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生命，无限的回忆——关于传记片
岁月用时间埋葬生命，而人类用思想留住生命。每个拍传记片的导演，都希望把影片当作一次真正的人生经历来完成。不管是记录一个倾国倾城的艳后，一个孤独落寞的英雄，一个迷失与追求的科学家，还是一个痛苦挣扎的作家，一个爱欲纠缠的画家，传记片展示永远的是那段历史中一段动人的生命历程。在这历程中，传记片部分地满足了“对抗时间流逝”的需要，抓住或留下永远活着的灵魂，留下可供后人凭吊的印迹。
近期，女性传记影片热在国际影坛上悄然兴起。女性传记片正在成为电影界的新宠。究其原因，一是近年来关于男性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传记片《鹅毛笔》、《波洛克》和《美丽心灵》等不但票房、口碑皆佳，而且在奥斯卡的评选中收获颇丰，因此电影人把目光对准了女性传记片。二是因为进入20世纪以来，女性确实在社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界，女艺术家和文学家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女性的故事往往比男性有更多耐人寻味之处，因而她们的传记片更容易受到制片人、评论家和观众们的广泛青睐。有人说2002年是女性主义杀身成仁的一年，这种说法毫不为过。奥斯卡参赛影片《芝加哥》、《时时刻刻》、《弗里达》、《远离天堂》等不约而同地站在女性立场。虽然《芝加哥》仍不可避免地散发出女性身体商品化的气息，把女性当作可消费的商品，但我们仍欣喜地看到《弗里达》、《时时刻刻》所反映出的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女性主义进入冷静而深刻的思考之中。
尽管《弗里达》与《岁月如歌》一样都是以人物传记片的方式出现，表达的都是女性渴求独立的精神。但不同的是《岁月如歌》散发出一种苦涩与孤独，《弗里达》表达的是则是奔放、炽热、敏感而又自恋的情怀。
关于影片
《岁月如歌》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三个相似的灵魂在三个不同的时代里，演绎了一场直视命运深处内在关系的戏。
弗吉妮娅·伍尔芙(妮可·基德曼)，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住在1923年的伦敦郊区布鲁姆斯伯利，开始写她生前最后一部小说《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被写作的天才燃烧的同时，走在疯狂的边缘。她活在清醒的痛苦中，终日紧皱双眉，自言自语。她生活中性格孤僻，两次自杀未果，也离家出走过。丈夫在车站找到她时，她申辩生活的无意义。在这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几乎被沮丧击溃，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她给伦那德和她的姐姐各留下一封短信，在衣袋里放满了石块，便向河的中心走去……
劳拉·布朗(朱丽安·摩尔)，这是一个家庭主妇，生活1949年的洛杉矶。她有可爱的儿子，体贴的丈夫。可在平静的幸福表象背后，是一种压抑与痛苦。她正在阅读《达罗卫夫人》，这本书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天她正在准备她丈夫的生日派对，肚子里有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她却和弗吉妮娅笔下的达罗卫夫人一样，萌生了自杀的愿望。她躺在床上，体验小说中死亡的感觉，终于又在惊恐中回到现实世界。这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在挣扎着选择是为了家庭牺牲自己还是寻求个人的新生。
克拉丽萨·沃恩(梅丽尔·斯特里普)，现代版的达罗卫夫人，居住在1990年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她深爱她的朋友理查德，一个才华横溢，却因艾滋病而濒死的诗人。她没有伍尔芙的沉思和劳拉的茫然，却同样有内心深处的脆弱与无力。理查德给她起的外号也是达罗卫夫人，因为她和达罗卫夫人的名字一样，都是克拉丽萨。面对以往的感情和现实的影响，她只是平静地微笑着。
把她们联系起来的除了“达罗卫夫人”这个名字，还有女性对命运的相通感受。她们的故事交织到了一起，穿越了时空。在影片中，女人被压抑，但更多的是抗争和对自由的追寻。
