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季刊》在1951年对“院外援华集团”进行研究时发现，“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商业的、军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都从不同的方面牵扯进来了。”
杜鲁门总统也对宋美龄等人的活动极为反感，他曾对他的夫人说，他为自己不是和那种女人结婚而感到高兴。他还说，“如果他按照她对美国的要求办理”，那他就“该死”了。根据国内舆论的要求，杜鲁门曾下令对宋氏家族在美财产进行调查。
为了阻止国会调查，蒋介石夫妇又使用起金钱手段。1951年8月，参议员布鲁斯特获悉，前白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前海军部长约瑟夫？沙利文曾以法律顾问的名义，分别从台湾的国民政府得到七万五千和五万美元的酬劳。因此，布鲁斯特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催促国会对“中国院外活动集团”进行调查。
但是，调查“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要求并不像参议员布鲁斯特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被弃了。9月，又有几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企图影响美国政策，揭露魏德迈和鲁斯与“院外援华集团”的联系，以及杜威州长和秘书被国民党政府收买的内幕。
此时，宋美龄的外甥孔令桀不无炫耀地对台湾驻美的顾大使说，他有效地对付了参议员麦克马洪和泰丁斯把他牵连到“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调查中去的企图。其实，手段不过是他先设法探听到两个议员的一些隐私，然后分别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坚持要调查，他将把他了解到的他们不光彩的历史公之于众。
如果说宋美龄1948年赴美乞援在与美国官方交涉中没有收获，那么客观地说，她在私下的“交易”中收获是不小的。她指挥着一批人拉拢和收买政界、军界、商界、宣传界和宗教界人士，逐渐形成了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台湾学者都认定宋美龄是“院外援华集团”的领导者或推动者。这个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大影响着美国远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帮助蒋介石逃脱了濒于覆灭的命运。
历史进入到九十年代，人们已不再关注或谈论什么“院外援华集团”了，但无庸讳言的是，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至今还可以看到“院外援华集团”的影子，只是其称呼已被美国记者变为“赢得朋友的台湾模式”。应该说，今天的台湾比宋美龄当年是既有实力又有手腕了。但是洞察他们的“金钱外交”，其实就是：无孔不入、不择手段在美国“政治市场”发动金钱攻势，笼络、收买政客、传媒和各界人士，使其影响美国的对台政策。他们称之为“渡假外交”、“实务外交”，就其手段来看，都不过是宋美龄当年搞的花样的翻版而已。
