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孙宏斌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进入联想，很快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的所有业务。其时，郭为是联想公关部主任，杨元庆是联想一名工程师。1990年，孙宏斌被认为有从联想独立出去的企图，柳传志从香港联想飞回，在极短的时间里，孙宏斌被判刑入狱。
这段经历给孙宏斌带来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如果不是因为上市需要给投资者一个交代，孙本人绝不愿意将它提起。
道歉
1994年3月27日，孙宏斌刑满释放。此前18天，孙和一个狱警到北京买东西，托人请柳传志见了一面，在新世纪饭店顶层的川菜馆。孙宏斌为过去的事向柳传志道歉，承认自己当时太年轻，做人太浮躁，事情想得简单。“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们道歉，我挺感动。联想曾经有三个人被抓起来过，出来的第一件事都是向我们道歉，这很有意思。”柳传志说。
孙宏斌表示希望能跟柳传志成为朋友。柳传志说：“我从来不说谁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可以告诉别人你是我朋友。”
柳传志从香港飞回
1990年初甚至更早些，有关孙宏斌的传闻就开始不断进入身在香港的柳传志的耳朵。
孙宏斌权力太大，结党营私。孙宏斌要从联想独立出去。联想要失控。
……
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初创不久，业务进展不顺利，柳传志长驻香港督战。后方的不祥传闻让他如坐针毡。或者，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糟？
孙宏斌，一个浓眉大眼的山西小伙子，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联想，不到两年就被提拔为企业发展部主管，全权负责联想北京以外地区的业务。这样的提升在当时的联想确属破格。他会背叛？
“你做科研能看到头，就是高级工程师、教授,能看到你六十岁是什么样子。但是你要是下海做生意，你看不到头，前面都是未知的，挑战要大得多。”孙宏斌进入联想的初衷与当初柳传志下海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看不到头”，此时想起来更像是谶语。
柳传志决定回北京。
西山会议
1925年国民党的西山会议开除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取消了他们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90年，柳传志在西山宾馆召开联想高层会议，主要目的是把孙宏斌从企业发展部主管的位置上调开。
这两次会议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如果抛开性质不谈，它们确实有相像的地方。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柳传志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家潜质。
经过调查，柳传志认为孙宏斌的问题确实严重，独立倾向明显。“孙宏斌努力想形成企业体外的循环，不在监控之下进行他们的运作，已经有财务失控的问题。他们说这种运作的成果还是会归到企业旗下，但是在我们是不允许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会归到企业，这不好讲，因为他们成立了一个集体(坏的词就叫‘帮’)，外地分公司的人都由他来选拔由他来负责，这种做法很危险。”
孙宏斌手下的人都很年轻，铁板一块，非常抱团儿，按照柳传志的定性，有“帮会”的嫌疑。“柳总当时还去了分公司了解情况，我记得是去过长沙，回来后感觉管理挺好的。对我们不信任的原因还是觉得我们太强势了，权力太大了，或者太独立了，有点控制不了，但是活儿还是干得挺好的。”多年以后，柳传志对此不置可否：他当时惟一的想法就是孙宏斌必须离开现在的位置。
在那次会议上，“柳总给予了我很高的评价。”孙宏斌说。这当然只是第一步。柳传志说：“人才分三种。一种是自己可以干成一件事，一种是可以带领一批人干成一件事，第三种是能审时度势，能一眼看到底。第三种人很少，孙宏斌就属于第三种人。”孙宏斌回忆，时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的胡昭广也参加了那次会议，柳传志给他介绍说：“这就是孙宏斌。”胡昭广对孙说：“现在就缺这样的年轻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儿。”
接着，柳传志开始讲孙宏斌管理中的“帮会”问题。这时候，气氛严肃起来。“我们准备把孙宏斌调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由他担任业务部总经理。”
正面冲突
不论孙宏斌对来自柳传志的表扬当时如何反应，至少多年以后，他也知道那是“缓兵之计”。但是，他说：“当时业务部比企业发展部的位置要高很多，很重要。”而且，他很愿意提到柳传志对自己的“赞赏”。你可以感觉到柳传志的正面评价对一个联想员工是多么重要。同时，许多年过去，孙宏斌也试图以此证明他当时并无“反心”。这种矛盾很有意味。
柳传志说：“1995年以前我对孙宏斌谈不上好感，对他有好感是1995年以后。”或许是孙宏斌事件给柳传志刺激太大，以致他不愿承认入狱之前的孙宏斌。
西山会议之后，柳传志召集企业发展部人员开会，肯定了孙宏斌及其下属的能力与成绩之后，再次批评他们中存在“帮会”成分。奇怪的是，孙宏斌没有参加：“我忘了我为什么没在会上。”
“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是现代化管理。”发展部的人起来与柳传志辩论。孙宏斌说，开始，柳传志还在不断解释，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已经被淹没在年轻人的吵嚷中。
