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王继光
基本信息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ISBN：7105051841
·条码：9787105051847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内容简介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是西北民族学院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史研究硕士点的一部专题论集。收录了的十余年本学科学术梯队有关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已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少量未经刊布，现结集出版，以期引起“西部大开发”中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本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已开拓了不少新的专题研究领域，填补了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形成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就是部分成果的汇集。
这本集子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一、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二、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汉文资料的发掘和研究；三、藏传佛教信仰民族文化研究；四、伊斯兰教信仰民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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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是西北民族学院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史研究硕士点的一部专题论集。收录了近十余年来本学科学术梯队有关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已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少量未经刊布，现结集出版，以期引起“西部大开发”中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中国的西部、历史上一直是少数民族活动的舞台。匈奴、氐、羌、丁零、月氏、乌孙、鲜卑、突厥、回鹘、吐蕃、党项、吐谷浑、契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等民族都曾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纵横驰骋，展示过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形态各异、内涵极其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特质。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
新中国第一所民族学校——西北民族学院地处大西北中心的兰州，在50年的风雨历程中．始终把“西部”、“民族”作为学院教学、科研的重点，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人才，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已开拓了不少新的专题研究领域，填补了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形成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就是部分成果的汇集。
这本集子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一、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研究
其中，《民族文献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概要》是综论，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的地位。明确提出文字种类繁多、文献总量很大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献学中忽略少数民族文献的现状必须改变。以下．《玉树州吐蕃石刻初探》、《蒙古文(格斯尔传)的产生地点、时间和搜集整理者》、《北京版(格萨尔王传)特征探讨》、《藏文史籍叙录》、《藏文史料中的“维吾尔”》、《关于突厥、维吾尔文献中的“吐蕃”名称问题》，则分题介绍探讨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一些著名文献，展示了这些少数民族文献的丰富内涵和学术价值。《藏经蒙译简论》、《藏文辞书编纂简史》等文则从文献翻译、文献编纂等方面探讨了少数民族文献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二、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汉文资料的发掘和研究
有关西部少数民族的汉文资料，开拓的余地还很大，亟须认真发掘、整理、研究。《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二文综述了举世闻名的敦煌文书中的少数民族史料，对其在藏学、突厥学、蒙古学研究中的地位作了客观的评估。《陈诚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研究》则发掘了海内孤本的陈诚文集资料，对明代陈诚西使及其著述作了突破性的探研，以新的资料填补了这一专题研究的空白。《辑本(西宁卫志)序》是青海传世最早的一部方志——[万历]《西宁卫志》辑本的序言，披露了作者辑佚、整理、校注该书的情况，对其在青海民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予以充分肯定。《跋会川伯赵安铁券》、《跋李南哥墓志》、《安多藏区家族谱辑录研究》等文，则是挖掘碑志、家族谱新资料推进专题研究的例证。这些新资料的展示及其在民族史、家族史、边疆开发史研究上的学术价值是引人瞩目、给人启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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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王继光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概要 王继光
玉树州吐蕃时期石刻初探 高瑞著 傅千吉译
藏经蒙译简论 唐吉思
藏文文献中的“维吾尔” 尹伟先
关于突厥、维吾尔文文献中的“吐蕃” 尹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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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了解了藏文佛经蒙译的发展脉络以后，再来看译经制度的演进。
蒙古地区的佛经翻译，一开始就受到了官方的重视和政府部门的资助。这种情况从元朝一直沿继到清朝中期。
从广义上讲，蒙古族的翻译事业从13世纪初就盛兴。当时蒙古贵族开始从草原向外扩张，在异族地区的政治、军事活动，使得翻译人员成为必要。到了元朝，广袤的境域内居住着操持各种语言文字的民族。这种情况使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离不开翻译。蒙古帝国时期翻译机构的设置是出于战争和外交的需要。而元朝翻译的使用，其目的在于治理国家、调节民族关系，即内政。
元朝的各种管理机构内大都设置了翻译吏员一职，是元朝的主要吏职之一，其中蒙古译吏职位更高。元朝的文化机构翰林院成立于1264年，其中建立了编译机构。从此开始大量地翻译汉、藏文书籍和编修文献。《甘珠尔》、《丹珠尔》的翻译也是由这个机构组织和主持的。著名的译师搠思吉斡节尔、沙剌布僧格等就是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忽必烈时期，元朝在中央政权组织机构中设立了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它除负责藏族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外，还要负责全国的佛教事务。显然，佛经的翻译工作也在它的管辖之内。可见译经事业已被纳入政府工作之中。
皇帝和政府部门不仅对佛经的蒙译工作给予支持和资助，而且对有功人员奖赏鼓励。比如1312年仁宗宝彦图授予译经大师搠思吉斡节尔“佛经之光”的尊号，并于1313年赐钞一万。我们目前虽然没有根据说元朝设立了冠以“翻经馆”“译经院”之类名称的译场，但从当时的译吏制度和翻译机关来看，对佛经的翻译事业设了由朝廷资助组织的国立译经场。17世纪初写成的《阿勒坦汗传》有一段颂扬元朝时代译经事业的赞诗：“……无与伦比的海山曲律汗，请圣识一切脱因搠思吉斡节尔喇嘛来蒙古地方，翻译诸多经典刊印颁发，使当时政教二道普遍传扬。”这些诗段与当时的佛教译文编后记是一致的。正是由政府资助组织的译经机构，才能“翻译诸多经典”，并能“刊印颁发”。
元朝灭亡后，藏文佛经的蒙译机构与翻译组织也随之消亡。从16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的中期，藏文佛经的蒙译事业又空前地发展，译经人员都被组织到政府部门的译经机构。而译经的人员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元朝时期主要以京城大都(今之北京)为主要译场。而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代表性的译经场所：阿勒坦汗及其继承者的时代，呼和浩特是最大的译经中心，大藏经《甘珠尔》的翻译就是在这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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