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易闻晓著
基本信息
·出版社：齐鲁书社
·ISBN：7533312007
·条码：9787533312008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公安派进行文化还原法的文化阐释，揭开了公安派作为一个特殊文学流派的真实面目。作者对公安派的文化阐释，实际就是把公安派放到晚明的文化语境和思想历史空间，即把公安派视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还置于历史与文化的空间，进行文化心态、文化心性的阐释。全书以四种阐释模式对公安派文化现象作出深入细致的思辨性阐释：多层面立体分析模式、文化历史还原法与心态描述的“活的文化还原法”、历史关联中的横向考察、文化演化的动态描述。
作者简介
易闻晓，1963年生，江西宜丰人，杭州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浙江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后，现任教于海南师范学院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曾获浙江大学文史哲“董氏基金”一等奖等学术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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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束景南
晚明是一个社会崩解、思想巨变的时代，公安派就是在这样的政教衰颓、心学禅化、传统儒学消解、禅风炽盛的文化语境与思想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一个文学流派。前人对公安派的研究已经过多，而且似乎也有权威的“定说”，难以为继，易闻晓博士却仍选择公安派为研究对象，写出了这样一部观点全新、见解深刻的著作，我以为不是偶然的。易闻晓向来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思想的研究，他在这方面有深厚的修养，没想到正是这一点成了他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优势”，他把文学史的研究纳入到他的文化思想研究的视野中，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视角下把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开出了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记得1998年9月易闻晓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读博士，那时他对明代公安派已有自己的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从那以后他又潜心研究明代的文化与思想，然后再返回到对公安派的文学研究上，这就使他获得了一种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思想视野，能够突破历来研究公安派的固定模式，以深厚开阔的全新研究扫荡了文学史教科书上流行的旧说。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由于处在主流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笼罩之下，逐渐形成一套八股式的研究模式与“正统”的研究思路，由此形成的说法被奉为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定说”。例如对晚明思想、公安派的研究，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根据某种先在的意识形态话语，先认定晚明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必有“市民意识”、“启蒙思想”兴起，于是公安派便被看成是这种“市民意识”的文学反映，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学解放思潮”云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姚斯在他著名的《作为挑战的文学史》中说：“最近以来，文学、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名声越来越坏。”他说的话虽不是针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却也击中了历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弊病。文学史起来“挑战”了，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是对这种文学史研究的反
拨。易闻晓的《公安派的文化阐释》，可以说就是“重写文学史”的一部优秀成果。
我觉得《公安派的文化阐释》的最大特色，就是对公安派进行文化还原法的文化阐释，揭开了公安派作为一个特殊文学流派的真实面目。其实历来对公安派的“性灵”说及其文学创作的理解是肤浅的，因而对公安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整体认识与定位也是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文化还原法是把文化主体(文学流派)放到多维文化的宏阔视野中，审视其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把一个时代的哲学意识、人生观念、政治思想、文学观念还原为现实人的活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与文化心理，对一种社会文化、文化模式、文学现象的研究，就还原为对文化主体的人格心态、人格心理的研究。易闻晓对公安派的文化阐释，实际就是把公安派放到晚明的文化语境和思想历史空间，即把公安派视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还置于历史与文化的空间，进行文化心态、文化心性的阐释，通过对公安派群体人格特征、心理结构和心路历程的动态描述，把阐释对象的心性、学问、思想、文学视为一个有机完整统一和动态的内在精神性结构来研究，这样才可以真正把握到公安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本质特征，显现出被遮蔽的公安派的历史存在的真实面目。确实，公安派并不是以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出现在晚明的历史舞台上的，公安派的“性灵”文学思想与创作实际是他们的心性之学的文学转换，所以易闻晓对公安派的文化阐释首先从揭示公安派所处的晚明文化语境与思想背景切入，指明晚明“乃是一个否定的时代”，一个没有价值标准、没有积极追求、没有崇高境界的时代，道德堕落，心学佛禅化，儒家之学消解，道家精神弃失，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失落，自私自利的心性自适构成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主题。我以为这一见解是十分真实的，它至少要比那种简单把晚明说成是一个社会“天崩地解”或“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深刻得多，而恰正是这一点提供了我们认识处在这个时代的公安派的心性之学与“性灵”文学思想的一把钥匙，由此易闻晓才得以进而对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作出了真实的全新的批评：公安派的融通三教的心性之学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士夫禅学，其旨趣只在一己性情的自适，因而性情自适成为三
袁及公安群体所追求的主要存在方式和“性灵”说的文学主题。如果说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是其心性之学在文学思想中的全面延伸和反映，他们唯一的文学主张就是愉情自适；那么公安派的文学创作就是其愉情自适的文学主张在文学实践中的全面运用和展开。易闻晓看出了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同他们的心性之学的关系，真正揭开了公安派“性灵”说的文学思想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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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绪 论
第一章 末世的风情：历史文化的深层逆转
一、政教的衰颓：士人精神的世俗沉沦
二、心学的禅化：儒家之学的内在消解
三、智慧的沦降：宗门禅学的存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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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内面主义的纵深推进
岛田虔次尝以宋学出现以后的思想史为“‘内’同‘外’之对立斗争的历史”：程朱虽亦主“内”，然尚且坚守“外”的存在；而“把‘外’的权威完全夺给‘内’的人，是王阳明”(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82—8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阳明心学的本体论乃以“内面主义” (岛田虔次语，同上书94页)的纵深推进渐次消解“天理”等先儒所设儒学本体，而最终归于释氏“真心”的一片空无。
“儒家自始即是一种有体有用之学。”(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3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所“用”无非政教人事，而其体虽有多名，然无不推本于“天”。“天命”、“性命”，其说尚矣。孟子以“四端”明心性之善，是以“天”为最终根据，故谓“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又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 “性”乃“天”所禀授于人的普遍道德品质。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 “天命”是谓天所禀授，人性之善盖出于此，于是“天命”即成道德的形上终极根据。应该看到，尽管在原始儒家的观念中，“天”的概念已被赋予道德的内涵，但“天”所本具的“自然”品格从未被明确地加以否定：“天命”形上观念的实质正在于将道德的普遍存在视为不容置疑而毋需证明的“自然法则”。“天”既被当作道德的终极根据，“天命”既被赋予形上本体的品格，则仁、义、礼、智皆由所出焉，孟子所言“四端”即是如此。唯其本体具有“自然”的实存性，其“作用”方可落在实处，而儒学作为“有体有用”的“人世之学”，才能实现其拯救世道的目的，在政教人事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可以说，儒学自来就是一种“人事”之学，它的本体推究与形上预设也无非出于整治人事的用世目的，这是我们讨论儒学所必须明确的首要认识。
“宋代儒学复兴尤在体用并重上面见精神”(《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38页)，它所体现的严谨思辨性与高度系统化的本体论建构，乃是为了抵御极尽精微的佛学向儒学深层的
渗透与侵蚀；而程朱“天理”观的确立及其基于“理一分殊”思辨模式的“格物致知”之说就是为了防止儒学“作用”向释家“虚空”的失落。“天理”一辞盖出《庄子》，其所谓“依乎天理，批大邵”(《养生主》)，是以“天理”为自然纹理。“天者理也”，程明道所谓“天理”即“自然法则的条理”(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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