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约翰·汤姆林森
基本信息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页码：349 页码
·出版日：2004年
·ISBN：7305039063
·条码：9787305039065
·版次：2004年4月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全球化现在是人们的热门话题，但各种争论总是锁定在某些特定的学术话语之内。本书首次引入了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解全球化问题。
本书首先分析了全球化进程和当代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而把这种分析同有关社会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的相关争论联系在了一起。本书的核心，是对全球现代性复杂的、模棱两可的活生生的体验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汤姆林森认为，我们现在能够在文化体验和区域地方之间的联动中看到一种消解的普遍模式了。作者把这种体验的不均衡性质和第一与第三世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还探讨了文化的杂交化的问题，以及在这种非领土扩张化进程中通讯与传媒技术的特殊作用等。《全球化与文化》最后讨论了世界主义的文化政治的问题。
媒体推荐
中文版序言
今天早上我手上这份报纸的主要社论，集中谈论的是中国为庆祝建国50周年而召开的大会。该报对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军事阅兵进行了报道，与此同时，人们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庆祝形式，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何关联呢?
在这相关的报道中，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报道引用了江泽民主席的话，说在中国越来越进入到全球化经济中的时候，他对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很有信心。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看，更有意义的周年纪念，应当是邓小平先生开创了“开放”政策以来的二十年的周年纪念。西方传媒中有关中国近期令人震惊的增长也是最近才出现的，它从政治教条的孤立性进入到了一种全球性的消费文化的繁荣之中。
似乎是为了确认这种说法，一幅图片的上面是一位面露微笑的中国少年——是下个世纪的市民——他被西方摄影家小心谨慎地摆好了姿势，站到了栓在天安门上的巨大的热气球的面前。背景是相当凝重的符号意义的结构，传统的中国式的气球的红色，恰与他所佩带的塑料太阳镜的红色相配，而最为突出的则是，他炫耀似地手拿可口可乐罐，那颜色在镜头面前格外鲜艳。
如果把这种陈腐的意象视为是中国文化未来的一种预言的话，那就太令人感到沮丧了。但本书的论述是从一个更为复杂的全球化进程的观点出发，而不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西方文化物品的到处蔓延。更为复杂的相互联结的模式、深深植根于现代性的社会结构转型之中——既在西方之中，也在东方之中——现在把我们的日常体验越来越近地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这些联结，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诸如广东的城市和上海的非同寻常的经济增长。然而，我不相信，全球化的文化影响可以以任何轻而易举预言的方式伴随着这种经济的影响。我相信，正是文化全球化的复杂性——这正是我下面所要讨论的——将会在就要到来的新世纪里，使得中国对西方产生影响，一如西方对中国的影响那样。
约翰·汤姆林森
1999年10月
于莱斯特郡博蒂斯福德
编辑推荐
全球化现在是人们的热门话题，但各种争论总是锁定在某些特定的学术话语之内。本书首次引入了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解全球化问题。
本书首先分析了全球化进程和当代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而把这种分析同有关社会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的相关争论联系在了一起。本书的核心，是对全球现代性复杂的、模棱两可的活生生的体验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汤姆林森认为，我们现在能够在文化体验和区域地方之间的联动中看到一种消解的普遍模式了。作者把这种体验的不均衡性质和第一与第三世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还探讨了文化的杂交化的问题，以及在这种非领土扩张化进程中通讯与传媒技术的特殊作用等。《全球化与文化》最后讨论了世界主义的文化政治的问题。
目录
《当代学术棱镜译从》总序
中文版序言
译 序
第一章 全球化与文化
全球化：复杂的联结
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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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全球化的多维性
多维性(muhidimensionality)与复杂的联结的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由全球化所确立的各种联动的复杂性引发了许多现象，使得社会科学家倾其脑力进行了划分和分类。现在，我们对此种分类已经很熟悉了，并且也是这么来划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技术的、环境的、文化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全球化在人们的争议声中，却混淆了这样的分类。
举个环境方面的例子吧，比如在烟喷雾或是冰箱中由于使用氯氟碳(CFCs)导致臭氧耗尽的问题。人们对这些化学物质引发的、应该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后果达成了共识。这实际上是全球问题的一个主要例证，正如斯蒂文·亚利(Steven Yearley)所说，它涉及到了“地球的压缩”的问题。它带给人们的是这样一种感受：某些主要的(如果不知其名的话)罪犯——他们是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密集地区的除臭剂的使用者和家具油漆喷雾器——在制造污染，这种污染能够“完全破坏[他们的]邻居的环境，虽然其邻居在地球上与它相距有数千英里的距离”——最严重的地方还是在南极和北极地区(亚利，1996：27)。在这种直接的地理学意义上，CFC问题当然是联结的例子之一，但就其复杂的结果而言，它同时也是连接了一系列阐释性话语的例子之一。它显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为此，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使用其它化学制品——很快就出台了。但是，在采用这个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时，为努力达成一个限制使用CFC的协约——即1987年的“蒙特里尔草约”——竟引发了一大堆的国际政治问题。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在使用CFC产生了经济效益的国家、与仅只是CFC产品的消费者的国家之间，分歧暴露无疑。这类问
题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利益之争中也变得日益严重起来，第三世界对经济援助的普遍的依从性，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而发达国家也把对贫穷国家的经济援助变成了一种刺激手段，比如印度等国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向非CFC技术转换的(亚利，1996：107ff)。因此，CFC问题连接着政治、法律、科学、环境—道德与经济等等的话语体系。另外，人们还有这样一些感受，它同样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问题：比如，它涉及到了文化感性(“绿色思维”)的转变问题，因为人们开始把自身生活方式的世俗的方面，同在全球的结果联系起来看待了，或者说，它产生了文化实践的转变，例如：日光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件有害健康的事，同发达国家最富象征意义的恐惧之一——癌症的恐慌——挂上了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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