可以想象，会议戛然而止，不欢而散。孙宏斌说，柳传志事后找到他，让他把这几个吵得凶的下属开除。孙宏斌不同意。类似的谈话进行过几次，孙宏斌的态度都很坚决：不同意。最后一次，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这几个‘青瓜蛋子’？”应该把这看作是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一次机会，你随后会看到，这还不是惟一的一次。
“我要‘青瓜蛋子’。”孙宏斌说。“柳总，开除他们的理由不充分，这么做，我在这个部门还有什么威信？不是他们不能开除，是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开除：只是给你提了点儿意见嘛。”
根据孙宏斌的自我分析，他觉得自己的性格比较“刚”，而且当时年轻，太浮躁，一心想当“元帅”。“我要是稍微妥协一下，就没这事了。柳总可能也没这事了。”联想当时有很多人都是“老同志”，可以想见他们与这位姓孙的“元帅”有多少共同语言——否则柳传志在香港不会听到那么强烈的针对孙宏斌的意见。
孙宏斌的业务部总经理一职还没有任命——可能就是这时候，柳传志开始觉得“已经用不着了”。他或许已经在考虑司法部门的介入。
爆发
北大芍园餐厅。发展部的“青瓜蛋子”们正在这里吃饭。
饭局变成了控诉会。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我当然也有情绪。大家都年轻，遇事不太理智，说得特别激烈。”孙宏斌回忆。在联想最近作出的《联想就孙宏斌事件的说明》里，提到“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孙宏斌说，当时，“卷款逃走”之类的话他手下很多人在很多地方都说过，在芍园餐厅也说了。“我没有说。”孙宏斌说。
这次愤怒的聚会被传了出去。柳传志决定再跟孙宏斌谈最后一次，第二天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柳传志和孙宏斌在屋里谈，发展部的人都跟过来，在外边等。柳传志提到发展部内部的小报，说孙宏斌发表在上面的《统一思想，认清形势》一文写得好，“只有孙宏斌能写得出来”。接着，柳传志说自己和孙宏斌都是能力强的人，他领导不了孙宏斌。“咱们好合好散，联想的分公司你随便挑一个，你自己去干。”这是柳传志给出的最后一个机会，孙宏斌再次拒绝了。“不必了柳总，我才26岁，可以自己从头再干。”
柳传志肯定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因为第二天，孙宏斌就被“保护”起来了。
“出事那天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住在清华。早上，我从清华走路到公司，柳总召集企业发展部开会，宣布他自己担任企业发展部经理。会开完，就把我软禁在西山宾馆的小楼里。”
据孙宏斌说，“有一堆人”在西山宾馆看着他。“我睡觉的时候，每天晚上床边坐两个人看着我，怕我自杀什么的。我每天都呼呼大睡。后来那几个人对我都挺好的。其中一个人跟我说，看你出这事还能吃能睡，看来还真是个人物。”
“不睡觉能干什么呢？”孙宏斌说。
监狱
孙宏斌没想到自己会被判刑，他一直“坚信自己没事”。发展部的人还曾经设法“营救”被软禁的孙宏斌，被孙劝走了：“如果有事，我可能真就跑了。”但是随着被转移到看守所(1990年5月28日)，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信心也一点点流失。他手下有人曾经威胁过柳传志，这种简单鲁莽的做法事实上给孙宏斌雪上加霜。“我在看守所，已经无力控制下属了。但是，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多大的坏心—都是年轻人，不懂事也好，幼稚也好，我不相信这里面谁有多坏。在当时那种气氛下，再加上当时的联想又是老同志比较多，说一些过头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想象的。”
两年后，1992年8月22日，法院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判处孙宏斌有期徒刑5年。“收到判决书我也不认为自己有罪。”孙宏斌说。
这个故事越到后来越像一部落入俗套的小说：主人公历尽磨难然后雄风重振。“我在那里面(看守所和监狱)度日如年，但是又度年如日。因为每一天都很长，但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过一天跟过一年一样。度日如年，度年如日，高度统一了。”
从孙宏斌身上看不出来坐过监狱的痕迹。按常理，如果他真的认为自己没有罪，这件事一定会给他带来伤害。孙宏斌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感到委屈”。“你想的只是一个方面。我想的是，要是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可能也就没有今天。这个经历让我想得更开了，心胸更宽了。我是说，不较劲了，不跟自己较劲，也不跟别人较劲了。”
孙宏斌说，当初他和柳传志换个位置，他也可能会那么做。如果这不是自我安慰，那么应该说，柳传志对出狱后的孙宏斌的评价是准确的：“坐了4年牢，还没有沉沦，态度还很积极，年轻人能这样很不容易。”
让我们再回到“道歉”那一节。那天晚上，与柳传志分手后，有朋友问孙宏斌：你跟柳传志用的是不是缓兵之计？“我说不是。他说你跟我说实话，我说不是。他说你肯定说的不是实话，我说肯定是。
“为什么呢？如果真是什么缓兵之计，如果我真是以后再怎么着的话，我知道我就永远没戏了。这件事如果我想不开，我出来以后拎着刀子要把柳传志怎么样了，那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这辈子就永远没戏了。但是如果你能把这件事情化得开的话，还有什么事化不开呢？所以我必须这样做。有了这种心态，做事就一定是正面的，也不用去假装什么。”
“我希望我是一个特别正面，特别积极的人。”
2003年2月19日，孙宏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要求取消原判决，改判无罪。2003年10月22日海淀区人民法院改判孙宏斌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