在《弗里达》一片的官方网站上，对本片有着这样的介绍：“引领你进入一个终生被女人和男人渴望着的女人的一生，她的爱恨悲喜，她的艺术，她曾发生过的一切。”影片描述了已故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传奇般的一生。1925年，墨西哥城18岁的女孩弗里达从一场车祸中死里逃生，但她却始终无法摆脱后遗症的纠缠。也是在漫长的恢复期里，她产生了对绘画的兴趣，并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她结识了导师里维拉，并与他产生了激情四溢、爱恨纠缠的恋情。弗里达的一生在爱情、艺术、性与政治的漩涡中度过。她的经历，她的才华，她的毅力，她对墨西哥古老文化的热爱，成就了这样一位传奇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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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自己
17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笛卡儿说过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我在思考的时候，什么都能否认，就是不能否认自己的存在。现实中的我们都是笛卡儿的支持者。拉岗质疑“我思故我在”的合理性，将其改为“我不在我之处思考，故我不在我思考之处。”现实中的我并不是真正在思考的我，真正的我在哪里？许多人不是正在追问吗？
伍尔芙曾说过：“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真实存在于人物内心深处不断涌现的意识活动和心灵的闪光之中。“向深处看去，生活决不是‘这个样子’。”伍尔芙的小说是在一条心理路径上探寻着什么，仿佛是在找丢失很久的东西，又像是在找寻这个世界的真实去处。这样，在伍尔芙的小说中，我们看到更多的便是人的心灵和心理，而不是浮现于存在表面的行为、言谈以及表象上面的复杂。
《岁月如歌》从女性经验出发，审视的却是人性的限度，是人在一个陌生空间里的自我发现，自我寻找。女性生存的悲凉，就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缺陷与悲凉。只不过，女性更细腻，更柔婉。只有表达社会问题，女性问题才凸现出来。伍尔芙用写作表达对于内心世界的探寻，弗里达则拿起了画笔。弗里达18岁那年的夏天，一场意外的车祸使弗里达的身体千疮百孔，极度的伤痛笼罩了她。在病床上，她尝试着画画，画了第一张自画像后，她开始用画笔记录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弗里达与里维拉的结合的婚姻中有恩爱，有外遇，有怨恨，也有合作。里维拉的一生不会忠于任何一个女子。弗里达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我以酗酒来淹没我的痛，谁知我的痛却学会了游泳。” 她的大部分作品描绘的都是自己的故事，有写实的，有充满幻想的，有悲切的，有张扬的。她的画作多是她自己，描绘自己蔑视死亡的神情，无论是奄奄一息的病体，被谋杀的女人还是家族的血缘，相通的爱情。弗里达说：“他们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画家，但我不是。我从不画梦，我画我自己的现实。”袒露出赤裸的五脏六腑，令人感觉与她传奇的一生同样地惨烈。她却像一朵奋力开放不容摧毁的花朵，于黑暗中绽放出最浓烈的影像，成为一个暗藏叛逆、优雅、总是与众不同。浓重的眉毛，笼罩着一丝绪的眼神，顺直黑亮的长发中分梳开并在后脑挽一个髻使她的特征更鲜明诱惑，感性而又伤痛诱惑。
人是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的，女性努力本身并不是“男性化”、“社会化”，而是真正的女人性。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不是女性开掘的重大主题吗？女性没有自己的叙述，也就没有自己的时空。
关于叙事
在电影诞生的同时，银幕上产生了千姿百态的尤物，她们是男人们的梦想。美丽与野性融为一体的郝思佳，纯真浪漫的安妮公主，乃至当今充斥银幕的性感美女。女人们不停地向男人献媚。西蒙·波夫娃在《第二性》中说劈头一句话就说：“女人不是天生是女人，而是逐渐成为女人。”我们所认知的女人，是经过扭曲、变形的女人！不但男人在以自己的方式叙事，女性的审美也被同化，带着男人的目光审视自己，审视同性，所以有了第一、第二的区别。不知这样说会不会有对抗电影之嫌，毕竟与电影对抗就意味着拒绝了乐趣，可是不知各位是否津津乐道于被控制、被窥视的女人所带来的乐趣。
世界在变化，银幕也在变化，这其中有牺牲女性身份融入男性群体的女性（如《美国女兵》中的简妮、中国电影《人·鬼·情》中的秋芸），有不靠男人的女性如《安东尼娅的家族》中的安东尼娅一家），有与男性对抗的女性（如《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和路易斯），有颠覆两性关系的女性（如《光头六壮士》中的女性）。我不敢说这是女性的胜利，但起码是一种进步。只有成为主体，才有表达自己的可能。文化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建立的，女人要建立女性主体性也是天经地义。虽然女性长久以来处于附庸地位，但不一定要通过暴力解决。问题是女人如何把自己变成叙述的主体？如何让自己拥有认同？
