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孟繁华
基本信息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页码：368 页码
·出版日：2001年
·ISBN：7532120937
·条码：9787532120932
·版次：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都已成为“问题”的时候，做当代的“文艺学学术史”恐怕会更显得勉为其难。但作为“体制内”的研究者，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任务”，然后才有可能去考虑问题。应该说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间，为学术史写作提供的内容是相当贫乏的。从事当代相关的研究，先在地具有其他学科不存在的困难，而这一困难又并不是通过努力就能够解决的。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教育部档案室，他们为我提供了查阅的方便，并有可能使有些材料第一次在本书中得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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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至少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没有或者很少做过。因此，对这项工作，我们既没有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也没有成熟的意见或固定的想法导引前行；而是只能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这大概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几十万年、上百万年历史实践中一条最基本的解决新问题的路数和方法，虽然它常常被人讥笑为“经验主义”，但我还是信奉它。人类要前进，就必然会不断遇到新问题。唯其“新”，所以没有先例和成规，也不可能有上帝或神仙相助，只能自己救自己。这时，“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被无数次实践屡屡证明的一条实事求是、切实可行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
几年来，我们“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课题组的全体同仁就是“摸着石头”走过来的。
面对“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这样一个新的重大的研究课题，其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对象、性质、内容、范畴，它在总体学术坐标中的位置，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和联系……以至于名称、术语、具体写法等等，从课题组成立之日起，就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和争论。这是在短时间内很难具有统一答案、很难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甚至是长时间里或者永远也难以画上有定论的封闭性的句号的问题。它的特点和价值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我认为正因为其开放性，才更显出它的无限生机。一般地说，在人文学科范围内，如果一个问题有了定论，那往往就成了死问题，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吸引人的学术魅力；只有那些众说纷纭、一时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请注意：必须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才越发显出其自身具有的重大学术研究价值。
现在，当我撰写“全书序论”的时候，我想把我自己和我们课题组同仁对这些尚无定论的问题的一些看法摆出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这仅仅是我们的一家之言。我们盼望更多的学人和读者关注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对我们提出批评，同我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需要七嘴八舌，而且必须七嘴八舌。我们期望着关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问题七嘴八舌局面的出现。
一 关于“20世纪”
第一个问题：“20世纪”的用法是否得当？
我们的书名叫做“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其中“20世纪”是采取公元纪年的术语，它是目前世界上用得比较广泛的一种表示时间概念的方式。它虽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表述，而是原产西方的舶来品；不过，在世界各民族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用世界上比较通用的这种方式表示时间概念，便于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也比较简便。
问题是：难道历史事件(包括文艺学的学术研究活动)是恰好按照“20世纪”或其他时段的标示来运行的吗?
社会历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等等，是人们的活动史，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自己创造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始末和整个过程’就是它自身的时间形式。恩格斯说：“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①反过来说，存在以外的时间和存在以外的空间也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时间是存在的时间，空间是存在的空间。运动着的自然事物有它的时、空形式，运动着的社会事物同样有它的时、空形式。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长期实践中，人类为了认识的方便，创造出多种计量时、空的标记、符号，发明了多种测定时、空的方式、方法。于是(单就时间而言)就出现了公元纪年、干支纪年、佛历纪年、回历纪年等等。这些把握时间的方式、标记和符号大大方便了人类的认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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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学者杜书瀛、钱竞主编，孟繁华、旷新年等人加盟共同制作的学术大餐--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既是文艺学上又是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值得每一位对文艺学和学术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和收藏。本书是第三部，更适合对从建国到1978年这段时期社会历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等）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和收藏。
目录
全书序论
绪论——政治文化规范中的当代文艺学
政治文化和学术史
政治文化与研究心态
政治文化与研究范畴
第一章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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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转译”首先体现在语言上，这在民族形式的讨论中被许多人所意识到。而民问语言首先是被选择的对象。高长虹说：“民间语言，是民族形式的真正的中心源泉。”在“转译”的问题上，是“民间语言”解决了操作层面的问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平民文学”或“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再发展，即从它的都市性转变为乡村性。因此，“民间语言”的具体所指，是中国乡村的农民语言。由于这种语言流通形式的口头性，它无法在传媒或文献中获得，它的生命力也正体现于民间的传播中，因此，对其鲜活性的了解与体验，只有“下乡”才能获得。而这一策略性的选择，与文学艺术面对的基本对象——农民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时代普遍流行的街头诗、秧歌剧、朗诵诗、战地通讯等，共同拓展了一个巨大的公共话语空间，而效率的体现，正是在这个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无处不在的。周扬后来说：“农民和战士看了《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之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他们愤怒地叫出‘为喜儿报仇’、‘为王仁厚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响亮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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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1
(二)毛泽东的亲和民众倾向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要想拉出一分亲和民众的思想清单是不困难的，对民众的相信和倚重，贯穿于毛泽东整个革命生涯。在他平实朴素的行文中，只有在谈到人民、群众这些复合概念时，他的笔端才偶然流露出抒情的冲动。不仅如此，在道德向往、超越资本主义、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讨厌城市等思想取向上，都可以找到毛泽东同民众亲和的思想联系。但是，这些思想倾向又并不是只有通过民粹主义才可以得到解释的。因此，迈斯纳在80年代初就指出：毛泽东的亲和民众和正统的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尽管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但它绝非19世纪俄国信念在20世纪中国的复活。毛泽东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自觉的继承人，他的思想目标和思想类型基本上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和政治传统，他有意识地与上述传统保持一致。然而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他也许是不自觉地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具有共同的信念和思想。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思想成分，尽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影响，但却不是因为这种思想才形成的，它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现象。因此他“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迈斯纳慎重地将其称为“民粹主义倾向”。迈斯纳从列宁批评民粹主义的观点人手，指出了毛泽东同典型的民粹主义的区别。列宁曾把民粹主义的理论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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