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李敬一著
基本信息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ISBN：7307037718
·条码：9787307037717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内容简介
珞珈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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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传播学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人阐释传播学的基本原理，有人解读西方传播学派，有人从传播实务中探析规律性的东西，有人用传播方法论观察现实社会，洋洋洒洒，蔚为大观。限于学力和兴趣，我则努力运用新闻史学知识和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对中国自身的传播历史、传播方式、传播观念，尤其是对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虽未有精进，亦权当是一种学术参与。
自1993年始，我为武大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开设“中国传播史研究”课程，发现学生对这方面的课题亦饶有兴趣。1996年，拙著《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出版，各方给予了一些肯定的评价：王晨同志赐序；新闻传播学界前辈方汉奇、何微、楚崧秋、余也鲁诸先生褒奖；《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香港商报》、《澳门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书刊文摘导报》、《传播研究简讯》(台湾)等报刊发表书评，称是“与西方传播学对话”
的传播史研究方面的“填补空白之作”；此书还获得过不同层次的奖项。1998年，我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中国传播史研究"。这些，都鼓励着我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于是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试图在纷繁的史料中发现一些能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东西，这样便有了现在这本《中国传播史论》。
这本书以及我计划中的传播史后几卷，原本应该早点出版的，但因教学任务太重，终无法实现。我在武大执教已满三十二年，是学生将我“堵”在讲台上无法下来。我几乎每学期都有课，且不止一个课头。最近十几年，每年听我的公选课和必修课的学生不下二千人，及至后来把课讲到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上去了。我不能丢下学生不管而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其他的事，因为受到学生的热爱是每个教师的莫大幸福。我在做教书匠的前提下努力做一个“学者”。但是，研究中国传播史要钻故纸堆，这显然又不够时尚、不够新潮，没有多少时髦的名词，更够不上“学者”的等级，还要比别人耗费更多的时间。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校长李达有一句名言，说是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精神，意谓要耐得寂寞，不计名利。我将记住老校长的话，做一点实事，哪怕因此而寂寞终身!
《中国传播史论》是我给研究生讲课的一些专题，有的在《中国传播史》一书中已经论及，这次加以修订、补充，以求完善；有的原有初稿，由研究生帮助整理出来；有的是按照我的总体思路和写作大纲，由研究生执笔撰写初稿，如，第四章：邹莹；第六章：宋崇义；第七章：范小青；第十五章：陈治家；第五章、第十七章：欧阳询；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曾茜。全部书稿均由我逐字逐句修改审定，不少篇章曾数次反复，有的经修改后仍不满意，只得割爱。参加本书部分专题研究、起草工作的研究生还有：刘兰珍、杨慧霞、余晓莉、杜永利。邹莹协助我修订了部分书稿。
本书力求史论结合，在中国传播史的整体构架下，以专论的形式展开叙述和论证，其纵向大体勾勒出中国古代社会传播发展的历史线索，横向又以点带面，对某一历史时期的传播实践作出历史总结。书中有些问题是学界尚未涉及的，有些问题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尽量从新的视角重新加以认识。当然，这只是我的基本构想，书中论述尚不深入，有些章节我自己也不满意，这些都有待继续学习和研究，也有待方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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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史 实 论
第一章 游说诸侯——先秦口语传播的最高境界
第一节 口语传播与游说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游说活动
第三节 游说之士的传播技巧与智慧
第二章 传播的互动——采诗观风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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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第三节 对外宗教传播
唐朝的宗教政策非常宽松，使得各种宗教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宗教活动空前活跃，对外宗教交流也日益频繁。如阿拉伯人创立的伊斯兰教、波斯人创立的摩尼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等，便是在这一时期传人我国的。宗教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的反映，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附着了丰富的自然社会人文信息。作为这些丰富信息的凝聚体，宗教的传播便成为一种高度集束的、高度组织的信息交流。而对宗教的传播者而言，为传播如此丰富的信息所做的工作，其意义往往超过宗教本身。
自西汉末佛教传人中国后，不断有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求法。至唐时，由于交通逐渐便利，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仅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便有六十余人。僧人们往来于中外之间，传播的不仅是佛教信息，同时也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信息的交流。唐朝时，中外之间送经求法的佛教事务规模既大、范围又广、影响亦深，成为中外传播的重要途径。
唐西行求法僧人中，最著名的是玄奘。玄奘(公元602～664年)俗名陈神，13岁出家，28岁时便被誉为“释门千里之驹”①。因当时国内佛经体系杂乱，翻译差错又多，许多问题“莫知适从”，为“以问所惑……以释众疑”②，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三月，玄奘开始西行求法。
由于未获朝廷批准，玄奘只得偷渡出玉门关。取道伊吾至高昌，又经焉耆、库车进人中亚，越过兴都库什山，在跋涉近一年，历经千难万苦后，终于从阿富汗进人印度。他留学印度十几年，游历了北印度、中印度四十多个国家，遍览佛教经典，终于学有成就，名扬印度。公元643年，玄奘携佛经520夹、657部回国，于公元645年到达长安。不久，在朝廷的组织下，他征选各地高僧，组成规模宏大的佛经译场。在其后十九年内，译出梵文经典74部，1335卷。由于他兼通汉文梵文，译著水平很高。
玄奘西行取经更有佛教以外的意义。他的西行直接沟通了唐与中亚、西亚、南亚之间的联系，尤其增强了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唐以前，中印之间鲜有往来，玄奘赴印后，两国的交往便达到了一个小高潮。玄奘在印除钻研佛经外，还经常向印度人介绍中国，引起了印度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初，玄奘在印度，声扬五天，称述支那(中国)人物之盛”。东印度的鸠摩罗王与中印度的戒日王都争相邀请玄奘讲经。戒日王还向玄奘询问中国的情况：“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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