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搜狐新生活论坛之《全球化时代的瘟疫：中国式应对》上，公共卫生专家、传染病专家、社会学家就目前人类面临的传染病风险及国家责任、公民责任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如下——
北京协和医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在新生活论坛上发言
李志岩/摄
搜狐健康：如果要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当代社会的传染病风险，几位会如何评价？
黄建始(北京协和医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越来越高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也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风险，世界是公平的。
刘起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风险是我们共同的风险，传染病的控制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崔小波(北京市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重大传染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城市化将加剧传染病传播的速度和风险。
李楯(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社会学家)：面对风险，我们缺乏良好的制度，缺乏个人之间以共同体意识为前提的相互善待。
搜狐健康：我们现在的医学水平科技水平都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了，早已经脱离了缺医少药、对疾病一无所知的年代，但是“瘟疫”对人类的威胁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有增无减。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传染病风险的增加？
崔小波：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当我们把原始的微生物生存的环境改变之后，这些微生物需要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需要新的载体，最后就有可能找到人。所以最近三十几年来产生了三十几种新的传染病，以后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传染病出现。
刘起勇：传染病的增多是我们认识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了一个生态问题，这些病原的存在是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很多病原是在我们认识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只是我们还没有机会认识它，或者是没有机会感染这样的疾病。
另外，传染病的病原有它本身发展的规律，它是不断的在进化、蜕变，也就是说，可能有的病原是新产生的，在短短的几年或者几十年，产生了新的病原。另一方面，我们人群感染疾病的机会增多，也使疾病的风险增加了。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同在一个村子或者一个县，他的人是相对固定的，也是很少有交流的，可能有的人一辈子没有出过县。现在，我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到达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遇到病原的机会大大增加，同时，病原进一步传播的机会也被放大。从这个角度来讲，传染病的威胁确实在增加。它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李楯：刚才几位谈的我都同意，但是我们怎么做？我们退回去？再封闭起来？用“不交往”去减少疾病的传播还是往前走？
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些新病原是原来我们没有认识的，但是还有很多是由于人类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比如说现在耐药性的问题，比如说药物滥用，比如说我们给自然界其他动物的空间太小了。
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部分进步了，但同时，不管是人类社会自身还是人类社会和生存环境之间更不协调了。
黄建始：一个人的健康不是光靠医生、药品决定的。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十九、十八世纪认为医药可以解决一切健康问题的阶段，这是完全错的。三十五年前，加拿大政府发表了一个报告，指出国民的健康不能光靠医疗系统解决，而环境和个人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行为在决定人的健康过程中至少发挥50%以上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要如何来面对传染病乃至于慢性病一个正确观念的问题。
我去年六月份在瑞典参加了一个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候选人研究成果报告会，主持人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人是微生物的载体，微生物喜欢我们就让我们活下去，微生物不喜欢我们，就把我们杀死。所以我们人类在追求健康的过程中，就像李教授说的，有没有给其他物种留下空间是很重要的。
李教授还提到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战胜病毒，我个人的回答是不能的，我们肯定失败。因为我们和微生物的关系是3岁孩子和80岁爷爷的关系，他们的经验不知道比我们多多少。研究发现我们人身上有一亿亿个细胞，但是有十亿亿个微生物。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地认识环境，充分地认识我们自己。从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怎么样找到健康的危险因素，然后把它去除。什么是健康的危险因素？凡是增加得病和死亡机会的因素就是健康危险因素，这里面包括了环境、个人的行为等等。
我们能够活到今天，文明发展到今天，科学进步到今天，我们已经有能力把这些健康危险因素找出来，我们也已经有能力把这些健康危险因素中的大部分去除掉，但关键就是，我们做不做，我们能不能在观念上来一个革命，从单纯的单因单病的生物模式向多因多病的生物-社会-心理-环境医学模式转变，我们要医、要药，但是我们还大量需要心理、环境、社会方面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这样才能有一个真正的新生活。
新生活论坛之--全球化时代的瘟疫：中国式应对
观点陈述：全球化时代的瘟疫--中国式应对
微生物喜欢就让我们活下去 否则就把我们杀死
传染病风险有增无减 威胁因素已发生变化
改变观念是健康的关键 防疫情政府责任不容推卸
面对传染病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姿态？
SARS留给我们最有效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