙影响了投弹的视野。当时的气象设备虽说比不上现在的，但它还是能精确地推算出哪一天的天气最适宜。”
空投：忘记投弹爆炸迟了20分钟
1967年6月17日空投试验当日，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7时40分，执行空投任务的驾驶员徐克江机组已经起飞，按预定计划应于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8时左右，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人们都屏住呼吸翘首以盼。李鹰翔告诉记者，因为爆炸威力非常大，飞机投下氢弹后需要立即飞离该区域，否则有被氢弹的巨大冲击波冲击的危险。可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拐了个弯飞走了。“怎么回事？”亲临指挥中心的聂荣臻元帅问，空军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过了20分钟，轰-6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爆炸产生的巨大火光俨然又一颗太阳。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少的这一个动作就是“忘了按自动投掷器”。他说，由于执行的任务万分重要，心情比较紧张，他在心中还一直默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注意力，所以飞临指定区域时忘了按下自动投掷器。
氢弹基地解密
对氢弹和原子弹的问题，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它的绝密性，直到第一颗氢弹爆炸20年后的1987年，这些秘密才逐渐揭开面纱。今年4月28日，随着核基地地下指挥中心正式对外开放，青海的金银滩草原和一个名为221厂的基地才逐渐走进公众的视线。
保密：孩子以为爸爸是挖煤的
“可以说氢弹研制的保密工作是滴水不漏。”李鹰翔告诉记者，还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远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个名为221厂的基地已经开始建设。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基地研制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195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研究基地选址小组，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三省选点。最后经过比较，选址小组还是觉得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较为合适，并且易于移民。1963年前后，生产和实验部门先后迁往青海研究基地。1964年上半年，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其余部分也先后迁往青海。至此，我国第一支核武器研究力量就都集中到了青海221基地。
今年70岁的王菁珩是221基地的前厂长。他见证了当年奔赴高原为我国两弹研制贡献青春的一批年轻人的付出和奋斗。1960年，他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前方”去。前方在哪儿？西宁。叫什么单位？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从北京的科研院所，东北的军工企业奔赴221基地。在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即将从事的事业事关国家机密。但是，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始终都在遵守着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该问的不要问，知道的也不要说”。
所有有关氢弹的事，他们都对家人守口如瓶，有人回到家，孩子问在哪工作，说在矿区工作，孩子看爸爸晒得很黑，就问爸爸是不是挖煤炭的？而在221厂内部，保密也是无处不在。“从这个车间到那个车间都是不能随便通行的，每个人只能持有规定车间的通行证，在当时这样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非常普遍，而全厂通行的通行证只有几位科学家和领导才有。”
用途：曾为一级科学家准备地下掩体
李鹰翔说，前不久刚刚解密的221厂地下指挥中心实际是一个地下掩体，“考虑到战备需要，遇到紧急情况时，一定要尽全力保护这些国宝级的科学家，地下掩体就是为疏散科学家而修建的。”
从建成开始，它只使用过两次，分别是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前的演习。“当时一旦遇到情况，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科学家就可以疏散到掩体中，里面有通风、发电装置，还有通讯保障装置。”
李鹰翔说，对氢弹和原子弹的问题，所有参与者都知道它的绝密性，直到第一颗氢弹爆炸20年后的1987年，才出版了一本名叫《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的书，这才算是第一次“解密”，向社会公开披露了氢弹和原子弹的一些情况和细节。“这本书在国内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在国外大使馆和情报部门很多人都有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