用女性主义分析来电影，通常是把作者界定为一种具有明显的女性特质和企图从自身欲望出发的再现者，还要针对特定的女性观影者，并以种种经典的心理分析来阐述影片文本的操作，并以此作为自己女性独立的宣言，那就陷入了纯粹为斗争而拍摄，为争议而争议的怪圈。光是扛着“女性电影”的放大镜，最终徒劳无益。这是因为电影本身具有的冷静和坦白，同样可以为广大男性观影者接受，并没有预设任何女性的凝视或伪装。
《岁月如歌》（The Hours）改编自迈克尔·康宁汉1998年的普立策(The Pulitzer Prize)获奖小说，也是一次对弗吉妮娅·伍尔芙的小说《达罗卫夫人》的致敬。
《岁月如歌》的编剧和导演通过不同时代似乎毫无关联的三个女人，历史地截取每个人生活中的某一天发生的事——将“瞬间片段的意义”断断续续、而又最终整体地呈现。在频繁的交叉剪辑后的影像中构成了电影反情节性的叙事框架。《岁月如歌》是极具生活化的影片，它通过人物的形体语言和神态变化，透视深埋于时代边缘的人性，用以剖析这些人性在非常环境中的精神斗争。各种片断交织，三人的表情、语言以及独白交错进行，却丝毫不让人感到间断，而是产生一种很连贯的真实效果。影片挖掘了人物尤其为女性在复杂的外力作用下，由于社会生活事件的促使而产生的心灵矛盾过程。这种过程又反过来向观众提出思考，提出人的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意义。三个女性在三种相似的命运面前，面对生与死，面对痛与苦的时候，她们都曾经奋斗过、战斗过。她们都为寻求新的生活，为寻求有意义的生命而努力。她们为着自己的理想，为了一种自由在精神中不停的挣扎。影片里朴实、简洁、深刻的镜头场景，为观众开拓了一个广阔的想象和思考的视野，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完整的追逐命运的女性形象。她的灵魂深处在挣扎，在思索。生活应该学会坚强；命运由自己把握；生命更应该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好莱坞的魔力在于运用娴熟的技巧达到满意的视觉快感。将弗里达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惊世骇俗的行为拍成电影，是好莱坞的强项。好莱坞特有的戏剧化情节和导演茱莉·泰摩营造的唯美画面没有赢得欧洲人的青睐，因为影片缺乏心理的刻画，情感的揭示。女人的灵魂实在是纤细的。过分注重形式必然要以牺牲内容为代价。
18岁以前的弗里达无忧无虑，健康活泼。她有普通的家庭，亲爱的家人，她淘气，爱做恶作剧，偶而与男同学偷尝禁果。弗里达是美丽的，甚至“稍有的瑕疵也恰好增添了她的魅力”。因为她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从不循规蹈矩，从不随波逐流。车祸后第一次走在大街上的弗里达带上自己的画作，扬着头对正在作画的里维拉说：“你下来，我要给你看我的画。”这时的里维拉一定看到了弗里达眼中的那份倔强与坚定。事实上，弗里达的确让里维拉大吃一惊，在他眼里，弗里达是个天才的女人，而且只有他才知道她的天赋。后来里维拉这样评价过弗里达：“弗里达是艺术史上的独特例子，她是唯一在作品中表达女性的创造力、感觉与作用的艺术的女人。”
弗里达与里维拉终于结合了。在他们以后的婚姻中有恩爱，有外遇，有怨恨，也有合作。里维拉的一生不会忠于任何一个女子。里维拉与很多女人有染，甚至与弗里达的姐姐。弗里达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愤怒而冷静地说：“我的一生中，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的事故，一是那次车祸，二就是你。而你，是我一生最大的不幸。”尽管如此，那时候，里维拉是弗里达唯一的崇拜者，只有他知道弗里达的闪光点一定会被人们意识到。饰演弗里达的演员萨尔玛·海耶克说：“弗里达和里维拉之间有很深刻的，不为外人所了解的感情，绝不仅仅是性的关系。他们俩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语言，在一起时充满了激情，而且越来越深，最后转化为一种真爱。”
可是弗里达毕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我以酗酒来淹没我的痛，谁知我的痛却学会了游泳。” 弗里达一度放纵自我，沉湎于香烟与酒精之中不能自拔。肉体上的创伤与情感上的羁绊让她孤独、痛苦而又张扬、恣肆。她不停地说脏话，喝酒，在宴会上讲黄色笑话，唱黄色歌曲，甚至搞起了双性恋。
一年后弗里达与里维拉再度复婚，因为他们离不开对方。弗里达提出用自己卖画的钱承担一半家用，而且两人从此不再发生性关系。弗里达想换取自己的自尊，拒绝里维拉可能再次带来的伤害。因为她了解他。再婚后的弗里达苦心经营画作，在狂放的构图，绚丽的色彩背后隐藏的是内心的脆弱与纤细。她的大部分作品描绘的都是自己的故事，有写实的，有充满幻想的，有悲切的，有张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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